来源：中国国防报

　　明代的抗倭战争既有陆地作战，也有海洋作战。在数十年的抗倭战争中，明军的海战战术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其中部分内容与陆战战术及内陆湖泊作战之术相通，部分内容则体现了鲜明的海战特色。

　　情报先行，尤重海洋地理情报

　　关于情报与战争的关系，孙子有句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陆地作战需重视情报，海战同样需充分掌握敌情，认真分析研判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在海战中，除了要对敌情、我情进行分析和比较之外，还要充分掌握天候、地形等一切与战争有关的情报。与陆战不同，海战有关“地”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指海洋的基本情况，如潮汐、水深及水流走向等水文情报。

　　抗倭将领谭纶、俞大猷、胡宗宪等都充分意识到海防情报的重要性。胡宗宪主持抗倭时，加强舰船巡逻力度，提升海防警戒水平；注意收集海洋情报，使用熟悉海情的乡兵驾驶舟船，担任向导。他还在各地建立严密的巡哨制度，多层设防，连点成线。担任巡哨任务的情报人员，也有严格的选拔标准：一是熟悉敌情，知晓当地情况；二是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三是熟识敌方人员，善交朋友。

　　明军还总结了一些研判海上敌情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戚继光的“海上相敌20法”。倭寇行动隐蔽，行踪难定，熟悉天气潮汐情况，而且非常善于化装，加之有不少奸细担任其内应，使明军难以设防。在这种情况下，反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做好防奸工作，戚继光等人曾亲自制定《伏路条约》，令三军共同遵守。当发现敌情时，伏路军官必须立即报告、迅速处置。

　　结合地形，发挥武器优长

　　倭寇虽然在东部沿海地区为祸甚烈，但明军在舰船吨位和火器性能上超过倭寇，能够在海上交战中占据上风。因此明军与倭寇交战时，战术设计既需结合装备，更要适应地形。战术与地形充分结合，明军的优势地位便能更加凸显。

　　摸清倭寇底细后，明军一面加强重要位置防守，一面抓住时机主动发起进攻。明军战船吨位大，吃水深，对于作战环境和海洋地形要求更高，将帅需深入了解航道和水文情况，认真选择作战地点。

　　战船在海面形成对抗之时，明军所贯彻的战法主要有两种：当我方船只比对方船只大，就使用战船直接冲向对手，将对方船只撞沉；当我方船只比对方船只小，则需形成数量优势，包围对手，尽量利用先进火器进攻。俞大猷将这种战法简单总结为：

　　“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

　　明军利用火器优势，积极展开进攻。戚继光说：“水战，火为第一。”这里所说的“火”，既可指火器，也可指火攻。与倭寇海上对峙，可用火器击毁对方船只，毙伤敌方人员。而双方战船距离较远时，使用火器压制对方，令敌不敢轻易在甲板上露头，明军就可乘机抵近，组织士兵攀援敌船，再以冷兵器破敌。由于战船和火器有明显优势，明军有意在海上或岛屿之间寻找决战时机。海上决战，除了能发挥自身优势之外，多少也借鉴了孙子“死地”作战理论。孙子认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士卒一旦没有退路，就会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四面都是茫茫大海，双方都处于毫无退路的“死地”，只能拼死作战。明军在兵员数量上占据优势，武器性能又胜敌一筹，这一战法有效提升了军队的士气。

　　战术合同，注重阵法设计

　　沿海明军的军种为水军和陆军，军种之间的合同战术自然非常重要。若在海岸作战，陆军主要担负冲击敌人任务，水军在沿海布置防御，打击逃窜之敌；若在海上作战，水军主要担负冲击敌阵任务，陆军则在海岸布置防御阵地，阻击逃窜到陆地的倭寇。在舟山大捷和台州大捷等几场著名战役中，明军水、陆两个军种密切配合，将倭寇击退。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的台州之战中，戚继光率军阻击倭寇。他将陆军组成一头两翼的冲锋部队，击溃登陆倭寇，同时又组织水军打击海上倭寇船队，最终全歼倭寇。

　　无论是海面作战，还是陆地作战，明军都非常注重阵法研究。戚继光的“鸳鸯阵”和俞大猷的“三叠势”，都是较为著名的阵法。在“鸳鸯阵”的设计中，队长位列最前，后排是二人手执长牌和藤牌掩护，再后排则是士兵手持狼筅和长短兵器，利用这些兵器杀伤敌人，掩护队伍向前。“鸳鸯阵”的设计理念，就是尽量使矛与盾、长与短等各种兵器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种兵器效能，同时有效将士卒捏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更加牢固的整体，像鸳鸯一样“生死相依”。这种阵法在强调队伍整体性的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优长，并能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调整变化（可变换成“两仪阵”或“三才阵”等），从而实现兵器和士卒的高效结合，进可击敌，退可自保。在台州大捷中，戚继光就使用“鸳鸯阵”成功挫败倭寇，戚家军从此声威大震，这一阵法也渐为人们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