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中美竞争、对华政策等话题接受专访。值得注意的是，沙利文坦承，美国政府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认为能够通过美国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体制，“但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并不是要让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舆论场中不乏讨论之声：如何看待这一罕见表态，结合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合作、对抗”的总框架，未来其对华政策将遵循什么方针？

　　热衷改变他国体制是美国的基本政治思维。究其根源，主要涉及基督教的传教心态和美国消除外部威胁的安全观。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也没有避讳改变中国体制的想法。

　　比如，克林顿执政之初，就在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指导下将促进民主、人权与自由市场经济置于国家现实利益之上，导致中美关系经历短暂的摩擦期。着眼于此，克林顿政府转变策略，于1996年正式出台全面对华接触政策，期望在“正常交往”的背景下协调美国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向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演变过程。

　　直到特朗普上台，对华鹰派占据美国决策核心，遏制手段频出，中美间各领域的竞争性与矛盾性凸显。目前，美国政界与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仍在进行激烈讨论，其中占据决策主流一派的基本观点可表述为：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没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高估了自己决定发展道路的能力。

　　但必须看到，如今他们所言的不寻求改变中国，并不意味着美国政治精英们真正接受了中国体制，而只是承认了从外部撼不动中国体制的现实。沙利文在解释中说，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目标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一个两个大国都能有操作空间的国际体系，但这种“共存”的条件应该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由此可见，虽然采取了更“委婉”的语气，但美国秉持的，依然还是干涉中国内政、指责中国体制“异类”、粉饰美国肆意插手亚太事务行径之心。诚如观察者所言，促使美方做此调整的是中国的不断成功和更加政治自信。我们不必对美国“示好”期望过高，关键要继续保持定力和发展势头，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

　　事实上，此番表态也确实并未影响美国对华进行围堵、打压等实际敌对行为的烈度。仅本届国会就出台了300多项反华议案，美方还将90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种单边制裁清单，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在疫情防控、台湾问题等方面，美方仍在肆意政治化操控。本届美国政府能否做到彻底抛弃“改造他国”的幻想，回归理性、务实管控两国关系的外交轨道仍有待观察。

　　总的来说，“美中长达半个世纪的接触时代已经结束”，此届政府对华政策评估接近尾声，一种新的对华总体方针——“竞争性共存”基本确立。

　　以更大视野来看，这么多年来，美国不仅在改变中国体制上碰了钉子，在其他国家那里也不成功，反复证明其根本没有资格充当他国的教师爷。

　　与此同时，美国深陷国内治理危机。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联邦政府累积的债务，不断削弱着美国政府的治理效能；困扰美国社会已久的贫富差距、种族矛盾、民粹主义、枪支暴力等痼疾正在催生新的危机。美国与其整天盯着别人，不如先管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