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今天（21日）用两个版面刊登专访：12个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故事。来看看这些新疆同胞们倾吐在北京的生活、困惑和对反恐的看法……他们都被汉族人视为朋友，但在北京生活却遇到很多“区别对待”，出租车拒载、搬到更包容的少数民族社区居住等等，他们在适应着汉族圈，也希望自己能被包容。对待暴恐分子，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取消“两少一宽”政策，对罪犯“该毙就毙”。

　　以下为《环球时报》报道：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

　　“我是中国人”

　　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编审，来自乌鲁木齐）：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库尔班江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

　　艾尼瓦尔（男，62岁，餐饮业者，来自乌鲁木齐）：是的，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达伍提（男，39岁，个体户，来自喀什）：我有3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17日，达伍提（左）和他的兄弟坐在他开的餐馆前。

　　穆妮热（女，23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来自乌鲁木齐）：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

　　最伤心不被包容

　　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阿孜古丽（女，40岁，餐饮公司管理人员，来自乌鲁木齐）：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女，37岁，个体商人，来自乌鲁木齐）：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店办入住后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问吗？警察直接说不是，主要查维吾尔族人。

　　麦尔丹：（39岁，个体商人），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办护照问题。在新疆基本上办不了护照。我爱人的护照过期了，回新疆重新办，找了很多关系，整整用了两年多才办下来。

　　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

　　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事，但民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买买提明（男，33岁，伊斯兰教经学院老师，来自喀什）：我是2001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05年到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男，32岁，《中国穆斯林》杂志社编辑，来自和田）：我也是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很多政策都有调整空间：“两少一宽”政策应取消

　　热汉古丽：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也应调整。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经过多年发展，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孩子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条件下跟汉族孩子一样参加考试。而在喀什、和田，经济、师资力量、民众的汉语水平不能跟乌鲁木齐比。我觉得给少数民族加分应该改成给贫困地区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读两年汉语预科，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学生纯属浪费时间，对喀什、和田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应该根据汉语水平考试来安排一年左右的预科，这才叫实事求是。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2012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教学，更令人堪忧。

阿孜古丽在北京的新疆饭店工作

　　阿孜古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1997年出生，当时我们家住新疆公安厅旁边，我们把她放在公安厅幼儿园。班里40个孩子，20个维吾尔族，20个汉族。有一天幼儿园开家长会。会上，老师问孩子们以后上什么学校，汉族学生全部举手说上汉语学校，维吾尔族学生说上维吾尔族学校，唯独我们家女儿说要上汉语学校。老师问为什么？她说，上汉语学校有馕吃，上维吾尔族学校没馕吃。孩子说的是真实的感受。

　　麦尔丹：确实是这样。许多维吾尔族人喜欢到外地，是因为在新疆之外，维吾尔族的就业机会反而比在新疆多。在新疆，虽然有各地援建的各种大工程项目，但这些项目使用的员工多数是从各地区过去的。我觉得对于这些投资项目，可以跟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一样，规定必须有百分之多少是当地员工，解决当地就业。

　　热汉古丽：在宣传上，我希望能够多用一些本民族的声音进行宣传。我是维吾尔族，同样宣传一个东西，维吾尔族同胞更愿意听我说话。我建议多发挥维吾尔族人的作用，要打消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敢说话。另一方面，也应多出版一些关于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出版物。人们很少知道维吾尔族的历史、新疆的历史。在中小学教科书里，除了阿凡提，没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物出现。有谁知道阿凡提实际名字是什么？有谁知道曾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作——《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出自于维吾尔人之手？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早已被联合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