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在土耳其附近，而你们（译者注：美国）不在。只要枪声一响，火箭就会起飞，到那时候悔之晚矣。”赫鲁晓夫所说的战争，是指土耳其在西方的支持下对叙利亚动武。应枪声而起的火箭自然是对土耳其的威胁，要知道当时正好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当时土耳其可能要对叙利亚动武？为什么可能爆发的叙土战争会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关注，甚至以武力相威胁？

“三战”的边缘？

谈到今天的叙利亚内战，人们普遍会从博弈的视角看待俄罗斯对阿萨德政府的支撑。其实就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而言，1957年的大马士革政坛就足以令西方和亲西方的地区国家焦虑不安了。而且与今天不同的是，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博弈还充斥着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也正是对所谓“共产党接管”叙利亚的担忧。

自1950年代中期，华盛顿就愈发担忧叙利亚的“激进化”倾向。对内，叙利亚左翼力量强大。对外，叙利亚和埃及一样，与苏联保持紧密的关系，接受其军事援助。而且两国都于1956年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开阿拉伯世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之先河。当然也门王国在1956年也同中国建交，但外交关系只是公使级。

1957年8月6日，苏联和叙利亚签订了贸易协定，以帮助左翼力量应对恶化的经济形势。苏叙协定甚至令作为左翼力量的复兴党以及埃及总统纳赛尔都为之不安，更遑论西方。但接下来的事态只会令华盛顿更为沮丧。12日，叙利亚官方宣布美国大使馆官员参与颠覆阴谋，尤其是二等秘书斯通(Howard E. Stone)等人，并于次日责其24小时内离境。对此，美国方面则驱逐叙利亚驻美大使，以示报复。15日，被美国一些官员怀疑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同情者”的比兹里被任命为叙利亚总参谋长。对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叙利亚的局势已经让人“完全不可接受”，并准备以必要手段防止“共产党接管”。

和美国一样，叙利亚的邻国也普遍警惕叙利亚的政治走向，其中反应最为强烈的就是土耳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支持下，土耳其向本来就很敏感的土叙边境增兵，土叙两国关系异常紧张，互相指责对方威胁自己的安全。到了10月，两国已经发生交火事件。赫鲁晓夫对土耳其的火箭威胁就是以此为背景的。

对于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本来就暗中向土耳其和约旦运输军备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自然以同样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应。10月25日，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发表联合声明，视苏联对土耳其的威胁为对整个北约的威胁。按照北约的集体安全原则，这就是暗示美国不惜以战争保护土耳其。但姿态毕竟只是姿态，虽然此时的美苏关系因为此前一年的匈牙利危机再次恶化，但避免与苏联的直接对抗是最起码的底线。14日，副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 Herter)在给杜勒斯的备忘录中就表示，如果土叙开战，苏联出于信誉考虑就必须援助叙利亚，如此就会把两个超级大国带入战争边缘。同样，苏联的姿态也只是姿态。所以在美苏的斡旋下，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撤销了对土耳其的指控。11月，在苏联的压力下，土军从叙利亚边境撤出，历时3个月的危机收场。

的确，这场危机让美国看到了与苏联直接发生军事对抗的危险，但危险毕竟远没有成为现实。有的学者认为与古巴导弹危机相比，这场危机普遍被通史类的冷战史著作所忽视。而这种忽视或许也反映出美苏两国对危机的克制和谨慎。而且，叙利亚问题在两国关系上远没有五年后的古巴问题那样敏感。所以，1957年叙利亚危机的意义或许也不应该过分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相联系。而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地头蛇”和美苏这两条“强龙”的关系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相当微妙。

埃及的“东征”传统与西方

在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之时，援助叙利亚的埃及军队于10月13日在拉塔基亚登陆。1957年的叙利亚危机如同今天一样，博弈的棋手不仅仅是莫斯科和华盛顿，还有地区强势国家。而今天对叙利亚内战无暇顾及的埃及在当时恰恰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地区棋手。凭借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赢得的威望，埃及总统纳赛尔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为当时无数阿拉伯热血青年所景仰。

历史上，埃及（或是定都于今天埃及境内的国家）向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的军事征服之盛，堪称传统。早在上古时代，埃及的法老就多次兴兵东征，其中最著名的或许莫过于新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王国在亚洲的争霸政治。后来的卡迭什之战迫使双方罢兵言和。到了中世纪，埃及由东罗马帝国的行省变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但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埃及逐渐独立化，尽管名义上还尊奉巴格达的哈里发。到了公元10世纪，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在埃及建立，其统治者自称哈里发，挑战巴格达逊尼派哈里发的地位，并举兵东进。但出身于今天提克里特（也就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故乡）的萨拉丁推翻了法蒂玛王朝，建立了阿尤布王朝，重新尊奉巴格达的哈里发。但阿尤布王朝也积极经营自己在地中海东部的地盘。后来把持埃及的马穆鲁克（指奴隶出身的军事领袖）还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一带打退了蒙古人的进攻。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埃及，但马穆鲁克对埃及依然有强大的控制力。1798年，波拿巴（也就是拿破仑）率领法军试图占领埃及。虽然这次征服没有达到目的，但却给埃及的未来带了巨大影响。出身于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官员穆罕默德·阿里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借力打力，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曾出动海军帮助过宗主国奥斯曼，但随着野心的膨胀，埃及军队挥兵东进，在叙利亚一带屡败奥斯曼军队，甚至一度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当然，在英国的主导下，英国和奥地利海军威胁埃及，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像放弃叙利亚等地，屈辱就范。

无论穆罕默德·阿里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是否能为中东伊斯兰世界整合出一个朝气磅礴的崭新强国，这个进程已经被西方列强无情阻断了。这就说明最晚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强国已经成为影响中东政治格局走向的参与者，甚至还是最直接的塑造者。到了冷战时代，互相竞争、排挤的美苏两国同样影响着当时中东的政治格局。而高举阿拉伯统一旗帜的纳赛尔，也同样扩展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如此，一盘既熟悉又些许陌生的棋局摆在了开罗决策者的面前。

势成鼎立：两极格局与地区“霸权”的遭遇

无论纳赛尔的本意如何，一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其阿拉伯统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西起卡萨布兰卡，东及波斯湾的帝国。杜勒斯等人甚至多次将纳赛尔比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罗在美国人心中的“野心”甚至还曾来源于埃及人自己。

1958年1月10日，埃军驻叙利亚的一位中校军官在宴请美国驻阿勒颇副领事时表示，埃及抵制苏联和共产党在中东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外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这是我们成为大国的唯一途径”。如此露骨的表达，笔者目前还只见过这一次。不知道这位中校的表达是否经过上级授权，但这反映了此时关系紧密的苏埃关系在中东地区也同样存在竞争关系，就如同两者分别同西方的那种竞争。而且要知道，一年前提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所说的“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在很多人来看就是影射埃及。国际政治中敌友关系之无常，可见一斑。

纳赛尔亲苏的同时，也担忧叙利亚与苏联走得太近，甚至试探性地与美国有所沟通。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是有所认识的，这也为日后双方权宜性的合作奠定了一部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纳赛尔对叙利亚的所作所为就会是美国喜闻乐见的。如果说约旦和黎巴嫩等亲西方国家的动荡反映了华盛顿和开罗之间的斗争，那叙利亚问题反映的则是华盛顿、开罗和莫斯科的三方角逐。尽管开罗方面颇为灵活，亲苏之时，又时而亲美，但三方的矛盾却是难以从根本上调和的。

艾森豪威尔曾说，如果没有以色列问题，那么局面肯定要比当前“三方角逐”(three-cornered struggle)的状况要好。虽然这个词是艾森豪威尔后来就阿以问题提出的，但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也非常恰当。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苏埃之间在叙利亚的纠纷，也收到了埃及方面的橄榄枝，但并没有立即对纳赛尔投桃报李，而是依然对其采取猜忌、观望的态度。在埃及军队抵达拉塔基亚两日后，美国近东司官员在与加拿大官员会谈时认为纳赛尔出兵叙利亚会增加地区紧张，无助于美埃关系的改善。11月4日，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里特朗(William M. Rountree)在给杜勒斯的备忘中表示，不要让纳赛尔以为美国会欣赏他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

到了1958年初，在叙利亚军方的推动下，埃及和叙利亚宣布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把解散叙利亚一切政党作为接受合并的条件，进而压制叙利亚共产党，限制了苏联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出于遏制苏联的全局性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自然接受了阿联成立的事实。但其决策者也同样把阿联的成立视作纳赛尔对叙利亚的统治，认为就长期而言，纳赛尔对叙利亚的控制也是有背于西方利益的。毕竟，伊拉克的石油需要通过叙利亚境内的石油管道输送。所以，即便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出于抵制苏联的共同利益，华盛顿与开罗的关系走向权宜性的合作，但美国仍然希望叙利亚能逐渐摆脱开罗的控制。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场叙利亚纠纷和今天的叙利亚内战有一个共同点，即博弈并不仅仅是外部大国之间的游戏，也不单单是地区大国之间的争斗，而是一盘由地区内外棋手共同参与、恩怨交错的棋局。笔者并不能断定纳赛尔的本意是什么，但开罗在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因此与美苏产生的纠纷却是真实存在的。

在叙利亚危机期间，表面上埃及与苏联站在一起，对抗西方和土耳其，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极化” (polarization)格局。但危机背后所折射出的苏埃矛盾和美埃矛盾说明这场博弈很难用这种表象或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种简单思维予以解读。要是真如杜勒斯所言，纳赛尔欲渔利于美苏之间的互斗(play one power off against another)，那就很容易用现实主义政治中唯利是图的思维去理解华盛顿－开罗－莫斯科三方关系的不稳定性了。(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