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越战争中，按照解放军的最初计划，有一支部队由云南方向横穿老挝北部，迂回越南西北，攻克越南西北部重镇奠边府，配合昆明军区主力歼灭西线越南第二军区主力。按照该计划，当中国军队出现在越南西北部，向南即是越南首都河内身后，此时想必越南唯一能够想到的是“灭国之战”，真的会从柬埔寨撤军北上河内。但这一计划最终被取消，原因至今仍隐藏在历史中。

在作战计划中，计划抽调成都军区步兵50军、武汉军区步兵54军参与迂回作战。

武汉军区54军161师是在1978年12月下旬在湖北天门市沉湖农场开荒种田时接到的作战命令。军区指示，各部队立即返回原驻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还向该师传达了“为应对当时越南不断对我国领土及边防居民进行武装挑衅事件，军委命令准备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的精神。

随后，161师返回河南焦作驻地进行战前准备，并从兄弟部队和地方部队抽调人员按照全建制满编甲种师编制扩编到12，000多人。1978年12月18日至20日，161师分乘23个专列由焦作及周边几个县镇出发，于2月21日至23日在广西凭祥以北夏石公社集结。2月26日接广州军区前线指挥部命令，配合55军参加谅山战役第二阶段作战，随后陆续从凭祥友谊关以北浦寨附近的15号界碑出境参战。

成都军区50军149师师长1979年2月24日领受任务，26日正式接到成都军区步兵13军作战命令，歼灭沙巴地区之敌即西线战场越南王牌师316A师。

也就是说，50军、54军都是在战争已经打响十天后的1979年2月26日才进入越南参战。按照一些资料披露，两军是在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第二批参加对越作战的部队，分别担负东西两线战役预备队的重任。50军149师配属西线作战，50军148师、150师与54军配属东线作战，其中150师直到中国宣布撤军前才被允许进入越南掩护撤军。

不过后来解放军取消了这一计划，原因是：

首先从战略上来讲，迂回作战有使战争扩大、失控的风险。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苏的相互牵制使中越边境局部战争成为可能，但前提是控制在边境范围，使之成为一场“有限战争”。中国军方对这场战争的定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有限目的，有限时间，有限地域，有限规模’的边境局部战争。”

而当军队绕道老挝出现在越南西北部的奠边府，如果军队南下将直接威胁越南首都河内身后，这样想让越南认为这不是一场“灭国之战”很难，战争有失控的可能，局部战争有转向全面战争的风险，这是包括中国在内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从军事上来说，这样的迂回作战超越了中国军队当时的能力。

美国中央情报局1976年11月11日《关于中国的防御政策和武装力量的评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防御大陆免遭大国进攻的能力是充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防御较弱的国家的进攻。最终能够使超级大国的常规地面入侵陷入僵局。然而，由于缺乏活力、机动性和后勤支援，中国向国外投放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中国军队的机动能力、后勤保障能力不足以保障迂回作战，东线41军121师在穿插过程中就因后勤线被切断，全师饿肚子一周时间。

加之越南的全民皆兵及游击战，参与迂回作战的50军、54军，既要保障后勤线安全，又要在进攻作战中集中优势兵力，两个军6个步兵师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而整个中越战争中国几乎抽调了南部的昆明、成都、广州、武汉四大军区全部的野战部队，剩下的南京军区、福建军区监视台湾，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防御苏联，济南军区作为预备队都不能动，中国军方实际能够调动参战的野战部队已经没有了。此外，中国的海空军尤其是空军也不足以保障中国野战部队的空中安全，因而中越才在空中达成了默契，双方都不投入空军参与地面作战，中国虽出动空军但也仅在边境附近巡逻。

再者，从越南方面来说，作为中国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越南对于中国军队运动战中的穿插能力印象极深。

因而越南的作战计划中对中国的迂回穿插作战非常重视，在边境作战中将地方部队摆在第一线，精锐的野战部队放在第二线，以防止被中国军队迂回穿插包围歼灭。实际作战中，中国步兵的迂穿插作战时常遭遇越南的游击战，效果并不明显，比如50军149师穿插歼灭西线越南主力316A师就未能达成。此外，越南军队并不适应大兵团作战，一旦作战不力即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中国军队很难对越军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难以达成歼灭越南北部第一、第二军区主力的目标。中国军队在攻克谅山、高平等地后以及撤军过程中，实际上主要任务都是肃清已占领地区的残敌。

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战略上的考虑可能是取消迂回作战的主要原因，后勤保障等只是次要的，毕竟我们有“不惜一切代价”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