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总师的“超值人生”

　　■解放军报记者 贺逸舒

　　人物小传

　　史仁杰，航天科工集团某研究所“回收一号”雷达总设计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东方渐露鱼肚白，都市街道热闹喧嚣，这是北京早晨6点的景象。学生、上班族、晨练老人，构成都市一道充满活力的风景线。

　　史仁杰也是晨练老人中的一员。置身于人群中，你很难分辨出他和别的老人有什么区别。花白的头发、零星的老人斑、干裂的嘴唇……谁能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多次为神舟飞船保驾护航的“回收一号”雷达总设计师。

　　今年80岁的史仁杰已经退了休，还坚持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早晨6点起床，锻炼半小时，再学习1小时，然后开始工作。正是这种严于律己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让他拥有了一个超值的人生。

　　△照片提供：崔功荣

　　“人一生的价值大小，在于为祖国做了多少贡献”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出生在贫穷佃户家的孩子成长为全国闻名的雷达专家？答案写在他不凡的人生经历中——

　　史仁杰在航天领域取得了多项成就，主持研制的“回收一号”雷达多次为神舟飞船保驾护航，因此他获得了数不胜数的荣誉。

　　在史仁杰的工作生涯中，他一直铭记第一个荣誉。刚入职不久，史仁杰被选派出国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光荣入伍。在学习之余，史仁杰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共108页。“我学的是俄语，当时看了10大本俄文笔记。”史仁杰比画了下高度，大概有4本《牛津词典》摞起来那么厚，“参考了54本书，108篇文献。”

　　这篇文章完成后，史仁杰荣立三等功。这是他的第一个荣誉，是组织对他工作的肯定，也是一种激励。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我们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史仁杰说。

　　生于新时代的我们很难体会到，新中国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对史仁杰来说，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沉重。

　　史仁杰生于一个贫穷的佃户家庭，每到年关地主来收债，他都会被母亲抱在怀里，跑到山里躲债。呼呼的风声、地主狗腿子的吆喝声、母亲无助的哭泣声，成为他幼时的记忆。贫穷，让史仁杰差点因为交不起一斗米的学费而退学。以至于后来，史仁杰看《白毛女》时，总会回忆起儿时的家境艰难，看一次哭一次。

　　溧阳解放的那一天，史仁杰记忆深刻。1949年4月25日，天有些阴，细雨蒙蒙像一层纱笼罩着田野。史仁杰的二哥带着他去迎接解放军。

　　随着溧阳解放，地主被打倒，他家分到了十几亩地，父母欣喜不已，晚上在油灯下一遍遍地翻看土地证。

　　新中国成立，让穷苦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从此，共产党人的信仰，在他心中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走进军工战线的他誓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中国雷达事业奉献一生。”

　　事实上他做到了。从青葱少年到耄耋老人，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雷达事业。

　　“干工作不是一件苦事难事。”史仁杰始终这样认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干事业干出成果，这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他常说：“人一生的价值大小，在于为祖国做了多少贡献。我干了不少事，我的人生也算超值了。”

　　凭着不放弃、不服输的劲头，从中专生一路成长为雷达总师

　　1958年，航天科工集团某研究所成立。不久，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科技人才。当时，史仁杰学的是比较“稀罕”的雷达专业，中专毕业后，他很幸运地来到了这个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只有0.4%的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也就是说，大概1000个人中，只有4个人上过大学。

　　如果是在老家溧阳，拥有中专学历的史仁杰可以说是“香饽饽”。但是在这个群英荟萃的研究所，史仁杰没有任何优势。

　　“当时我是所里学历最低的。”史仁杰回忆说，后来当上研究员、总师，是同事支持帮助和自己努力奋斗出来的结果。

　　史仁杰给自己定下每天学习5小时的计划，他严格按计划执行。这一执行，就是一辈子。

　　史仁杰学历不高，组织给予了他很多帮助与支持。刚到所里不久，组织便交给史仁杰一项全新的科研任务。这令他既感动，也感到“压力山大”。

　　根据任务需要，他被派出国学习，学的是最新的设备技术，史仁杰格外珍惜这次机会。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一边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一边熟悉设备使用。“后来，我对设备再熟悉不过，闭着眼睛都能操作。”

　　史仁杰的工作方式是想到一个好点子，便马上找资料。久而久之，他便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那时候的检索方式不像现在这么便捷，没有电脑检索，只能人工查找。史仁杰就靠着图书馆的检索手册，查阅相关资料。

　　几个月后，史仁杰发现“总是依靠图书馆的检索手册，既费时又费力。”一来二去，史仁杰萌生一个念头：整理一本自己的检索手册。

　　说干就干。从那以后，他每次找到需要的资料，就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资料的题目、所在书籍的页数及放置位置。久而久之，他便有了一本10多万字的检索手册。

　　这种学习劲头在他多年工作中始终保持。学习英语时，他买了一本《简明英语教材》，对照课本自制了长10厘米、宽2厘米的单词卡，正面写单词，背面记汉字和拼音。他把单词卡塞进兜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上班走路他在背，甚至连吃饭也要背上几个。

　　没有人教他怎么读，他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发音。他笑着说：“我学的是哑巴英语，只会看不会说。”他采用循环记忆法，给自己制订每天背30个单词的计划。坚持了2年多时间，他就可以看懂专业内的英文资料书籍了。后来，他通过了单位组织的英语水平考试，顺利拿到了合格证。

　　史仁杰凭着一股不放弃、不服输的劲头，从一名普通的中专毕业生、一位基层的技术人员，一路成长为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直到总师。

　　他拓展了生命的宽度，更延伸了生命的长度

　　有句话讲，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改变它的宽度。

　　而史仁杰的一生，不仅拓展了生命的宽度，更延伸了生命的长度。在多出来的时间里，他散发出了更多的光与热。

　　“为什么说我的人生超值呢？医生说我只能活到65岁，但手术成功了，我又多了十几年，又有更多时间为祖国作贡献。”

　　史仁杰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通往成功的路上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年轻时，脾脏肿大让他当飞行员的梦想破灭，他不得不切除了脾。工作后积劳成疾，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在多年的雷达研制过程中，他老毛病时常发作，劳累时疼痛难忍。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放下工作。就连一向支持他工作的妻子，也开始担心起来，“工作，你成天就知道工作。”

　　其实，史仁杰并不是一味地只知道工作而不爱惜自己健康的人。他认为，只有身体健康，有了“革命的本钱”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2004年，史仁杰被确诊为肝癌。他向所领导报告病情时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准备做肝移植手术。如果不成功，我就走了，也不遗憾。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要我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如果手术成功，我就再干几年，为国家多做几件事。”

　　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第二年春天，身体刚刚恢复的他便投入到工作中。这一年，行业里有一个新产品的研究计划，专家们经过一番调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一家经验丰富的研究所去完成。

　　史仁杰觉得本所可以，他找专家沟通：“我们一定会搞出符合你们要求的产品。”

　　回到研究所以后，所领导认为这项研究风险太大。

　　“我认为值得争取。”史仁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对企业发展来说，永远是逆水行舟，只有敢于迎难而上，才能有大突破、大发展。

　　经过多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上！

　　史仁杰和同事们反复修改方案，进行各种评估，前后做了6次报告才得以通过。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史仁杰说，那天凌晨5点，结果出来了，研究所拿下了这个项目。后来，经过3年的艰苦攻关，他们完成了这个高难项目的研发工作。

　　史仁杰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自己的生命，并让余生格外光彩绚烂。

　　“我下一个目标，是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也就是2021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一定努力。”史仁杰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退休后，史仁杰依然离不开他挚爱的事业。他利用点滴时间，撰写出一部60万字的文集——《超值人生》。“这部文集为我一生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位80岁的航天人，在他有限的时间里，实现了超值人生。

　　本文刊于2019年5月24日《解放军报》

　　“军工世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