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二、鼠疫说

解放以后，有不少专家重新检视这次瘟疫，他们结合现代西医理论，对李杲的内伤说提出了质疑：饮食不节，导致的身体损伤，怎么可能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内造成上百万人的死亡呢？瘟疫的元凶一定是某一种烈性的传染病，很可能就是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导致的烈性传染病，由老鼠通过跳蚤传染给人类，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3-5天即可至人死亡。13、14世纪让欧洲人死了大半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欧洲的黑死病，是由蒙古军队带来的，而汴京大瘟疫也和蒙古人密切相关，蒙古草原上的土拨鼠就是鼠疫杆菌的自然宿主。汴京大瘟疫，可能就是欧洲黑死病的序曲。

从症状上看，汴京大疫的患者“发热”、“嗽血”、”呕吐“，而肺鼠疫的临床症状里就有“高烧寒战、胸痛，咳痰、痰为粘液火血性泡沫状态”，于之颇为相似。

在蒙军撤围之后，汴京解严，民众走出城外，接触到了蒙古战马留下的跳蚤，或者敌军病死士兵的尸体，从而把鼠疫杆菌代到了城内，引起了恐怖的鼠疫大流行。

但是鼠疫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鼠疫按症状有分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其中腺鼠疫有明显的淋巴结肿大现象，而肺鼠疫不一定有。但如果是上百万人的鼠疫流行，其中必定存在大量的淋巴结肿大的病人。可是在“汴京大疫”中，却没有类似症状的描述。肺鼠疫的病人，因为呼吸困难身体缺氧，皮肤还会发黑。可是这一明显的症状也不见于记载。

另外鼠疫病人一般发病后，很难活过5天，可是汴京的患者则是”旬日必死”，能撑上个10天左右。这也不相同。　三、传染性肝炎说和钩端螺旋体病说

也有专家认为汴京大疫属于传染性肝炎，原因如下：

首先，发病率高，短期内在一地聚集性感染，符合传染性肝炎的特征。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就在2个月内，造成30万人感染。

其次是发病时间在蒙古撤军之后，城内粮食跟上了，饿坏的军民开始放开大吃，符合肝炎通过食物传播特点。

另外，据一些病人“结胸发黄”，类似肝炎黄疸的特征，“发热”、“呕吐”也是肝炎的症状。

但是肝炎说也有问题，记载里，病人多痰、咳嗽、呼吸衰竭，这一病征和肝炎不太切合。病人复杂的症状，应该是一种急性的全身性疾病。有学者认为是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是宜中螺旋形的细菌，菌体一端或两端弯曲如钩。钩端螺旋体病的临床表现是发热、头痛，呼吸系统上出现咽痛、充血，消化系统上呕吐、腹泻、恶心。发病到中后期会出现肺出血、心肌炎、肾炎、呼吸衰竭、黄疸等现象。和汴京大疫的病症描述十分切合。

但是，判断肝炎和钩端螺旋体病的依据里，都有一条，就是“黄疸”，根据的是“胸结而黄”。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古书上说的“内结而黄”，是在病人服用了巴豆等药物之后的表现，是用药失误的副作用，并非是自然病程的反应。故而不能以发黄，来推断此病为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病。　　五、真性伤寒说

还有专家认为，病因为”真性伤寒”（typhoid fever），此出伤寒和前文的中医伤寒不同，说的就是西医的由细菌引起的伤寒。伤寒多发病于春夏之际，时间点和汴京大瘟疫对的上。伤寒死亡率极高，传染性极强，也和汴京大瘟疫相同。伤寒的临床表现有乏力、畏寒、发烧、咽痛咳嗽，符合“燥热、痰结、恪守、咯血、气虚”的特点。伤寒会造成腹痛、腹泻，和李杲的描述的”胃气亏欠”类似。

但是伤寒病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部分患者面部会出现红色的斑疹，称之为“玫瑰伤寒疹。”汴京大疫感染了上百万人，应该有不少人脸上长了玫瑰疹，而这种明显的病征却没有在古籍中被提及。这便是伤寒说的存疑之处。

五、结尾

除此以外，对于汴京大瘟疫，还有流感说、流行性肠胃病说等说法，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和历史记录完全切合。毕竟医学临床确诊，需要面对实际病人，做出多方面科学的综合判断才行。现代医学专家，又不可能穿越到过去给古人看病，只能依据书籍推断，故而对汴京大瘟疫的说法莫衷一是了。

尽管现代的我们找不到800年前大瘟疫的元凶，但是汴京大疫的造成百万人死亡的诱因我们还是知道的。金哀宗汇集了数百万人集中到汴京，造成城市人口的超级聚集，战争时期，饮食无节、精神焦虑紧张、尸横遍野、加上政局动荡，行将就木的金政府拿不有效出防控手段，使得一场大灾祸在所难免。

文：大型狮子

参考资料：

【1】《内外伤辨惑论》【金】李杲

【2】《中国医学史略》范行准北京出版社2016

【3】《也论汴京大瘟疫的诱因与性质》王星光、郑延午历史研究2019.2.25

【4】《甘温除热法管见》崔文成中医杂志1994.8.15

【5】《中国古代主要传染病辨异》马伯英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3

【5】《关于东垣外伤类似伤寒的我见》牟允方中医杂志1962.11

【6】《1232年汴京大疫探析》李中琳符奎医学与哲学2008.6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蒙古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屡次南犯。金军与蒙古军交锋，几乎是屡战屡败，被迫将都城由中都南迁到了汴京，以求苟安。但这次，南下扫荡，志在灭金的蒙古铁骑，又将汴京城围得水泄不通，大金国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金哀宗做出最后的垂死挣扎，“末帝亲出宫，巡四方劳军，故士皆死战”他将城外军民将士家属、南渡逃亡的难民、周边州县的军民全部集结至城内，集中全部的力量做最后一搏。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此时的金朝政府已经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强有力的防疫措施，能做的不过是“令诸生监宋军士饮食，视医药”。瘟疫的蔓延，让劳动力大量损失，随即又爆发了“人相食”的饥荒，士兵们甚至杀死军官逃出“死城”。

金政权在饿殍遍地，人粮殆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逃出汴京逃往蔡州，1233年3月，蒙军攻克汴京，1232年1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汴京大瘟疫”可以说成了压死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次压垮金国的大瘟疫，究竟是什么病导致的呢？

一、当时的中医看法

探讨要研究这场瘟疫，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当时记录，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三，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中医里的伤寒和西医由细菌感染的消化道疾病伤寒不同，指的是所谓“外感热病”，即发热引起的急性病，多半为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医生们应对多痰咳嗽的病症，开出了去湿化痰的南星半夏，可是却越治越坏。当时著名的医家李杲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在他的著作《内外伤辨惑论》里详细地论述了这次瘟疫，他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金末大诗人元好问，当时也困守在汴京城中，他对李杲的说法深以为然，把这次瘟疫称为“壬辰药祸”，就是误诊给药错误带来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