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转机，4年去了3次马来西亚，而这次旅行给我带来的没有丝毫的兴奋感，反倒有些许失落。当地地接在酒店和接送服务中出现了极大的失误，险些毁掉我的旅途，而这4年里，吉隆坡的衰败更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2013年第一次去吉隆坡，给我的印象虽然谈不上发达，但当地人悠闲的生活状态让我很有共鸣感。

2014年在吉隆坡转机，特意停留了3天，去了马六甲，并和当地华人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给我的感觉呢，华人对我们的态度比以前好了很多，（之前对台湾游客明显好于大陆游客）也会和我们聊一些社会问题，比如马来族会比较打压华裔，但大家思维的方式还是存在较大的代沟。

而这次带父母们去马来，有几件事情让我感触特别深。在吉隆坡的SOGO购物时，一位华裔大姐主动走上前来问我父母我们是否来自中国，在得到肯定回答后，特别的激动，她说她是第三代华人了，虽然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却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她特别喜欢中国人，和我父母唠了半天家常。

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又有一个华裔和我们主动打招呼，他姓邓，这两年去过广东，他也感觉中国变化太大了，太强了，特别的自豪。其实这让我都有些措手不及。

第二天，我们的华裔司机送我们去机场转机哥打巴鲁时，和我们聊了很多这些年的变化。曾经的马来族很打压华裔，因为华裔有钱而且勤奋，所以一旦华裔把一条街的商业做起来后，他们一定要介入，并且占51%的商铺比例，为此还发生过几次排`华`事`件。所以华裔也只能闷声发大财，但求平安即可。

去年吉隆坡的马来族眼红唐人街生意好，游行要求拆除唐人街或者他们也要进入唐人街，当时华裔都很担心，结果中国大使馆站出来说“海外华人也是我们的一份子”。马来政府直接要求马来族不许游行，立刻撤离。

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华人的商店门头上中文必须要比马来文小，但是这两年，出现了很多中国企业，直接是超大的中文名称，完全没有马来文。而第四代华裔甚至开始站出来抵制政府，因为背后有强大的中国给他们撑腰。

或许我们在国内感觉不到祖国的强大，但走出去后才发现我们原来已经领先世界。

这是中国海军特种兵拿着小口径自动步枪和大口径喇叭就能控制万里之外的外国港口时代。

回国时，送机的华裔司机很兴奋的告诉我几年前他去了深圳，感觉深圳比新加坡要发达多了，而我也告诉他现在中国的网购和移动互联支付到了什么程度，听到中国快递业的速度，手机支付使得人们不用现金就可以做任何事，他非常惊讶，而在得知滴滴、神州专车等服务时更是不可思议，各大城市街头都有免费自行车，高铁更是四通八达，快到机场时，他兴奋的在自我认定中不知不觉的从“我们华人”变成了“我们中国人”。

从哥打巴鲁回吉隆坡时，接我们的是一位印度裔司机，在和他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他也去过深圳，特别喜欢那里，干净、发达、便利、友好，而他们家有5个人都会说和写中文，包括他的两个孩子，并且都是从小送到华文学校去学习，因为他认为如果不会中文就没有未来。

世界经济都处于一个低谷，马来西亚的互联网经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实体经济就已经下滑非常明显了。走在吉隆坡的街头，看着陈旧的建筑，老化的汽车，疯狂的摩托，而曾经繁华无比的双子塔里，到处是撤柜留下的围挡。我们住的喜来登酒店对面新开了一家大型商场，招商率非常之低。而当地人则把一切原因归咎于政府增加的6%的消费税上。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自信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用手机购买一切产品时，却发现外面的世界还停留在几年以前的信用卡时代；

我们早已经在专车领域中划分出不同消费档次的打车软件并在推动出租车行业改革时，他们唯一的Uber还没有很多人习惯使用；

我们的街上高档车越来越多时却发现他们的街上几乎都是低端的老旧的车辆。中国内部超强的竞争给我们不断上升的动力和创新能力，而华为、阿里巴巴则不断的在重新定义着未来的行业准则。

在旅行的这几天里，先是南海仲裁，之后是法国恐怖袭击，紧接着是土耳其政变，连续的爆炸性新闻让我特别担心我们会不会坐上下一个MH370。

当飞机顺利飞行了2个小时后，我的心里忽然就踏实了下来，因为我们安全了，我们进入了中国的领空，这就是祖国给我最强大的安全感。

为什么人均只有8000多美元的中国人，看起来比自己收入多4倍以上的日本人还有钱？这是一个日本人对于中国经济和发展的思考。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在西方求学、教学40余年的亲身体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中国模式的视角。

1、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后来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

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人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总统战略规划部。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

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为什么中国金融政策比日本还要独立，中国发展政策比俄国、德国还要独立？

因为中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国防。所以中国才会有独立的发展政策。如果没有独立的科技体系，那就只会发展东亚模式的依赖经济。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

2、三个例子

中国和西方其他大国竞争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我曾在美国第二大州的德克萨斯州住过，它比四川面积还要大。因为只有货运而没有客运铁路，他们当时提出要建一条轻轨来连接几个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冲突太多。

修条轻轨谁不高兴？

航空公司不高兴，因为人都跑到轻轨去了，它的利润受损；

旅馆业也不高兴，你坐了轻轨当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馆收入就要下降；

沿线居民也不高兴啊，噪声增加，我的房地产贬值；

稍微远一点的居民高兴，地价增值，但再远一点的居民不高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凭什么我要交税呀？

所以在西方要修铁路高铁，选线、设站都成了问题。

如今，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了高铁长度全世界第一的国家。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要学中国造高铁，但他们的制度成了制约。

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来；

美国和德国要选线，就会利益不均。

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社会主义大协作。这种协作模式超过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场交易。

第二个故事是《纽约时报》调查得出的。《纽约时报》总想不明白，美国科技先进，怎么中国发展老比美国快呢？后来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乔布斯把新研发的苹果手机和钥匙放在同一口袋里，钥匙把手机的塑料面划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乔布斯就想一周内要换成玻璃的外壳。开会的副总裁立马就急了，还没散会就坐飞机到深圳去了。为什么？

在美国你单单聚集工人要多少时间？9个月。然后美国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赛。而中国的工人，高管电话一打，24小时内就来上班了。需要配件、螺丝、电阻，都在隔壁和对面，深圳是产业集聚的、世界最强的加工阵地。

苹果手机50%以上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赚走了，中国拿到的收入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逻辑，是中国赢了还是美国赢了？是中国赢了，因为中国赢得了就业、赢得了发展。美国被苹果解雇的那些高技术的工人失业了，回来只能测试被退回的苹果机，工资少了一大截。

第三个故事，中国研发不如美国，经济发展为何有那么大动力？一年春节，我餐宴上遇见了微软的高管，他告诉我一个从未在经济学文献中看到过的数字。

他说美国现在保持着研发优势，产品研发出来，从投资到设厂到美国经过议会修改法律标准，到营销，把钱赚回来的周期起码要十年以上。欧洲比十年还要长，但中国平均23个月。你说美国怎么和中国竞争？

当西方大谈中国经济要崩溃时，日本有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却看好中国经济。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学习能力太快了。

他说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认为美国人能做什么日本人就能做什么。现在，日本人说，中国人做的事情，我们日本人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讲这话是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去做金融危机演讲。

第二天，索罗斯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他问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来已成大局，将来要看中国能否引领世界了？然后他感叹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观点相同，“中国人学得快啊！”。

我反问“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索罗斯平时是反应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没有回答。

我说是因为中国人可以全方位的学习，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只有中国有这个包容能力。

3、分区实验、分工交易基础上

的社会大协作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更早认识到的。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数还是认为中国就是有中国问题，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其实是不对的。

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国情不一样，所以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有两千年的统一历史和统一的语言，而且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所以在国际竞争里面就比西方的制度优越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是解决了一个分工加交易还要加社会大协作的创新的办法。

中国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同时兼顾了社会稳定和创新。中国有很多改革，包括包产到户、经济特区、国企改革，都是一些地区先分散试验，后期再总结经验推广。

中国走的这条发展道路是优于西方“一刀切”的发展道路的。

所以，中国改革的成果不但促进了出口导向的成功、外汇储备增加，而且技术得到升级，这些都是原来日本走过的道路，中国真正成功在于找到了一条超越亚当·斯密分工加市场的社会协调的道路，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决策的模式——分区实验，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