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杂志（Life），是美国媒体大亨亨利·鲁斯（Henry Luce）于1936年底创办的以“影像为主”的杂志。该杂志自当年11月23日发行第一本创刊号之后，经由亨利·鲁斯在西方新闻传播界的丰沛力量及推广之下，随即以相当快的速度席卷了美国及欧陆各国，对于当时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力甚深。

从1936年杂志创刊算起，到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受降仪式为止，《生活》杂志前后加起来总共发行了467期。其中与中国相关（包含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等）的影像专题报道、插图影像介绍、产品广告、漫画、宣传海报等，共出现了124次，平均约每3.7期就会出现跟中国有关的影像报道。比起当时《生活》对欧洲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报道而言，中国的曝光率仅次于美国。

1937年1月25日的《生活》杂志上刊登了毛泽东的人物影像，这是有关中共的影像首次出现在《生活》杂志中。这张影像旁边还有一行文字，写着：“毛泽东，这是他的名字，他的人头价值250,000元。”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联名电呈并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全国军民，提出“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等口号。两个多月后，《生活》杂志于10月11日推出了第一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像专题报道。

1937年10月11日发行的《生活》杂志以《前往救援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题，刊载了一系列有关中共的影像，其中包含了中共军队武器、领导人、延安人民日常生活及娱乐的影像画面。

这一系列照片，是由两位外籍摄影师哈利·邓纳姆（Harry Dunham）和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在兰州与石家庄附近以及延安当地所拍摄。

军事照片毫无疑问占了大多数版面，例如中共部队在华北地区骑马行军的情况、军事演习中用来指示行动方针的电话等都进入了美国记者的镜头。

在这里，延安军民在娱乐之时也不忘将“打击日军”的概念融入到兵棋游戏或沙盘推演当中，让寓兵于民的效果更好地发挥出来。

武器方面，照片中显示的是1919年由美国约翰·汤普森（John T. Thompson）设计并正式命名的“汤普森冲锋枪”。这款冲锋枪在1920年代就已在中国出现，并且有国内兵工厂仿造。阎锡山的军队中出现过山西太原兵工厂仿造的汤普森M1921型冲锋枪。

这款武器较为广泛地应用在军队配备上，主要是在1941年4月美国纳入对华租借法案之后（作为美援军事武器）。因此，照片上军人使用的应为国内兵工厂少量仿造的汤普森冲锋枪。

另外，这些照片也反映了延安生活的日常。比如在下面这张图片中，一名中共党员正在示范如何进行个人卫生清洁。在另一张照片中，人们将香皂作为牙膏来使用，因为在西北地区，牙刷、牙膏都是很罕见的。

还有一些照片反映了延安军民的整体精神风貌，比如一名刚从抗大毕业的中共党员牵着马器宇轩昂的照片，以及民众在毛泽东画像墙前进行阅读的影像。

这篇专题报道还提到，国共双方的关系在历经10年的冲突之后，终于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后有了转折。中共提出在蒋介石抗日的前提下合作。

文中也提到7月15日由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9月22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文章认为，“中共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蒋介石在抗日这件事上确实是认真的。”

抗战期间《生活》杂志对中共的专题报道有两次，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12月18日。

这期由《生活》杂志驻东亚记者泰迪·怀特（Teddy White）所写的以《红色中国内幕》为题的专题报道。这期报道中，刊载了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的影像，以及他们夫人的合照。

负责撰文的泰迪·怀特或是《生活》杂志的编辑，可能对于当时延安或毛泽东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所以在影像呈现上有误用。这张图注为“毛泽东夫人”的合照影像中是贺子珍而非江青。

但贺子珍在1937年10月之后即离开了毛泽东与延安，并于来年前往苏联，直至1947年才回到中国。

由此推断，这张照片应该不是泰迪·怀特在1944年前往延安采访时拍摄的，而是在抗战爆发之初或是更早在延安时拍摄的。

此时距抗战爆发已有7年多的时间，泰迪·怀特从重庆飞往延安采访，相较于上一次（1937年）已经间隔了较长时间。期间未曾再有中共的影像，这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对外新闻管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