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人就累计进贡钟表130件。据现存乾隆朝贡单中的不完全统计，乾隆“大表哥”收到的进贡钟表，共有3000多件，其中以英国钟表为最。后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 紫禁城内的库存钟表有431架， 圆明园则有441架，可见历代收获之丰。在最高层的身体力行带动下，大清国的达官与富豪们，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依托“一带一路”，购遍全球：以钟表、毛皮为主的奢侈品，分别经由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蜂拥而入中国。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93年，到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拜见了乾隆，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不过，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这些贡品包括：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镶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

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停滞的帝国》)的确，对于西方的“奇技淫巧”，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一点儿都不陌生。从康熙皇帝开始，帝国的领袖都是大“表哥”。为此，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老外们为帝国的戴表送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这也帮助了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教空间。“表哥”们出于对钟表的酷爱，无论在坚守“自力更生”还是防范和平演变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

上有所好，往往是最大的广告。康雍乾时期，钟表已经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必备几大件之一 ——当然与草民无关。《红楼梦》里就有相当文字描绘到了钟表。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著名贪官和?的家中，就有大时钟10架，小钟表300余架，洋表280余块，处处提醒他要与时俱进。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虚怀若谷的象征，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雍正时，名贵钟表成为笼络权臣的工具。年羹尧就曾被赏赐一只自鸣钟，“喜极感极”，雍正却还在不断煽情：“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可不久，年羹尧被雍正赐死，送钟成了送终。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精明的洋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些专为中国特制的钟表便应运而生。

这些特供钟表，有的在时间读数上做文章，用“子丑寅卯”代替罗马数字;有的在雕刻工艺上做文章，用瑶池蓬莱代替西洋天使……搞出不少中国特色。紫禁城里的特供，当然更是登峰造极。配备了外籍技术人员的“做钟处”，根据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对西洋钟表进行特殊的改造。如1752年，乾隆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进行技术攻关：“著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民间就未必了。中国人的奢侈消费，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巴罗记载道，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于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销路极好。但是，“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就都成了哑巴钟。”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但是他灵机一动，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他还向他们保证，合适的时刻一到，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再也不会来推销第三批货了。此类糗事，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业，冲击自然不小。巴罗感慨说：“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一度曾非常抢手，如今已无人问津。”在巴罗看来，奸商绝非中国的特产，当欧洲人用特供品欺骗中国人后，“中国人有时以木制的火腿冒充真货欺骗欧洲买主，也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不可否认，商人在中国的确“只要有机会、有办法，就会欺骗”，巴罗认为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于是荣誉感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存在于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这或许才是大清国回馈给世界的特供专品?

但是，英国人也发现，中国人虽然有各种丰富的经验，却从来不在经验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比如，中国人知道用装了明矾的竹筒在河水里搅动几下，水就会马上澄清，但却并不研究为何明矾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人用蒸汽来软化牛角，制作那种薄而透明的大灯笼，却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蒸汽被压缩之后的巨大能量;中国人从动物、植物和矿物中提取颜料，深谙调配的艺术，能创造所有的中间色，用最丰富生动的色彩染点他们的丝绸、棉布和纸张，却没有色彩理论;中国人很早就使用火药，却无法制造像样的枪炮……巴罗在赞叹中国人对钟表的成功仿造后，也感慨：“唯一需要我们提供的是主发条，因为那是他们做不出的。”在这个善于仿造的国度，对于关键技术还掌握在他人手上，似乎并不在意，尤其当这种关键技术只是用于外表所看不到的地方。

那家名为“做钟处”的央企，尽管其造出的钟甚至能通过发条和齿轮的复杂运动，自动书写汉文和满文的“万寿无疆”，但是，发条用料一直只能依赖进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一份奏章，就要求责成粤海关采办“广钢”2000斤，用于打造钟表需要的发条。这种弹性最好的“广钢”，就是进口产品。这一年，这家工厂实际消耗的“广钢”超过了2000斤，可见生产之忙碌，却似乎从来无人想到要在发条用钢上实现进口替代。对于中国人在细微处的灵巧，英国人嘲笑道：“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而造成这些的原因，在于“朝廷傲慢自大，假装对任何新的或外国的东西都不屑一顾，对新的发明创造，不管多么精妙奇巧，他们都普遍缺少鼓励，因而极其严重地阻碍了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

不过，当英国人经过大运河时，看到中国人使用绞盘拖动航船，进出不同高度的河段，而不是使用水闸调节水位——尽管水闸在中国十分普遍。英国人意识到：“中国朝廷不愿意让任何形式的发明创造，夺走成千上万人获得微薄生计的机会……如果在中国为促进和解放劳动力而普遍推广机器的使用，那么伴随而来的后果将是极其痛苦的、是致命的。”英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中国国情：在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下，“创新”被当作了必须严控的洪水猛兽。爱民及维稳，正是帝国拒绝进步的堂皇理由。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却未必能推动技术的进步。帝国的停滞，哪里是因为自信带来的傲慢，恰恰倒是因为缺乏自信……

与钟表相比，通过“一带一路”大量涌入的另一奢侈品——貂皮等高档毛皮，毕竟仅仅是原材料，没有技术含量，而在大清国显得更为普遍。甚至，在并不寒冷的广州，也流行冬天穿皮，这种大清国的奢华时尚，令到访的老外们很惊奇。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安德森记录道：“(广州)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这些皮料装得很好，缝成外套，皮毛是向内的。”(《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

安德森的观察并不够仔细，比他晚了12年(1805)到达广州的俄国“涅瓦号”舰长尤里·利相斯基，就看到了更多的细节：“(广州人)冬季视自己的生活状况，一些人缝制了皮上衣，另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为此需要大量的海龙皮(海獭皮)、貂皮和黄貂鱼(海狗)皮。”(《涅瓦号环球旅行记》)广州人穿裘，并非如安德森所想象的，这座南方城市居然也有寒冬，而是纯粹为了时尚。利相斯基所看到的“一些人只将袖口和领子缝上毛皮”，正是广州式穿裘的主流：既赶上了潮流，又显示了奢华，也不至于在暖冬裹着一身毛皮，死要面子活受罪。这种时尚，叫做“衣缘皮”——衣服边缘上的毛皮装饰。《清稗类钞》记录道：“广州地近温带，气候常暖，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极冷时，仅需衣棉。光、宣间(光绪、宣统年间)则稍寒，亦有降雪之时。然官界为彰身饰观计，每至冬季，则按时以各种兽皮缘于衣之四围，自珠羔至于貂狐，逐次易之，俨如他省之换季然。”

官场穿裘，最初并非为了炫富。中华帝国向来将服饰作为区别不同等级的工具，类似军衔，清政权则将其传统的毛皮服饰带入了“公务员着装规定”中，不同级别的官员所穿毛皮种类，都有严格制度，甚至，换季的顺序也被详细规定，统一更换，不得错乱：“衣冠定制，寒暑更换，皆有次序。由隆冬穿貂皮起，凡黑风毛袍褂，如玄狐、海龙等，皆在期内应穿;由此换白风毛，如狐皮、猞猁、倭刀之类;再换羊灰鼠、再换灰鼠、再换银鼠、再换寒羊皮，皮衣至此而止。”(宗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官场对毛皮的极大需求，刺激了毛皮的进口。世界上最大的毛皮出口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最大的出口对象就是中国。毛皮也是中国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中俄之间的贸易，被严格规定为易货贸易，不得动用货币，易货的大宗产品就是毛皮换茶叶。

上层官员的事先垂范，以及毛皮通过“一带一路”的大量进口，最终促成了穿裘从“贵贱”之别向“贫富”之别的跳跃，服饰的规制屡有突破。到乾隆时期，富者穿狐裘、中产阶层穿羊裘已成时尚，道光年间一些地方甚至“男人俱是轻裘， 女人俱是锦绣”(李光庭：《乡言解颐》)。为了追逐时尚，一些超常规的手法也应运而生，比如一件皮衣分两截、“上截之皮必较逊于下截”，上截用一般的羊皮，下截则用猞猁、貂、狐、灰鼠、银鼠等好皮，因为“下截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清稗类钞》)冬季并不寒冷的广州，穿“衣缘皮”也就与时俱进地成了时尚。

追寻毛皮，不仅是推动俄罗斯东进、尤其挺进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的重要动力，也大大加剧了英、法、美等国在美洲大陆上的竞争，其中争夺美洲毛皮资源销往中国市场是主要的经济动机之一。清代中期，国人对于美洲大陆的兴趣点，主要在毛皮这种奢侈品上。《万国地理全图集》曾记载，美洲“西北各地皆英吉利、俄罗斯各商占据，捕野兽、用其皮。其中海虎等皮最贵，大半销于广东”。毛皮，因此成为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约是乾隆推行“一带一路”所料想不到的多米诺骨牌。受影响最大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在开拓美洲大陆的欧洲人看来，印第安人基本都是碍手碍脚的土著，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需要对他们采取冷酷的铁血政策，所谓“印第安人和森林一样，是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应加以消灭”，“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但是，以大清国为最主要客户的毛皮生意除外——没有印第安人协作捕猎和剥制，欧洲人的毛皮生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美洲的学者们也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美洲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友谊’的唯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