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所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每当历史发展进入重要转折关头,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这一规律总是受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所影响和支配。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斗争,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非常紧迫的,关系和影响着未来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课题。
当时,民主与进步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入分析,充分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
战后的中国是国内外进步与反动势力之争的一个焦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
苏联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②苏联此时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一定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处在历史发展重要转折关头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是中国人民急切盼望找到答案的问题。中国没有像南北朝鲜、东西德国那样分疆而治的环境与条件,中共没有像南斯拉夫等东欧民主国家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的优势,更不可能走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做官的道路。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的号召,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国家。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共就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希望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同意结束“训政”,成立联合政府。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西南、西北地区,立刻发动内战有很大困难。于是,在蒋介石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下,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磋商建国大计。
经过43天耐心、艰苦的谈判,让步与激烈的斗争,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双十协定》。国民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也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尽管国共双方未能就解放区问题达成一致,但同意留待政协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虽然最终没能阻止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但是仍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这样就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为战后国内和平发展带来了希望。《双十协定》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实际上就是中共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是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
战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团结与内战独裁分裂的可能性并存,因此,争取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爆发是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动地位。
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化”等政治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使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受挫。
蒋介石看到其一党专制的“法统”局面很难维持,就在谈判中针对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等重要问题一再向中共方面施加高压,一度使谈判陷于僵局。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向中共发出恫吓式的“最后通牒”:“要么承认政府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毛泽东可以随时回延安”。
毛泽东则从容不迫地表示不承认,但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意愿的角度出发,用极大诚意争取和谈的成功,击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也击破了美蒋要让中共承担破坏谈判责任的诡计。
《双十协定》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问题”、“人民自由问题”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就在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止内战爆发方面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同时,由中共负责起草的《双十协定》也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大为提高。延安《解放日报》在1945年10月13日发表的社论中谈到,重庆谈判“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凡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谈判双方都有交易的条件,而交易的条件总是以各自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取舍的最大限度为依据的。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以诚促和。1945年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富有预见性地指出,重庆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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