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新浪军事特展开“九十三事述征程”系列连载,以我军历史上的93个故事讲述人民军队93年的风雨历程。
东江纵队为盟军提供情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曾与反法西斯盟军进行过深度情报合作。
1944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驻华美军负责人要求派观察组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随后,欧戴易少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到达东江纵队。1944年10月初,东江纵队就与美军提出的情报合作问题,致电中共中央。11月初,中央同意东江纵队为此设立联络处。从此,东江纵队联络处负责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日本占领区的情报和与美军情报合作事宜。
当时,东江纵队联络处电台通过欧戴易少校与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联系,先后向美军提供了日军在广州、香港机场的情报、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特攻队”飞机图纸等军事情报。
1944年,日军代号“波雷部队”的129师团动向不明,美军十分关注。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波雷部队”销声匿迹的情报后,美军用多部电台追踪该部队的动向,但均无所获。美军由太平洋向日本本土发起进攻后,曾计划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迫使日本尽快投降。
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和6名人员来到东江纵队,在华南选择美军登陆点。这时,东江纵队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的洞穴工事,将其绘制成图,转交美军。美军发现日军工事和在塞班岛构筑的洞穴工事一样。随后,东江纵队通过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此地的日军就是“波雷部队”。原来,日军得知美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就秘密将“波雷部队”调到广东沿海,防御美军登陆。美军得到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后,决定避开“波雷部队”,选择其他登陆点。
后来,美国直接向日本投放了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没有执行,但美军对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给予了高度评价,曾致函东江纵队司令员:“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东江纵队:鏖战华南的抗日劲旅
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兵力的抗日劲旅。图为东江纵队在战斗中。广东省档案馆供图
东纵“小鬼班”战士。记者 郭智军翻拍
1943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图为坪山军民庆祝东江纵队成立大会会场。广东省档案馆供图
1939年4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取得了国民党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番号,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图为该队战士在伏击敌人。广东省档案馆供图
王国新。记者 郭智军 摄
东江纵队老战士向深圳宝安黄田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圈。记者 郭智军 摄
深圳坪山东江纵队纪念馆,讲解员向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解东纵抗战故事。记者 郭智军 摄
■编者按
70多年前,为保家卫国,千千万万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慷慨赴难,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华南,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这也是继华北、华中之后的全国第三大敌后战场。
70多年后,我们从曾惨遭日军14个月大轰炸的广州出发,来到韶关——广东的抗战中心,来到南澳岛——广东抗日第一仗遗址,来到平型关大捷遗址……
累累弹痕今犹在,血肉长城谱壮歌。
一个个勇赴国难的悲壮瞬间,一个个浴血奋战的英烈形象,一次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在战火中重生,中华民族洗去百年屈辱,赢得民族尊严,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抗战硝烟早已散尽,抗战精神永存世间。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我们汲取前行的力量,迈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自7月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启动“重走抗战路”1+X采访报道活动,南方日报、南方杂志、南方网、南方周末等派出多路记者,重走先辈们的抗战路。“重走抗战路”子系列今起推出第一期。敬请垂注。
走进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随处可见保存完好的抗战遗迹:交通站、粮食加工场、祠堂、报社、书院、练兵操场……这里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刘氏客家村落,也是华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抗日旧址。
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中,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敌后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纪念馆、旧址,我们抚今追昔,搜寻当年发生在东江边上的抗战故事。
党史资料记载,东江纵队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政府和一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的艰难情形下,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兵力的抗日劲旅。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共作战1400余次,歼敌9000余人。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百花洞战斗击毙日军大队长
百花洞村位于东莞大岭山镇以西4公里左右,因住有黄、陆(“绿”的谐音)两姓村民,犹如百花盛开时的两朵花,村后的马山有个龙岩洞,故名百花洞。1941年夏,这里打响了一场持续两天一夜的百花洞战斗。
资料记载,1941年6月10日,驻扎在莞城的长濑大队400余日军和部分伪军,在大队长长濑率领下,兵分两路,准备在11日拂晓合围偷袭大岭山百花洞村。侦得情报后,游击队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小山头制高点准备迎敌,同时在百花洞东大公岭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
日军自以为此次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岂料还未到达百花洞就遭遇伏击。长濑大佐骑着高头大马带领部队从北面直扑过来,不料刚进伏击圈,就被游击队一名战士连发几枪击中,应声倒地。日军瞬间慌了阵脚,有的仓惶跑到了荔枝园,有的卧倒在田沟里抵抗。
“听到枪声,百花洞附近各村的群众听说鬼子被包围了,也纷纷拿着锄头、扁担和木棒登上山头前来助威,爆炸声和喊杀声响彻山间。日军被包围起来,龟缩在阵地等待救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王国梁说,第二日下午,日军收到情报后,从广州、莞城派出1000多日军增援,才把被包围的日军解救出去。
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日军大队长长濑被击毙,日伪军官兵五六十人被击毙击伤;游击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弹药辎重一大批,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在广州的日军首脑事后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战。”
“当时第三大队三个中队总共只有200余人枪,仅有两挺轻机枪,武器装备均不如敌人。但他们不怕强敌,敢与敌人拼个高低。”对这场战事,王国梁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这一仗,打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军威,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东江地区抗日军民的信心。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的儿子曾德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游击队得以生存发展,靠的是无数举家参加抗日的爱国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无私援助。“爷爷做海员时辛苦攒下了一些积蓄,回国后在老家购置了10多亩土地。游击队组建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父亲说服母亲,将土地全部变卖了。”
力阻400日兵5小战士殉国
位于东莞凤岗镇沙岭村的老虎山,是当年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代号“飞鹰队”)“小鬼班”五少年牺牲的地方。
“小鬼班”班长黄友,年仅17岁,东莞凤岗德岭人。他和其战友的遗体,如今就葬在东莞凤岗革命烈士陵园里,苍松翠柏,安静肃穆。伫立于绿荫掩映的“黄友亭”前,仿佛又看到了英雄少年当年行军冲锋的英姿,又听到了他们奋勇杀敌的怒吼……
广九线横贯东莞,是南方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日军的物资武器装备调动,全靠这条线路保障。1938年,日本侵略者从大亚湾登陆后很快占领广州,随即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线。1943年冬,飞鹰队奉命进入广九铁路东侧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
在位于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里,解说员向我们讲述了“小鬼班”英勇阻击日兵的事迹:1944年7月22日,飞鹰队在潭屋村歼伪警中队的战斗后,迎着10级台风和暴雨,向雁田撤退。战斗作风勇猛的“小鬼班”担任尖兵队,不料在老虎山脚沙岭村附近与日军藤本大队主力400余人遭遇。敌人很快占据了有利高地,我军被暴露在一大片开阔的稻田地带,形势非常不利。
在黄友的指挥下,“小鬼班”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顺利掩护后面的大部队撤离,但终因寡不敌众,傅天聪、尹林、赖志强、李明等先后牺牲。激战一个多小时后,黄友大腿被打断、身负重伤。最后时刻,他将驳壳枪和挂包里的《党员须知》埋入稻田淤泥里,奋力向敌人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直至光荣牺牲。
战后,飞鹰中队收集黄友等烈士的遗体,找到黄友塞在淤泥里的手枪和《党员须知》。全体队员无不痛哭失声。两个月后,他们用自制的定时地雷,在石马桥巧妙地放置在敌碉堡内,全歼日军一个班,用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等武器,奠祭英雄黄友。
1944年1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出《东江纵队五少年英雄以一当百光荣殉国》的报道。五位英雄少年,就是东纵第三大队飞鹰队的“小鬼班”。一群20岁不到的少年,用稚嫩的双肩担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深深感动着后人。
在敌伪心脏办报鼓舞民众
在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石灰陂村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内,有一座小平房,当年曾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办公地址。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于1941年创办抗日报纸《大家团结》和《新百姓》,这两份报纸就是后来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前身。
《前进报》诞生在日军、伪军、顽军三面夹击的环境中。时任《前进报》社长、93岁高龄的杨奇,对抗战期间在东江创办《前进报》有着特殊的情结。在他看来,“最为艰难惊险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了”。
《前进报》是油印,报社无固定地址,经常跟随部队在东莞、宝安和大鹏半岛一带辗转流动。杨奇曾回忆,在东莞厚街镇双岗村,紧挨着《前进报》编辑室巷子的那一边,就住着伪军,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伪军士兵的吵闹声和沐浴时的泼水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由于战斗频繁、环境恶劣,报社工作人员有时住破茅棚,有时蹲山洞,有时在深山密林里或灌木丛中,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当作桌子。有时印报遇到风沙,沙砾会铺满蜡纸。那时候,敌人经常来扫荡,挨家逐户搜查,但是报社编辑部得到老百姓的掩护和支持,得以生存下来。
《前进报》所刊登新闻以“短”“多”见著,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如“战斗简报”专栏,语言通俗活泼,有时还加上一些广东地方方言。也很注重版面装饰,如标题美术字经常变化,重视插图和颜色,刻写和油印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前进报》一共发行百余期,它宣传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抗日主张,报道东江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事新闻,唤醒和鼓舞民众,成为广东抗日根据地战士和群众爱读的报纸。
■对话
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长子王国新:
声东击西,端掉日军火库
王作尧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创始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10月,22岁的王作尧从军校毕业后即投身革命。1938年11月东莞县城沦陷后,率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深入敌后,在大岭山及屏山水口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创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成立后,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南方日报:为什么当时选择阳台山作为抗日基地?
王国新:东江纵队最开始有两支武装,成立后不久遇到围剿,部队被迫向海丰、陆丰转移。后来,我父亲带领一批部下到深圳阳台山一带建立抗日基地。为什么选择阳台山呢?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早前曾带领抗日模范壮丁队在阳台山、大岭山一带活动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另外,他认为阳台山紧邻日军,便于开展对敌作战。
南方日报: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少不了打仗吧?
王国新:来到阳台山后,第一战就碰到了日军一个小队。当时,这群日本兵跑到附近一个村庄抢粮食,正好被父亲的部队碰到了,就把日军堵到村子里。日军小队长手里提着两只鸡跑出来,被我军一枪打死了。然后大家一起开枪,又打死了好几个日本兵。剩下的日本兵看情况不对,一下子钻进山里逃走了。日军小队长被打死后,日本人很恼火,调集了100多名日伪军来围剿阳台山。父亲的部队只有30多人,跟他们硬拼肯定不行。父亲就想出个办法——打“麻雀战”,打一下就跑,不停地袭扰日军。因为对地形不熟,又是山地,日本兵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军。围剿了好几天,双方发生了几次战斗,日军看着没办法,就撤退了。我们一共打死、打伤日伪军有二三十人。
南方日报:遇到日军围剿,敌强我弱时怎么办?
王国新:有一次,日军纠集了200多人前来围剿。父亲部队事先得到了情报,知道日军出动以后,在东莞清溪附近的一个军火库基本无兵防守,就提议将这个军火库打掉。作出这个决定后,父亲带领了一个小队在阳台山跟敌人周旋,其余主力部队全部拉到清溪,一下子端掉了日军军火库,活捉了军火库的长官,还缴获了仓库里全部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南方日报记者 祁雷 实习生 何嘉忆 林玲芳
■记事
粉碎日军“大扫荡” “金蝉脱壳”巧突围
日军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沿线据点,出动了“久留米师团”及伪军约9000多人,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向大岭山根据地发起万人“扫荡”,还扬言要消灭抗日游击队,来势汹汹。
东江纵队第四、第五支队政委黄业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详细描述了1943年l1月18日那天突围的情形:“鬼子指挥官挥着指挥刀,在指手划脚,部队在蠕动着。连平圩附近,在一片密密浓浓的乌榄园和甘蔗地里,敌人时隐时现,高大的军马在吃着甘蔗叶子,不难看出,敌人埋伏着,活像一条毒蛇张开血口在等待着我们。”
被包围在大岭山上的部队白天不好行动,只能等到夜幕降临开始突围。所采取的突围战术,是秘密、多路地从敌人包围圈的间隔溜出去,也就是“金蝉脱壳”。黄业负责带领四五十人的队伍,准备经大岭山东侧黄潭村附近一条弯曲的水沟钻出去。“整个队伍都隐蔽在河床里,我们不用趟水,可以沿着长满荆棘的河沟边走。”
走到接近屋尾村时,距离敌人只有几十米了。“给敌人烧掉的房子,木头余烬还未熄灭,透过微弱的火光,随风吹来一阵阵硝烟辛辣的气味。鬼子在走动的影子也隐约可以看见。”黄业在书中回忆,大家横下一条心,悄悄地通过眼前敌人的驻地,成功突围。
第二天拂晓,日军向大岭山发起总攻,等他们攻到山顶,却扑了个空。各路突围部队都已按原定的计划抵达预定目的地。山里的士兵和群众,也在当晚脱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人物
英雄母亲李淑桓:
送七儿抗日救国 携三子捐躯赴难
在东江的抗日队伍中,有一位英雄母亲李淑桓,先后将7个子女送上抗日的战场,其中3个子女连同她自己,都牺牲在打击日寇的疆场上。
李淑桓1894年出生在广东鹤山县一个贡生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结婚后与丈夫办起私塾,1930年迁往香港继续办学。“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淑桓在九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惠阳青年会”,接触到了新思想和共产党的教育。1938年1月,李淑桓把大儿子郭显承送到延安,郭显承后在抗日前线上牺牲。1938年冬天,李淑桓把唯一的女儿郭云翔和六子郭际送到惠阳坪山参加游击队。她和三儿子郭显绪暂留香港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你把子女送上前线,将来老了怎么办?”面对别人的疑惑,李淑桓这样回答:“没有国哪还能有家?先救国才能有家啊!我还有几个儿子,要把他们都送去。”短短几句话,充分表达了一位伟大母亲炽热的爱国情怀。1939年5月,李淑桓把四儿子郭显和、五儿子郭显乐也带去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4月,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东移海陆丰时,李淑桓的五儿子郭显乐在掩护部队转移时牺牲,年仅18岁。
1940年底,李淑桓的丈夫病故,当时正值东江的抗日游击队遭围剿,损失惨重,部队缺少兵员。李淑桓简单料理完亲人的后事,就带着11岁的小儿子郭显隆回到东莞参加抗日部队。她被分配到东莞大岭山大塘小学,以教书为名作掩护做民运和交通情报工作。1941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时,李淑桓不幸被捕,遭到疯狂毒打,在大岭山金桔岭被残忍杀害,时年47岁。她的四儿子郭显和也在反击顽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19岁。李淑桓牺牲的消息传到她所任教的大塘村,群众挥泪相告,学生们泣不成声。
提及李淑桓,曾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她生前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女英雄。”这是对李淑桓中肯的评价。(记者 洪奕宜 祁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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