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有史以来，人类一直面对各种病毒的威胁，而疫情对历史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十九世纪中期的伦敦霍乱促发了现代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下水道的大规模建设。

　　21世纪的世界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深度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即时传送和分享，导致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由于东西方应对的显著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外溢效应。这个效应首先冲击的就是东西方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

　　中国虽然遇到的是未知病毒，没有经验可循，但举国体制在“生命至上”的原则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快就将疫情有效遏制。疫情全球蔓延之后，也由于防范得当，成功避免了疫情再起。同时经济也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疫苗的研发也走在世界前列。

　　反观欧美，疫情之初就非常漠视，全面爆发后采取的行动也迟缓和不到位。即使在效仿中国采取封城、隔离等措施后，还是在没有清零的时候就急急重新开放。结果就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欧洲疫情重新达到第一波时的高峰：法国每天增长近五千，西班牙突破六千，德国也达到两千以上，美国则一直维持在第一波时的高峰。

　　尽管如此，已经无法再承受封城代价的欧美除了强调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外，也无计可施了。事实上已经走向群体免疫，只有等待疫苗和特效药不确定的因素来解决。一流国家三流表现甚至都不如全球最落后的非洲，这对西方的国家形象和经济打击非常巨大。

　　仅就中美两国而言，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加快。2020年美国第二季度GDP按年率算下降32.9%，如果全年如此，双方经济总量将会接近甚至被中国超越。美国经济消费占70%，只要疫情控制不住，消费就不可能恢复。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出现大幅缩水。图片来源BBC

　　这极大增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界精英的危机感。因为谁都清楚，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标准是它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再美好，再自洽，如果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也必然会丧失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当全球面对共同的凶恶敌人病毒时，美国不但未能搁置分歧携手应对，相反却更加激烈的对抗起来。

　　早在2009年，美国的学者就已经敏锐发现中美两国关系的逆转。为此美国学者沈大伟联合两国的学者共同编写一本专著，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即《纠缠的大国》一书。当时预测未来在出现大规模疫情时，会促使中美两国会联手合作。但现实则是完全相反。应该说，疫情下中美两国的关系恶化超出了学者的理性判断。

　　应该说，特朗普的极端表现有其性格因素，也有选举的原因，但根本还是中美不同的表现高度强化了长期存在的危机感，以至于颇有图穷匕现的味道。对于今天的美国，有位知名的自由派学者点评的还是相当到位：

　　“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

　　虽然中美关系逆转早就从2009年开始，但2020年的中美冲突格外不同的一点是扩散到了价值观的载体社交应用软件层面上。即美国极其罕见的对一个虽然来自中国但又独立在国外运行的大众分享和交流软件TIKTOK的打压。

　　几年来，我在各国各地演讲和交流时，遇到最多的质疑是中国制度这么好，有四个自信，但为什么要禁止脸书、推特和谷歌，网络也没有开放？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即便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相反，一切都在资本和政府的掌控之中。没有人比西方更懂得话语权和价值观之争，这也是西方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传播所谓“自由”、“民主”，搞颜色革命的出发点。

　　对待国内也是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还在搞种族隔离，欧洲还在搞殖民主义，东方国家在话语权上占据上风。那时的美国就搞麦卡锡主义，全国建立“忠诚审查委员会”，政府雇员人人过关。这种审查之风也包括私营企业，到1958年，美国每5名员工中就有1名需要接受某种形式的忠诚审查。而且由于所谓保密原则，绝大多数人无法获准对质，也无法得知是谁在控告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指控了。

　　凡是愿意为这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事务所，则被FBI重点攻击。左翼全美律师行会的成员是少数愿意接手与共产主义关联案件的人，导致行会成了胡佛的攻击重点。该组织的办公室在1947-1951年曾被FBI盗窃了至少14次。

　　整个社会黑名单盛行，仅好莱坞黑名单就长达300多人，著名演员卓别林就因为同情共产党居然被驱逐出境。在被委员会问询的第一轮证人中，有10人拒绝合作，他们被称作“好莱坞十君子”，并引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认为他们可以获得法律保护，没有必要回答委员会的质询。结果十君子被控蔑视国会，投入了监狱。当时的氛围正如演员拉里·帕克（Larry Parks）说的，他们面临的选择“要么从泥潭里爬过去，要么成为告密人”。

　　1947年，走出众议院的好莱坞十君子。图片来源见水印

　　甚至全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曾成功躲过纳粹迫害的爱因斯坦也未能幸免。美国也是人类的原子弹之父、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奥本海默经审查后被取消安全许可。还有一位名叫Nelson Algren的作家，被FBI怀疑有颠覆倾向，建立了500页的档案但没有找到具体证据。1950年代他想和女友去巴黎，但因为他在监视名单上而得不到护照。

　　此时的美国当然不会放过图书馆。针对当时的国务院海外图书馆计划，任何被麦卡锡认为是不恰当的图书都被调查。随后，麦卡锡在委员会和媒体面前宣读了可能是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名单。迫于压力，国务院命令海外图书馆员将“有争议人士、共产党人、同路人等”的作品下架。有的图书馆干脆将新禁的书一烧了之。

　　整体而言，在麦卡锡时代，大量美国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指为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主义者，被迫在政府或私营部门、委员会等地接受不恰当的调查和审问。许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事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1954年，还根据《共产党控制法案》阻止共产党员在新泽西州参加投票。实际上，到底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根本无法估量。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因为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其它委员会传唤，就足以开除某人。

　　所以当时我在回答质疑时还做出预言：随着中国的崛起，话语权上也将是中强西弱，到时美国也会重新采取措施进行保护。这个时间将在二十年左右。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不过几年，我预言的这一幕就已经开始上演：先是针对华为，再是针对抖音和微信。这并不是简单的美国要和中国“对等”，而是软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

　　当然，疫情的外溢效应还有很多，比如直接影响美国大选结果。在目前的情况下，特朗普胜选的可能性大幅下降。这也是新冠疫情对中国宏观发展最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对抗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目前特朗普模式回归到某种程度的奥巴马模式，即与全球盟友联手、重拾价值观牌。

　　另外欧美会对某些关键产业采取回流政策。对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有一定影响，中国由于拥有全球最完整和庞大的产业链，受影响自然是最大。

　　而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复苏难度升高，对石油以及原材料出口国家影响很大。会造成中俄、中欧互相需求提升，可以对冲中国在与美冲突中下降的讨价还价能力。中国的成功应对和经济较快复苏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疫情长期化也使得中国制造业优势继续得到发挥，同时也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

　　社会方面，可能出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类似于阿拉伯之春的国际社会动荡，并引发新一波全球恐怖主义的崛起。出于其全球利益，欧美不可能置身事外，更多的精力也不得不从中国转移开来。

　　从客观结果讲，新冠疫情在沉重打击欧美西方软硬实力、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地位作用极为突出。

　　最后我要说的是，疫情之初，西方对中国掀起空前的舆论战，一口咬定是中国的制度造成的，并自信地提出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唯一的解药。后来等到欧美疫情爆发，又众口一词把根源归结于中国所谓的不透明，全力为自己辩护。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却难以效仿西方：既无法为中国辩护，又无力批判西方。

　　现在，欧美疫情进入第二波，中国也历经外部输入、北京、大连和新疆的局部散发的考验，表现依然如一，可是中国的媒体依然缺位。按说这正好是中国全力反击、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历史绝佳机会。这个原因坦率地说，问题还是在我们自己。

　　承担话语权、舆论战的主体是知识群体，包括高校、智库、媒体、外交体系等。但是中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知识群体对制度和价值观的认同问题。这导致知识群体中不少人认同西方价值观，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成为西方对华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位自由派学者去美国旅游，结果被灾难性的疫情困住至今。按说她现场观察和体验了美国失败的的疫情应对，也亲眼目睹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引发的抗议风暴，可是她却在媒体上声明支持美国对华为这一家民营企业实施的禁令，提议对中国的官员进行制裁，要求西方联手阻止中国渗透国际组织，防堵思想扩散。这一类的学者，是什么样的事实都无法改变的。

　　话语权和舆论战，需要极高的智慧和创新能力，必须是知识群体自发自觉自愿的投入其中才有可能做到。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多是民营，但由于知识精英群体对体制的高度认同，他们相当多的都是自发自觉的捍卫体制，捍卫自己国家的价值观，也自觉扮演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

　　造成中国知识群体相当数量的人不认同中国体制，原因一是西方崛起五百年以来积累的价值观优势，它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大影响。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不过是在近十年在许多领域接近或者超越西方，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还没有有效转化为软实力和理论自信。三是由于在价值观上“西强我弱”，在信息管理上就不得不采用封闭、建墙等消极措施。这就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能力差不得不进行贸易保护一样，但却引发从业者的不满和逆反心理。

　　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是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并最终整体超越西方以及在一个又一个类似于疫情考验上的表现才能真正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