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上古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剑桥中国史”（断代史：从秦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成之后，于1999年推出的关于中国先秦历史研究的通论著作。由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两位资深学者主编。与“剑桥中国史”不同，《剑桥中国上古史》迄今没有被译成中文。为了推动中国学者和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重视并讨论这部代表西方学者最高水准的著作，夏含夷选编了这本以书评为主的《古史新声：〈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撰与反响》。

　　《古史新声》中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中能不能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史嘉柏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有考古材料和相关解读，才能带来确实的历史认识，要摒除《左传》等文献对考古材料的干扰；而以唐际根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坚持“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古史新声》还首次发表了1994年为筹备撰写《剑桥中国上古史》，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饥饿岩石州立公园所开会议的照片，那次成功的筹备会议已是学术史上珍贵的一页。

　　　　文章系《古史新声：<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撰与反响》（[美]夏含夷 编 三联书店2020-7）“后记”。

　　[文/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主编]

　　从我和鲁惟一决定编辑《剑桥中国上古史》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五年，此书正式出版也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说，此书反映了当时西方汉学极高的学术水平。然而，书出版以后，西方和中国读者都提出了种种批评，不少值得考虑。并且，中国古代史也不像过去以为的那样一成不变。由于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上古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阶段之一。二十年以来，地不爱宝，商周考古学年年都发现惊天动地的文物，促使历史学家呼吁要重写中国古代历史。《剑桥中国上古史》也不例外，一定有不少人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应该至少出一个增订本，甚至直接将旧版弃掉，重新编辑新书。如果有其他学者愿意这样做，我会完全支持。

　　虽然如此，我依然觉得《剑桥中国上古史》不是过时的作品。在2017年春天，我在芝加哥大学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以《剑桥中国上古史》为基本参考书。教这门课以后，愈发觉得这本书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在某几方面仍然可以作为古代史学的典范。尽管该书本来就有不少缺点，更不用说应该补充二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史学进展，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和鲁惟一的基本思路是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试图给考古学和历史学平等的学术地位。我们现在常常听人说要融合这两个学科，甚至要做跨学科研究。理论上，这当然很好，然而，真正实践实在很难。历史学家偶尔可以找出一条考古证据支持他的观点，考古学家也会利用古文字资料补充他的说法，可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对考古学的方法（也不仅仅是田野发掘经验）有充分的掌握。同样，考古学家很少有精深的文献学和文字学知识。《剑桥中国上古史》对上古史的每一阶段既有一章从考古学角度考察，又有一章从历史学（即根据文字资料）角度考察。虽然不能说是融合两个学科，可是至少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个平台，每一学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证据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读者读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融合两方面的说法。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戈

　　我和鲁惟一编辑《剑桥中国上古史》时的另外一个前提大概只能作西方史学的典范，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恐怕不会太大，那就是以中国“史”始于商代晚期。在中国学术界，唯有上海大学教授谢维扬先生公开地批评了这个前提，说这样就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历史，更不用说夏代。而我自己常常听到中国国内其他历史学家提出同样的批评。这两个观点恐怕无法彼此妥协，也无法让两边都满意。《剑桥中国上古史》作为西方学术作品当然要遵守西方史学定义，有了文字资料以后才算进入了“历史”时代。我经常对中国朋友说，他们写中国上古史的时候，完全可以从黄帝开始，但是他们自己也得承认这个时候的历史可信度和有文字资料的商周时代的历史可信度完全不一样。

　　这个问题当然还牵涉夏代的历史性。读者都知道，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夏代是否是信史有一定的分歧。在某些方面，这也只是定义问题。两边学术界都使用同样的基本证据，也都有各种分析方法。中国考古学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观点，西方学术界也一样。然而，由于我们采取的史学定义，这个问题不在《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历史范围之内。如谢维扬指出的那样，《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作者中只有张光直先生一个人做了简短的讨论（第71—73页），对夏代历史的真实性表示肯定态度。其他作者中，只有贝格立提到因为一直都没有发现“夏”的文字资料，所以夏代历史的真实性还属于纸上谈兵，顾颉刚的分析仍然有道理（第131页）。编者和其他作者完全没有讨论夏代，大多连提也没提。这是不是像谢维扬说的那样暗示我们都不承认夏代历史的真实性，恐怕要由每一个读者自己决定。然而，如上面刚刚说的，夏代历史和商代历史的可靠性不一样，因此就没有包括在《剑桥中国上古史》里。

　　这二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非常可观，如果给《剑桥中国上古史》作增订本一定会填补一些遗漏。不过在我看来，这二十年以来的发现似乎没有推翻《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基本观点。譬如说，安阳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田野工作，不但发掘了洹北商城，并且也开始使用很多新的科学方法，获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对贝格立和吉德炜的篇章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可是这些进展与那两章的基本内容似乎没有多少冲突。关于周代历史，特别是周代文献学史，郭店、上博和清华楚简的发现和发表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内和国外各个学科的注意，一点不亚于20世纪70 年代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代简帛和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夏德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关心出土文献，最近二十年来也不例外，他一直研究新出土文献，最近就数术文献编了本专书。他如果有机会修改他的那章一定会补充最新的发现。不过，在他的那章里头，他已经充分地引用了许多类似的文献；新出土的文献恐怕只会徒增篇幅，对基本结构不一定会带来多大改变。郭店简刚刚公布的时候，学术界公认其中几篇文献可以填补孔子和孟子之间儒家早期历史的某些空缺。不幸的是，倪德卫现在已经逝世，无法修改他关于诸子百家学说的那章。况且，倪德卫的那章本来就是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一辈子对传世文献和先秦思想史的认识，他的基本思路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我和鲁惟一写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序言》里，已经承认此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问题没有作讨论，诸如人口的增减和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陶瓷和丝绸的科技功能、天文学和数学的科学进展，以及南方文化等等诸多问题。近二十年来关于这些问题都有新的证据和新的研究出来，《剑桥中国上古史》如果有增订本，一定会收入。然而，一本书无论体量如何，无论有多少人共同合作，总会有遗漏。这些遗漏不但包含我们已经认识但缺乏足够讨论的问题，也牵涉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些研究课题只能留待下一代学者。我和鲁惟一非常期待下一代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