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球抗疫，瑞典因为推行“群体免疫”一枝独秀。然而事实很快打脸，瑞典的新冠疫情和经济状况都因政府的抗疫不利遭受重创，也打破了瑞典在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印象。 作为中国近代改良派的代表，康有为曾对瑞典赞誉有加。然而，如若康有为活到2020，又会怎么看待在疫情中“躺倒”的瑞典呢？本文作者便通过瑞典之行，与康有为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本文为全文上半部分，主要提及了作者今年二月在瑞典的见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海裔]

　　如果周游列国的康有为活到了2020年，他会怎么看自己非常赞赏的瑞典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呢？2020年四月下旬从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提早结束访学回国之后，我心头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

　　2020的全球新冠疫情爆出了很多“冷门”。其中非常令人惊异的一个，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模范国家瑞典居然“躺倒”了——早在3月12日，瑞典政府就设定病毒检测基调：只对已经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属于危险群体的患者进行检测，原则上不检测轻症和疑似患者；瑞典虽然关闭了高中和大学，禁止50人以上集会，但边境保持开放，幼儿园、初中小学、酒吧、餐馆、公园和商店正常运作，还要求家长必须送孩子去上学，否则会有处罚（因此让很多想让孩子在家躲避病毒的华人家庭非常纠结）。这些做法不仅与隔壁的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形成鲜明对比，在整个欧洲也堪称另类，吸引了许多其他国家不愿遵守封锁令的人前来居住，俨然成为欧洲“自由灯塔”。

　　瑞典沙丘巴登，左为格兰酒店（Grand Hotel），右为康有为居住的岛  海裔摄

　　然而，瑞典为这种抗疫策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止8月29日，1000多万人的瑞典，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为5821人，而14亿人的中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是4634人。瑞典的百万人死亡数是576人，而中国是3人，只有瑞典数字零头的一半。新冠疫情还让瑞典总体死亡人数增加。瑞典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瑞典有51405人死亡，创下150年来最高记录，而上一个大规模死人的记录是1869年的大饥荒（55431人）。瑞典的确诊病例数也与中国高度接近，不过这个数据的参考意义本来就不是很大——由于检测政策的缘故，瑞典的确诊，在很大程度上是症状较为严重的确诊病例，轻症长期得不到检测，就连著名的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在3月份出现症状，也只能够自己在家里隔离。而中国实行“应测尽测”，确诊数字中大多数是轻微症状者。如果按照中国的“应测尽测”方式，瑞典的确诊人数会是中国的多少倍呢？

　　瑞典付出了这么大的生命代价，是否保全了其经济呢？也没有。瑞典统计局数据显示，瑞典第二季度GDP指标同比下降8.2%。而实行严格防控措施的邻国芬兰，第二季度仅下降了5%。许多预测机构都认为瑞典经济今年将萎缩约5%。瑞典并没有因为宽松的防疫措施而占到多少便宜。原因在于，在疫情期间，人们担心感染，仍然会主动减少外出和消费，加之许多产业的跨国供应链都出现了断裂，仅仅瑞典开工，并不足以保障生产，宽松的防控政策并不足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已经有许多人探讨，其理由也不难理解。自从1918年所谓“西班牙大流感”以来，美国无论是应对艾滋病，还是H1N1流感，表现都比较消极。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堡垒，美国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医疗体系高度市场化，流行疾病防控这种不赚钱的事非其所长；美国立国哲学强调分权制衡，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平时就有意地不讲究协调配合，两大政党又高度对立，突然碰上需要协调行动的时候，“进入角色”始终是困难的，再加上一个不讲科学的总统，在新冠疫情中收获全球第一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并不特别令人惊讶。

　　相比之下，瑞典的表现没有那么容易让人理解。我原本以为，瑞典好歹是个社会民主模范，税率极高，民众完全可以期待获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瑞典的医疗体系是政府主导的，盈利动机弱，在疫情防控上，应该表现得比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更好才行。但瑞典却奉行了最为极端的“群体免疫”理念，甚至连消极抗疫的特朗普都看不下去，在4月10日的例行疫情简报会上，明确反对在美国用瑞典的“群体免疫”方式，称那样做会导致200万美国人死亡。而在瑞典方面，到了6月初，就连“群体免疫”主推手、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都感到了一丝后悔。他在接受瑞典广播电台采访时，首次公开承认“不封锁”的防疫政策造成了过多瑞典人死亡，也许本可以采取一条介于瑞典做法和世界其他国家做法之间的折中道路。

　　如果康有为活到2020年，也许他会和我有类似的困惑。这位“南海圣人”在戊戌变法后流亡的十多年里，与瑞典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基于康有为《瑞典游记》《瑞典沿革考》《避岛诗集》，以及其女儿康同璧所编《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我大致梳理康有为与瑞典有关的行踪如下：

　　康有为在瑞典沙丘巴登购买的Restaurangholmen（饭店岛） 海裔摄 

　　康有为于1904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九日）早晨与留美的女儿康同璧、留英的学生罗昌（后成为康同璧丈夫）一起，从挪威坐汽车到达瑞典斯德哥尔摩。8月21日，游斯德哥尔摩东边的申堪港（Sandhamn），在那里得知翁同龢在6月份去世的消息。8月22日，康有为与康同璧、罗昌转移到斯德哥尔摩东南的沙丘巴登（Saltsjöbaden）岛上的格兰酒店（Grand Hotel，或直译“大酒店”）居住。9月中旬，康有为一行从瑞典马尔默（Malmö）渡海前往丹麦。这是第一次游瑞典。

　　1906年9月，康有为在与女儿康同璧游览德国之后重游瑞典沙丘巴登，在这里买下一个岛屿，该岛现名Restaurangholmen（“饭店岛”）。康有为在上面建立“北海草堂”，从此以此为基地，游历欧洲。

　　1908年6月下旬康有为游览的斯瓦尔巴群岛中的埃季岛（谷歌地图截图）

　　1907年11月，时年49岁的康有为纳17岁的美国华人女子何旃理为妾，携手共游欧洲与埃及。1908年5月中旬，两人从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观赛马会之后北返，何旃理返回美国，康有为回到斯德哥尔摩与长女康同薇、长女婿麦仲华以及次女康同璧团聚；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康有为携康同璧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经过挪威，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The Svalbard archipelago）中的埃季岛（Edgeøya，康有为译为那岌岛），在那里看到极昼景象。 

　　1908年7月中旬，康有为舍弃在瑞典沙丘巴登的住宅，前往巴尔干半岛考察，进而结束1904年以来的欧游，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欧洲。“北海草堂”也因此荒芜，该岛最终被瑞典政府收回。但康有为对于瑞典的诸多赞誉之词，留在了他的文字里——20世纪初的康有为对德国不吝赞美之词，其《德国游记》中称“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然而话音未落，《瑞典游记》中即称“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顿为第一”，斯德哥尔摩“兼城市山林、湖海宫馆之胜，为地球所无焉”“以京邑而兼山海岛桥之胜绝者，天下无有”，称斯德哥尔摩楼阁道路“冠诸全欧”。可见斯德哥尔摩后来居上，给康有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欧洲疫情爆发之前的2月份，我带着康有为的《瑞典游记》《瑞典沿革考》与《避岛诗集》，从波兰华沙飞斯德哥尔摩，在斯京及其近郊逗留了一天半。我对瑞典留下的印象是相当好的。但这也使得瑞典后来在抗疫之中的糟糕表现，更让我觉得惊讶。

　　本文作者在瑞典沙丘巴登，身后为康有为岛  海裔摄

　　一

　　在从华沙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个瑞典籍的波兰裔雕刻家，我们发现彼此都会英语和德语之后，就开始交谈起来，越聊越投机。“在瑞典，你会讲英语就能生活得很好。”他说。我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发现他说的是对的。我们又从语言聊到他的身世。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父母的传奇：他父亲是波兰军医，在二战中被苏军抓获，在1940年的“卡廷事件”中幸存；在苏联与英国结盟反德之后，他父亲获得苏军允许加入英军，先驻扎阿富汗，继而转战巴格达，然后参加了英军在北非的战斗，最终在意大利登陆。战后不久退伍，在意大利念书，认识他的母亲——一个波兰护士。他们在英国结婚，后来回到波兰。而他自己在波兰出生，跟一个瑞典女人结了婚，后来加入了瑞典籍。这几乎是一个跟康有为一样不断旅行的家庭，足迹历经欧亚非三洲。而他最后加入瑞典国籍，想来也是因为瑞典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吧。

　　下午，飞机降落在斯德哥尔摩的斯卡夫斯塔机场。我原以为这是个距离市区比较近的机场，一看谷歌地图，发现这是距离斯德哥尔摩100多公里的南曼兰省首府尼雪平（Nyköping），这就类似于要去北京，但飞机降落在天津的武清区。大陆上的欧盟国家通常不会把机场建在这么远的地方。瑞典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空旷”了。

　　波罗的海（谷歌地图截图）

　　机场大巴开了一个半钟头，最后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中央火车站侧面的汽车站。中央火车站在1871年建成，即便在今天，按照欧洲标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站了，每天有20多万客流量。车站门口竖立着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铜像，我后来仔细看自己拍的照片，查了资料之后，才知道是瑞典著名的运河和铁路建设者纽斯•爱立信（Friherre Nils Ericson，1802-1870）的像。

　　纽斯•爱立信像  海裔摄

　　1904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九日），康有为从斯德哥尔摩汽车站出来之后，马上感叹“流观道路之广洁，仰视楼阁之崇严，周遭邂逅士女之昌丰妙丽，与挪威几有仙鬼之判。岂惟挪威不及，乃可称为冠冕欧洲，虽英、法亦远逊焉”。又称“瑞人之明秀不群，实非那人（指挪威人——作者注）猥琐所能望”。他将瑞典与挪威的关系类比为英国与印度，或中国与朝鲜、越南的关系。将朝贡体系中的宗主国与藩属类比为西方殖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康有为时代的知识风尚，康有为也不能免俗。

　　事实上，康有为此行，赶上了瑞典挪威联合的最后一段时间。1905年6月7日，挪威议会宣告瑞典挪威联合解体。10月26日，瑞典承认挪威为独立的立宪君主国。1908年康有为借道挪威前往北极圈的时，挪威已经不再是瑞典的附属国。

　　天空阴云密布，很快可能就要下雨，我在手机上打开谷歌地图，按照指示，快步前往事先订的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宾馆。路上在两座大楼的中间看到一个巍然高耸的教堂的尖顶，教堂的顶是蓝色的，下部则是红褐色的，颇符合我原来印象中的北欧风，顺手拍了一个照。后来查了资料知道，这是克拉拉教堂，始建于1280年，当时中国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在1527古斯塔夫•瓦萨统治时期被毁，目前的教堂修建于1572年约翰三世统治时期。

　　克拉拉教堂  海裔摄

　　从车站往东南走不到一公里，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水域呈现在眼前，对面有个小岛，小岛背后又有一个大岛，均有桥梁与陆地相联。这个小岛就是所谓的圣灵岛（Helgeandsholmen），是瑞典下议院所在地；而大岛则是城岛（Stadsholmen），斯德哥尔摩老城所在地，瑞典王宫和上议院的建筑在此巍然耸立。

　　斯德哥尔摩（谷歌地图截图）

　　我从连接北岸与老城区西侧的瓦萨桥（Vasabron）过海，一直往南步行，根据谷歌地图找到我订的宾馆。这是在斯德哥尔摩老城所在的城岛东侧的一条小巷子里，出了巷子就能看到海。按门铃之后，一位非洲裔女人为我打开了门。她非常安静，话也比较少，她看了一眼我的护照，告诉我房间的密码之后，就离开了。这待人接物，似乎就是典型的瑞典风——不失礼貌，但始终保持着社交距离。在随后的新冠疫情持续期间，有的人就是这么论证的：因为瑞典人平时有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所以无需采取其他国家的激进措施。

　　标红处为康有为下榻的Grand Hotel （谷歌地图截图）

　　我住的是小宾馆，当然不能与腰缠万贯的康有为相比了。康有为手握保皇会从全球华人筹集到的活动经费，而且不严格区分公家账户和私人账户，自己就能随便开支，这使得他能够过上当时欧洲贵族水平的生活。他在斯德哥尔摩住的是老城东北方向与瑞典王宫隔水相望的格兰酒店（Grand Hotel）。这是康有为欧游时常住的连锁酒店，他在我明天要去的斯德哥尔摩城郊沙丘巴登、以及丹麦的哥本哈根住的也都是格兰酒店。他对斯德哥尔摩的这家酒店尤其欣赏，称其“结构宏丽”“庄园华妙”，房费便宜，而且做的食物也比其他欧洲国家好吃。对于这位善于享受的广东人来说，能说一个地方东西好吃，这本身就已经是难得的赞誉。

　　停留斯德哥尔摩期间，康有为能够雇格兰酒店的马车带着他在城里到处观光，而我只能靠自己的腿了。把行李放好之后，我就带着手机出来溜达了。此时已经差不多下午三点半了，天空阴沉，偶尔有点小雨。我从小巷往老城中间走，碰到显眼的建筑就停下来，在谷歌地图上看方位和名称。

　　先碰到的是城中心路德教会的教堂，进去转了一圈，毕竟是新教的教堂，里面的布置要比天主教的教堂素淡得多，公告牌上写着周末用德语布道的时间，提示我这里有相当数量的德语人口存在。再往西北走，就到了一个小广场，它的正式名称却是斯德哥尔摩老城大广场（Stortorget），但规模不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的一半，向各个方向发散出古老的街巷。广场周围建筑颇为精美，广场上有一口水井的纪念碑，据说是斯德哥尔摩最早的水井原址。我一眼就看到了传说中的诺贝尔博物馆（Nobelmuseet）的标牌。这个博物馆位于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大楼，2001年开放，用于专门宣传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生平。我算了一下，感觉时间不够，就没有进去看。

　　诺贝尔纪念馆  海裔摄

　　再往西北走，是一个比刚才看到的路德教会更为宏伟的教堂，那就是圣尼古拉教堂（Sankt Nikolai kyrka），又称斯德哥尔摩大教堂。据说教堂里有一尊1489年的圣乔治屠龙（St。 George and Dragon）的木雕，骑士乔治象征瑞典军队，恶龙象征着丹麦。可惜教堂处于修缮之中，也无法进去。

　　我围绕着教堂转了一圈，转出来的时候看到一道开阔的斜坡，向东一直通向海边，斜坡中间有一个骑马的君主的雕像。这就是卡尔十四世•约翰国王的塑像，这位法国元帅，1810年得到拿破仑的允许，在瑞典被被卡尔十三世国王收为养子，立为王储。而他也很快带着瑞典加入反法同盟，进而打败丹麦，入侵挪威，最终身兼瑞典和挪威国王，开创了贝尔纳多特王朝。这也是瑞典延续至今的王朝。将开国君主的雕像立在此处，当然是最恰当不过。

　　卡尔十四世•约翰塑像，右为王宫，后为斯德哥尔摩大教堂  海裔摄

　　在斜坡的北侧，是一个方型的巨型建筑群，定睛一看，那就是传说中的瑞典王宫了。这个王宫就是一个巨大的四方形的建筑，如同一个堡垒。王宫号称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但从侧面看，外墙上只是略有一些装饰，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王宫相比，可谓相当素淡。我猜测，也许王宫内部的装饰会比外部奢华一些吧。

　　瑞典王宫俯瞰（谷歌地图截图）

　　进入王宫西门，可以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小广场，围墙和柱子都不高，广场上摆放了十几门装饰性的火炮，王家卫队的士兵在广场上站岗，游客随便出入大门。康有为《瑞典沿革考》曾说：“瑞小国，王不尊，常便衣立宫门，几与平人等也”。我在毫无心理准备就能晃到瑞典王宫的广场上，也许正是对这句话的印证。

　　王宫广场，摆放着火炮  海裔摄

　　在《瑞典沿革考》中，康有为称自己在斯德哥尔摩看过瑞典18世纪的王宫，称其“俭小朴鄙”，甚至还不如中国云南、贵州土司的住宅。然而工业革命之后，短短五十年内，瑞典进步神速，建造了巨大的宫殿。我不知道康有为看到的18世纪的旧宫殿位于何处，但眼前的这座王宫，规模似乎比西班牙王宫、德国波茨坦无忧宫和新宫都要小一些，更不要说法国凡尔赛宫了，至少从王宫的广场上看，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准备进入宫殿参观一下，然而被工作人员拦住了，说过了下午四点了，明天才能来参观。而明天我准备去探访康有为的故地，大概没有机会参观王宫了。遗憾错过。

　　王宫在岛的东北侧。我从王宫的西侧转到了王宫靠海的东侧，沿着海边的道路走，可以看到许多白天鹅在水中嬉戏。从外面仰视王宫，才感觉到这座建筑真是庞然大物，不可小觑。再从王宫东侧转到北侧，踏上北桥（Norrbro），很快就到来时所看到的小岛——圣灵岛。北桥的底下有一个中世纪博物馆，桥西侧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那就是瑞典的下议院，康有为1904年第一次游瑞典之时，此楼尚未建成。

　　瑞典下议院大楼  海裔摄

　　康有为在《瑞典沿革考》中称欧洲不流血而成立宪政治的，只有英国与瑞典。鉴于康有为自己对君主立宪的热衷，对瑞典这样的一个定位，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评价了。不过，康有为对于英国的论述，可以说是听信了英国的辉格党史学叙事——且不说英国17世纪内战死人无数，据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斯蒂夫·平克斯（Steve Pincus）考证，被人津津乐道的1688年“光荣革命”也绝非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其实包含着英国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大规模群众暴力。说瑞典的过渡更为平顺，大概是更为可信的命题。

　　但我首先还是对斯德哥尔摩的历史感到好奇，于是踱入了桥下的中世纪博物馆。还好，这家免费参观的博物馆没有关门。里面详细地陈列了中世纪以来斯德哥尔摩乃至整个瑞典的发展史。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清晰的空间感：我所处的，乃是一个环波罗的海的世界，渔民、商人与海盗在此往来，为城市奠基，进而被纳入君主的保护。商业与战争，是斯德哥尔摩日常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的诸多古地图和模型，让我恍然明白，斯德哥尔摩老城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它处于从波罗的海通往一大片被陆地包围的内湖的咽喉地带。商人们要从波罗的海沿着水路进入梅拉伦湖，抵达瑞典腹地，就需要经过斯德哥尔摩。在这里修筑城堡，架起大炮，就可以向过往的商人收税，在军事-财政机器的基础上，现代国家由此产生。

　　北桥（Norrbro）下的中世纪博物馆入口，桥对面为瑞典王宫  海裔摄

　　博物馆里的中世纪骑士塑像  海裔摄 

　　从北桥（Norrbro）继续北行，到了北岸，过路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广场西边是瑞典外交部，东边是皇家歌剧院。广场中央是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中纵横北方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大帝的骑马雕像。国王雕像基座背面则是其身上全套盔甲的雕像。即便不看国王的雕像，仅仅看这一套武德丰沛的盔甲，脑海中就会浮现国王在三十年战争中纵横北方的画面，心中顿生凛然之意。

　　古斯塔夫大帝雕像  海裔摄

　　皇家歌剧院往东就是国王花园，里面立有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铜像，右手持宝剑，左手指向前方，如同正在指挥一场巨大的会战。康有为《瑞典游记》中提及了这个铜像，称“像无须，持剑东指，相貌雄伟”。再向东走几步，靠着水边的大酒店，就是康有为当年住过的格兰酒店，与瑞典王宫隔水相望，《瑞典游记》称：“过桥则为王宫，乃与吾客舍正对，皆环湖而居。”

　　查理十二铜像  海裔摄

　　天色已黑，我从格兰酒店前面的大道，一直往东南走，不知不觉又走上一座桥，对面就是与老城隔水相望的船岛（Skeppsholmen）。岛上有美术馆、音乐厅，但因为天气冷，行人稀少。岸边停泊着一条帆船，帆已经落下，桅杆上的灯火在夜空中闪烁。从这里看对面的瑞典王宫，可以将这个方型的巨型建筑看得特别清晰。它的外部缺乏欧洲王宫经常有的装饰，看着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但这也许就是这座王宫的历史起源吧——扼守在通向波罗的海的要岛上，它必须武德丰沛，首先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才能够履行王宫的各项其他功能。

　　从船岛（Skeppsholmen）看到的瑞典王宫  海裔摄

　　天色已晚，加上地形不熟，我就没有继续往东走，而是折回到老城西侧的骑士岛（Riddarholmen），在上面看了骑士岛教堂以及上诉法院的建筑，并在岛的西侧，远眺西边水域两岸的灯火。从骑士岛经过一座小桥回到老城的岛上，很快在左侧看到瑞典贵族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规模比下议院大厦要小，但装饰更繁复，建筑正面的屋顶上有各种人物的雕像，建筑前面竖立着古斯塔夫大帝的雕像。

　　瑞典上议院（贵族院）

　　我沿这条道路，经过斯德哥尔摩大教堂，向着东北，又一次走到王宫侧面的坡道，经过卡尔十四世•约翰的塑像，回到了王宫东侧的海边。初春的夜风吹过来，嗖嗖发冷。

　　第二天中午，从沙丘巴登回来后，我再一次转到了与王宫相对的北岸，从昨天止步的地方，继续向东探索。我经过了瑞典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可惜赶上休息日，两个馆都关门了。但在军事博物馆前面一字排开的大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人感怀古斯塔夫大帝在三十年战争中御驾亲征、纵横北方的辉煌故事。再往前走，我经过了第二座路德教会，再从那里折向东南，到达基尔哥登岛（Djurgarden），众多博物馆坐落于此。康有为将基尔哥登岛（Djurgarden）翻译为“思间慎”，这一译名需要用粤语来读，才接近瑞典语发音——事实上，大多数康有为自己对欧洲的地名翻译，都需要用粤语来读，比如其将斯德哥尔摩翻译成“士多贡”，用粤语发音远比普通话更准确。康有为曾遍览这个“思间慎”岛，登上五层高塔顶，俯瞰整个斯德哥尔摩。

　　瑞典军事博物馆前的大炮  海裔摄

　　在基尔哥登岛（Djurgarden）上，我经过了展示16世纪以来瑞典人生活实景的北欧博物馆，但因为时间原因，并没有进去看。我最终选择去看的是之前在纪录片上看过的瓦萨沉船博物馆。瓦萨沉船是一艘奉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旨意于 1625年开始建造的战舰，由于国王急于求成，改造战舰的旨意违反造船原理，战舰于1628 年 8 月 10 日下水的时候沉没，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打捞出来，建成一个博物馆。这艘战舰共有5层甲板，上面有64门大炮，船尾龙骨上布满雕塑品，呈现出浓浓的巴洛克风格。舰旁的展览室里，陈列着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原“瓦萨”号舰上的实物以及生活场景的模型。

　　瓦萨沉船的规模或许远比不过200年前中国明朝郑和宝船的规模，然而这是世界上被打捞起来的最古老和保存最完整的战舰，仰视这座巨大的战舰，让我对17世纪瑞典在欧洲北方的巨大影响力，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如果1904年的康有为能够看到这艘沉船，也许他会迅速地向读者推荐他自己的《物质救国论》，如同他反复提及自己的《理财救国论》一样。

　　瓦萨沉船海裔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