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农业国跟工业国发生战争的时候,结局总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工业化一直有着强烈渴望,但这梦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直到1949年之后,才能打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化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历史基础,国内市场,政府态度,政治体制,国民意识,组织能力,管理水平,西方压力,传统价值观等因素。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从武器现代化开始的,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局,主要生产品就是军火,然后,张之洞在汉阳建立了钢铁厂。其它还有面粉厂,棉纺织厂,缫丝厂等消费品企业。
到1912年(满清覆灭),中国工厂已有20749家,但是,真正用机器生产的只有363家,其它都是人力或水力,畜力操作。与美国,德国,日本发展速度相比,中国显得过于缓慢。
早期中国大型企业性质都是“官督商办”:
1872年,轮船招商局。
1877年,开平煤矿。
1881年,国家电报局。
1887年,漠河金矿。
1896年,汉阳铁厂。
1898年,大冶铁矿
……
今天,“官督商办”被一些人吹得神乎奇神,说是民营资本助推工业化发展,同时,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捧得很高。
李鸿章,盛宣怀都是很有能力的人,现在必须看清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中国工业化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
“官督商办”是早期工业化最鲜明的特点,时代背景是地方权力(总督)可以自行决定企业管理人,根据自身利益同时赋与一些心腹--官员和商人两种身份。
李鸿章1870年就牢牢树立了他在直隶的权力,势力直达整个北中国,几乎独掌外交,控制税收,垄断武器制造,控制军事力量(淮军)时间长达25年,门生遍及官场。工业企业创办,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地盘。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他宁可让国家赔款,也不愿让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日本决一死战。当时,有许多官员认为与其赔日本这么多钱,不如,用这钱来再打一场,李鸿章是不可能同意的。
“官督商办”模式是扭曲的,某些利益集团将其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到了民国建立,“官督商办”演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买办集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主要角色。
不是每个买办都是卖国的,有的从良了,比如郑观应等人,但买办阶层性质无法改变,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外国人。
单单述写历史概貌,像中学课本那样,大家无法直观了解,必须拿一个最典型的“官督商办”企业来分析。
1881年成立的国家电报局,是“官督商办”模式比较成熟时期的典型产物,网上有一些带着“揭秘”标题的相关文章,基本是草草几笔,加点老照片,夸奖一番,不知道揭了什么秘?
国家电报局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官家机构,其实它的性质是模糊不清的,跟轮船招商局一样,它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保护下成立的,负责人是盛宣怀。
信息传递速度快慢,往往决定了军事斗争胜负,建立电报线的重要性总督们都明白。1879年,沙俄制造的伊犁危机,证明缺乏现代通讯手段会陷入极大被动,此事促使清廷要尽一切努力去架设连接全国各大城市的电报线。
同年,直隶军方架设了天津-大沽之间的电报线(军事,短途),工程师来自丹麦大北公司,政府出资。
1880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钱由直隶军饷支出,架设成功之后,向民间招股集资,建设中国电报网。
既然直隶肯出钱,朝廷马上准奏,李鸿章再找丹麦公司合作。
1881年12月24日,中国第一封长途电报由天津向上海发送成功,该线造价是178700两白银。
盛宣怀被委任为电报局总办,接下来,开辟新线,招股集资的工作都将由他负责。
1882年4月19日,电报局正式移交给盛宣怀及主要股东经营,23日归还直隶军饷60000两(第一期)。
很明显,国家将不拥有股份,电报局彻底民营化。公司章程由盛起草,经李鸿章过目发布,章程最重要内容有三点:
一,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
二,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
三,中国电报,以军报为第一要务,商民次之。
这三点,听上去都没有问题,今天还有人会为之鼓掌,事实发展结果却与美好愿望完全背离。
民间资本得到国家给予的垄断特权,因为其它人是不能架设电报线的,而国家却得不到想要的战略电报线,还要贴钱。
直隶军饷是无息资金,剩下的四年内再还2万两,最后9多万两从一等官报军报费用中扣除。
另外,国家负责电报线沿途的看护费用,每个地区的民团巡逻费由国家拨款。
民团就是乡间懂拳脚的汉子,像黄飞鸿就是搞民团的,电影上虽然帅气,其实大多数民团就是干这种苦活赚钱的。
盛宣怀称这此举是效仿西法,意在急公,推而广之,必是商人之利亦是国家之福。现实是这样吗?
商人有了垄断权,有国家养护津贴,有丰厚股息,他们会满足吗?盛宣怀的叔伯子侄有一大堆是股东,国家利益,家族利益他要如何平衡?
国家电报局是成立了,但矛盾也出现了,而且无法解决。
国家战略与资本利益
李鸿章本来的设想,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在大清国库空虚情况下,利用民间资本进入,发展全国电报网,至少要达到某种战略目的。
电报线延伸很快,天津--上海--广州--香港,镇江--成都,这些商务频繁,有利可途之线,都一一开通。
但是,陕甘地区,云贵地区,蒙藏地区等内乱外患频繁之地,最需要电报往来,却无法架设,只要有方案提出,就会被股东大会否定。
不是说军报为首,商民次之吗?不是说商人之利亦是国家之福吗?
漂亮话谁都会说,一旦决定权在股东手里,首先考虑必定是经济利益。
你把几百万两银子投到陕甘蒙藏这些地域辽阔,成本高昂,而且看不到收益的地区,哪个股东会跟钱过不去?要建,朝廷自己拿银子来建。
左宗棠搞得没办法,急等电报线,找李鸿章想办法,李鸿章只能找各省凑钱,搞了一些军务线,后来变成了官线与商线两种性质。
河南巡抚衙门想开一条济宁到开封的电报线,但河南财政大多投入到了治水修堤之上,找盛宣怀解决,盛说河南要挤出一笔免息资金给电报局,才可开建。
云贵总督岑毓英直接向朝廷上奏,说云南事关边境安危,法国在安南骚扰边境,无论如何要有一条电报线。
现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都有了电报线,凭什么让云南这种军备要地,还在用八百里快马报信?朝廷转给李鸿章处理,李又转给盛处理,电报局股东就不同意。
结果,李鸿章从湖北和四川两省硬挤了15万两白银,当是开通成都-昆明-边境的前期建造款。
至于云川边界到东南亚的蒙自线,李是从上海海关弄来16万两专款。
事情已经很明显,商线发达,军线拖拉,原先的漂亮话不管用了。而且,电报局股东连上海,南京等地的电报学校日常费用也不肯出。
这个局面,不是电报局一家才有,这是“官督商办”模式企业基本的状况。
随着中国电报网不断发展,官商矛盾已经无法弥合,这时,有人想要改变一局面。
收归国有
对电报局,好多实力派都想将其收归国有,不想再受到商人的操纵,只是在李鸿章的威严面前,无人敢直接提出而已。
等时机一到,还是有人出来讲话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大头早就憋着收掉电报局,从清朝官场来说,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他得等机会,急不得。
1901年,李鸿章去世。
1902年,盛宣怀父亲病故,按清制,他得回乡丁忧一段时间再出来。袁大头机会来了,盛背后是李鸿章,袁还得拉一个政治盟友。
袁大头便向张之洞提出将电报局收回国有的想法,张之洞完全赞同,统一各省电报建设本来就是张的意愿。
这样,大头立马南下,到上海盛家吊唁。
盛宣怀见袁世凯到府上吊唁,知是有事,赶紧热情相待。
大头坐定,喝了口茶,说:盛大人,节哀!保重身体哈。
盛宣怀:感谢袁大人代表朝廷来寒舍慰问,感恩,感恩。
大头说:盛兄,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盛宣怀:请大人明示。
大头:盛兄,你操劳电报局多年,劳苦功高,不知将电报局收归朝廷,您意下如何?顺便说下,张之洞同志是完全赞成滴。
盛宣怀咽了口茶:袁大人,这是好事呀,国家之福呀,呵呵。(心里MMP)
大头:盛兄果然深明大义,我马上禀报朝廷,告辞!
盛宣怀没提别的要求,只希望保留铁路督办一职,他知道袁世凯马上会安插人手到电报局,他这个总办的职位肯定保不住了。
袁世凯一回京,与张之洞一起请奏朝廷,发了一道由他俩负责电报局改归官方管辖的谕令。
1903年1月15日,袁出任督办大臣,委任直隶藩司吴重熹接管电报局。
盛宣怀虽然无法直接跟袁对抗,但他有许多办法可以拖延这一进程,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归官方,那么哪个部门来管?没有对口部门。
拖到1906年,朝廷才设了邮传部,任命陈璧为尚书。
1906年11月,袁大头被满族权臣给挤掉,兼职都没有了,只留个直隶总督。
磨了四年,盛宣怀机会来了,1908年他被任命为陈璧副手--邮传部右侍郎。
陈璧是部长,他是副部长,陈璧跟大头一样,坚决要收回电报局。
盛宣怀整个家族利益与电报局挂钩,他就煽动一些股东在上海示威,反对朝廷买回电报局。
陈璧定下赎回价是每股170两银子,原始股是100两。盛宣怀作为朝廷命官,应当帮朝廷压价,但同时他又是最大股东,得帮股东抬价。
在盛的授意下,股东出价240两一股,协商无果。
1908年6月17日,陈璧奏请皇上批准,规定在8月26日之前,只要肯定让朝廷赎回的人,每股180两,过期只给170两,再拖就不好说了。
实际电报局由20名大股东控制,其中又以盛宣怀的亲戚为主,他的叔叔盛庚还是宁波分局的管理人。当时为了不让朝廷收回,他们还想把股份转给外国人,毕竟清廷怕洋人。
最终,盛宣怀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说服亲戚同意了180两的方案,保住了自己的官位,李鸿章这个靠山去世也是主要原因。
三年之后,满清就覆灭了,袁世凯当权,中国乱成一团,南北对峙,工业化进程同样处于无序状态,电报局性质又被改变。
到了欧战结束,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大,而西方资本再次涌入中国,凡是搞得有点起色的工业企业,不是被外资吃掉,就是被恶意挤垮。
电报局发展历程,只是一个缩影,在那种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哪怕到了民国,所谓工业化,也只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最初刺激中国人搞工业化的因素---国防工业,一直到1949年前还是根本无法自足。
如果没有1949年后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工业化之路还是会在内外压力之下,扭曲变形。
今天也一样,美国连中国产业升级规划都要横加阻拦,可见当年的勇气和决心。
西方会倒贴钱,哭着喊着给你送“民主”,但决不会给你送“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只能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去搞,中国工业化之路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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