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赞的红色福尔摩斯 粉碎戴笠“死间计划”

作者：孙喦

1943年春，军统在重庆白公馆举办“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参加，戴笠痛哭流涕，哀悼打入延安被中共捕获的44名军统特工。

电视剧《风筝》中也表现了戴笠哀悼在延安落网的军统特务的情节，但是把潜入延安的军统特务被一网打尽，说成是曾墨怡和郑耀先获取了潜伏的特务名单。但实际侦破这个“延安反特第一案”的，是中共陕甘宁边区保卫处。

具体指挥破案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部部长布鲁。

布鲁原名卢茂焕，出生在海南岛一个渔民之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琼海工农红军。琼海红军失败后他流亡印尼马来亚等地，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担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既要应付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公开活动的很多棘手情况，又要防范和侦破国民党特务暗中渗透和破坏活动，非常需要能够在这种复杂环境下侦查破案的人才。布鲁1936年回国，因为他有在海外复杂环境中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被选拔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负责侦查工作。

布鲁有华侨经历，穿着打扮很洋派，在延安显得很与众不同。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也与众不同：用人不多考虑出身和背景，而是在直接接触过程中悉心观察和分析其人品能力，只要他认为对革命事业有利，对破案有利，什么样的人都敢用，什么别出心裁的方法都敢用（1951年1月布鲁任广东省公安厅长时被诬陷入狱，“丧失阶级立场、包庇重用坏人”是主要罪状之一，仅广东港澳地区受他株连的公安干部就有一千多人）。

布鲁“对案件和对人的观察都进行一种心理把握，不仅是斗智，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侦察与征服”[吕璜(布鲁夫人)，《红色福尔摩斯的遭遇》]。他又善于从细微处发现揭示事件真相的关键，对错综复杂的案件总能找到最佳的突破口，还往往采取出人意料的方法，具有福尔摩斯般出色的观察、推理和行动力，被毛泽东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

一、假扮中统巡视员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抓获一名以《中央日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中统特务，审讯得知其任务是巡视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传达反共方针，布置中统特务配合国民党军蚕食边区。

当时陕甘宁边区名义上受国民政府领导。国民党不仅参与边区政务，还在边区地、县设有党部等机构，成为插入中共根据地的钉子。中共需要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不落人口实地拿到这些国民党机构“破坏国共合作”活动的证据，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拔掉这些钉子。

寻常方法很难在这种两难状况下拿到证据。边区保卫部长布鲁想出了计策——他假扮这位被捕的中统巡视员巡视了边区7个县的国民党党部。布鲁皮夹克、呢大衣、黑皮鞋，一副金丝眼镜，气派非凡。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丝毫没有对他的“冒牌”起疑，都毕恭毕敬地汇报工作，奉上特务工作报告。

布鲁假扮中统巡视员的事，受到中共社会部（主管情报和保卫工作）部长康生的严厉批评，说他擅做主张，对友党搞化装侦查，不考虑政治影响。

布鲁虽没有因这件事受处分，但让康生对他有了成见。

布鲁在马来亚时，曾奉共产国际命令去刺杀一名叛徒，安装炸弹时意外爆炸，失去了左手。1943年康生主导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说布鲁失去左手是“王佐断臂打入革命队伍”，有敌特嫌疑，将他下放到绥德。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布鲁在1939年拿到的边区国民党机构破坏国共合作的证据，为中共反击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拿出这些证据，揭露国民党一贯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并以此为根据，驱逐了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各个县的公开机构。

图、1937年初，斯诺、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布鲁（右）在延安

二、智破陇东奇案

1942年庆阳县大旱，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拨出800万边币救灾款（1942年2月至6月，边区政府总共才发行了1000万边币）。这笔赈灾巨款却在庆阳县政府被窃，引发民众对边区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

县保安科查找偷钱的嫌疑人，最后落在县民政科的李科长和县政府的李秘书身上，将二人收押。李秘书和李科长又相互指控对方偷了赈灾款。

庆阳县的罗副县长交给保安科一封信，说是在李秘书办公室找到的。县保安科一检查，是拼贴成的给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联络信，字是李秘书的笔迹，就将李秘书作为敌特和盗窃犯逮捕，将李科长无罪释放。

这时布鲁到庆阳视察工作。他反复研究这封“特务联络信件”，发现了疑点：如果信是李秘书拼贴的，怎么会用自己写的字？

布鲁又问清楚了李科长和李秘书同住一间窑洞，罗副县长是李科长的连襟。他追究审问，查明是李科长偷了赈灾款，伪造了这封特务联络信，想栽赃给李秘书，而主意是罗副县长出的。

侦破这个案件，让布鲁有了“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誉。随着他又侦破了不少疑难案件，延安福尔摩斯的名声广为流传。

图、“红色福尔摩斯”布鲁

三、延安反特第一案

1941年初，军统特务吴南山受派遣回到家乡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县，在陇东中学做教员。他回到庆阳县不久就向中共投诚，被庆阳县保安科发展为两面间谍。

1941年10月，吴南山去延安开会回来，路上碰见了刚潜入边区的祁三益，是他在军统汉训班的爆破教官，正准备去延安。

吴南山立即报告了边区保安部门。

边区保安处接到报告后，布鲁第一时间赶到庆阳，了解案情。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共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由于中共安保措施严密，这些派遣特务很难通过边保的检查站进入边区；即使进入边区，也很难通过边保部门的政审打入中共内部。

后来叛逃到国民党那里的中共元老张国焘给戴笠出主意——从陕甘宁边区招收要求抗战的知识青年，经过训练后，可以顺利通过检查站回到家乡，在家乡又比较容易通过政审，从而打入中共内部。

戴笠按照张国焘的主意，1939年9月在临近陕甘边区的汉中办了一个特训班（汉训班），招收陕甘宁边区的知识青年，由曾经潜入延安的李国栋等人传授打入中共内部的经验，再派遣回边区（李国栋是沈之岳在汉训班的假名。沈之岳1940年又潜回延安，在抗大任教。他因为不与其他特务联系没有暴露，在中共边区保安处破获汉训班“死间计划”前，于1941年春逃回重庆）。

吴南山和祁三益就是军统从陕甘宁边区招收的知识青年。吴南山是汉训班第4期的学员；祁三益在汉训班第1期毕业后做了爆破教官，号称“爆破大王”。

因为向中共派遣间谍比向日伪派遣间谍更加困难和危险，因此军统内部把派遣打入中共的间谍称作“死间”；把专门培训打入中共间谍的汉训班称作“死间训练班”（电视剧《伪装者》中军统对日军的“死间计划”是借死间之名虚构的）。

这是中共初次掌握军统汉训班的情况（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缴获了军统文件，才查明汉训班共办了9期，培训特工600余人）。

布鲁带领边保人员，赶到陇东富县秘密逮捕了祁三益。经过做工作，祁三益投诚成了边保的“反间”。

据祁三益交代，汉训班培训的特务已陆续打入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局、边区保安处、中共陕西省委等要害部门。戴笠派出赵秀、李春茂、杨超和祁三益共4名联络员，要把潜入边区的特务串联起来，搞大的行动。

这是国民党特务首次成规模地打入中共内部，惊动了中共最高层。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康生和李克农指示：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止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

图、布鲁、吕璜和儿子

幸而戴笠急于贪功，改变“打入要害、长期潜伏”的死间方针，在1941年要把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务串联起来搞“大行动”；而布鲁以过人的敏锐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制定了用间、反间、反反间的破案方案：

1.用间，用祁三益找到了另3名军统联络员；

2.反间，用已控制的特务对军统进行反间，侦知了新派遣的死间特务情况；

3.反反间，反顺序操控投诚的特务，隐藏最重要的两面间谍，以长期对军统用间。

边区保安处由此掌握了潜入陕甘宁边区的全部4组军统特务，于1942年10月，将32名“死间训练班”培训的特务全部抓获。

直到1943年春，赵秀逃回军统方面，戴笠才得知“死间计划”打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已被中共边保部门一网打尽。于是有了军统举办“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戴笠痛心疾首的一幕。

侦破这一大案，毛泽东赞扬说：“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还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侦破汉训班大案后，布鲁又侦破了军统阴谋刺杀毛泽东等大案要案。建国后布鲁任广东省公安厅长，1951年蒙冤入狱，1972年被折磨致死，1980年平反昭雪。布鲁在陕北绥德时的战友写了纪念文章，并为布鲁题词：“红色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