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将军被称“地雷战王” 5次负重伤8次降职

王耀南

幼年立志求真理

江西萍乡上栗村，从古至今赫赫有名，因为这个村庄的不足百十户人家世世代代以生产鞭炮为生。1911年冬月，王耀南降生于这个村庄的一个鞭炮世家，起名为冬伢子，小伙伴们都叫他南伢子。他聪明好学，5岁就开始跟着叔父们学习制作鞭炮，几年下来，就掌握了数十种烟花爆竹的配方，技术也很纯熟，在同龄人中甚有出息。1919年，上栗村在制造鞭炮时候不慎引爆炸药，半个村子被夷为平地。王耀南和妹妹随着母亲，一路讨饭走到安源投靠父辈。

当时，安源有个萍乡煤矿，是1889年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创建的。王耀南的父辈们在矿井下当放炮工，用繁重的劳动换取微薄的薪饷糊口。帝国主义和官僚相互勾结，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把安源变成了人间地狱。安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是湘赣边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之一，也是中共湖南省委指挥暴动的军事中心。

王耀南到了安源后开始跟随其父学习放炮，小小年纪担负着超乎寻常的劳动任务。1921年秋，中共成立不久，湖南支书毛泽东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点，到安源煤矿考察。他在井下与工人们促膝谈心。王耀南第一次见“穿衣服”（矿井下的工人只有三尺汗布，井下包头巾，井上遮羞布和回家洗澡布。没人穿着衣服下井）的教书先生到井下，非常稀罕，于是坐在毛泽东身边，聆听教诲。毛泽东在井下给工人们传播革命道理，深入浅出的道理在王耀南幼小的心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1922年，李立三创办了第一所路况工人补习学校，在教学中把科学文化与工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后来又秘密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王耀南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922年4月，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以纪念国际劳动节。王耀南带领小伙伴们在矿井下以拉电闸、整监工、破坏一些劳动工具设施，响应活动。于是中共将这些苦大仇深的矿工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安源儿童团。儿童团员们秘密从事着当时成年人难以完成的任务。王耀南首当其冲。当时，为了避开工头的追踪，工人们有时要在矿井下开会，儿童团员们就在门口放哨。一次，工头悄悄地到矿井下检查，王耀南机警地迎上去，大声喊道：“大叔，你来啦！”工头骂道：“你喊什么喊？”说着抡起皮鞭就要打人。“你为啥打人啊？”喊声更大了。开会的人听到了王耀南发出的信号就立刻散开。在儿童团期间，王耀南和小伙伴们成功地完成了多项任务。1922年安源大罢工开始，11岁的王耀南走在罢工队伍的最前列，带领17000多名工人高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他还带领着儿童团贴标语、糊旗子、撒传单、高唱《劳动歌》，悲壮的歌声响彻天空，歌词字字铿锵有力。刘少奇同志曾经多次说：“我在安源领导大罢工取得胜利，全是依靠像王耀南这样的产业工人”。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少年的王耀南也经受了斗争风雨的洗礼。

金戈铁马驾狂飙

王耀南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工兵史，因此同志们称他为工兵王。他精通爆破、架桥，曾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红军架桥王、坑道爆破王、工程构筑王、地雷战王。纵观王耀南的成长和战争史，这些称号的确名副其实。

1930年，王耀南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接到了筹建工兵连的命令。朱德亲自向王耀南交代组建工兵连的任务，王耀南任工兵连连长。成立工兵连时，朱德说：“工兵很重要，一千年以前就有了。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

7月，王耀南率队赶往江西南昌。工兵报到后，彭德怀亲自督阵在浏阳河上架通浮桥。红三军团在长沙附近七里巷、乌梅岭受阻，彭德怀命红八军顺浏阳河下杉木港迂回到敌人后部。工兵连被加强给红八军。王耀南向军长何长工请命任敢死队队长，率船头架有机枪的几条船利用机枪火力和土手榴弹冲破了敌人河防，红八军绕到敌人背后击退了敌人。工兵队利用红八军乘坐的船只奉彭德怀命令在东渡屯架设浮桥。当晚王耀南指挥敢死队炸开了长沙城门，午夜红三军团便占领长沙。战后，省委特派员却以王耀南未带领3000工兵参战为由，将他降职为伙夫班长，而政委杨明因为王耀南被降为连指导员。

8月，工兵团奉命再次攻打长沙，王耀南再次被任命为连长。此时工兵队仅剩下一个连队。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命令王耀南率工兵炸开长沙浏阳城门外铁丝网和鹿寨。但是他们不知道铁丝网上有高压电，指导员杨明触电身亡，其他战士为了抢救指导员全部牺牲。王耀南仔细研究爆破电网方法，排除爆破组炸开电网，红军屡攻长沙不克，退出战斗。王耀南身负重伤，在小河村修养。但是他的伤还未痊愈，就奉命率队于11月2日前在罗坊架通浮桥，接应红三军团南渡袁水。经勘查，王耀南认为短时间内修补严重腐朽的木码头太困难，提出了修石码头的建议，他带领工兵奋战两昼夜，建成了石码头，架通了浮桥。

此后王耀南参加了5次反“围剿”，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王耀南于1932年1月率工兵连参加赣州战役。根据陈毅的指示，王耀南负责指挥工兵连挖掘10余条坑道。第1次坑道爆破时，因观察爆破效果后才发起进攻而贻误了战机；第2次爆破时，红二师不肯将部队撤出危险区，担心再次贻误战机。红五团团长叶长庚命令敢死队向城墙前运动，王耀南向三军团首长解释不能这么做，但是总部命令：工兵必须按时起爆，否则以违反战场纪律论处。第一炸点起爆，敢死队员全部牺牲。第二炸点起爆，为工兵担任掩护的莫文骅连队阵亡70%。王耀南奉命组织挖掘坑道，敌方工兵利用坑道与我工兵对抗。敌主力一部利用坑道从赣州城里出击，袭击红一指挥部，俘虏师长侯忠英。红一师腹部受敌，仓促撤出阵地。但是未及时通知在坑道中作业的工兵。王耀南等在坑道里死守，坚决不做俘虏，直到红十五军组织反击，将敌人赶进赣州城，才将坑道中负伤的王耀南等救出。此次战役中，王耀南深深地体会到，工兵在坑道作业时必须携带武器，坑道光能防不能打是不行的。坑道内必须挖掘战斗交通道，以防不测。王耀南就是这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长征路上架桥王

1934年，王耀南率工兵营奉命从石城前线经三角地急行军，于12日按时赶到了于都河边。周恩来亲任总指挥，征集杉杆、门板和船只等驾桥材料。王耀南对架桥点、河川情况进行实地勘察，挑选了10个架桥点，决定在花桥、潭头圩、赖宫庙、大坪心、峡山圩架5座桥。在深水区的王耀南指挥战士用民船做桥脚，杉杆当桥桁，铺上门板结构呈浮桥。刚开始架桥的时候，因为河面太宽，指挥船进入桥轴线很难，特别是夜间作业，河水声音大，指挥员的口令听不清，旗语看不见。于是王耀南想出了一个主意，在每个船上挂一盏马灯，这样就解决了船偏离的问题，加快了架桥速度。他们在浅水区打木桩做桥脚，虽然征集了不少的架桥材料，但是仍然不够。苏维埃政府和当地老乡大力支援。一位曹大爷献出了自己的寿材做了桥板。17日，王耀南接到了命令，红四团到达后立刻过桥，不得延误，其他各部必须让路。不久，耿彪带领的红四军团赶到渡口，迅速过桥。王耀南等人奉命在桥头进行宣传和保障工作。

10月18日，毛泽东从王耀南所带领的工兵营建设的桥上过河，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12月，他又在乌江为朱德队伍架设浮桥，使其队伍顺利过江，王耀南得到了全军通令嘉奖。遵义会议后，王耀南在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仅用2个月的时间，指挥工兵连克服重重困难，架起了10余座桥，大破天门洞架通赤水河，再次获得全军通令嘉奖，并且被毛泽东称为工兵专家。红军三渡赤水后，敌人继续围追堵截，处境非常困难，何去何从？一时间没了办法，毛泽东想到了王耀南，便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部队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过河，太平度的桥是否还在，你亲自找工兵专家王耀南同志谈一谈。”王耀南接到命令后，立刻赶到太平度和二郎滩护桥守桥，保障了红军顺利渡过了赤水河。

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也有着王耀南的功劳。王耀南带领全连在雪山上修桥铺路，为全军开道，700里的雪山路途中留下了许多工兵指战员的遗体。王耀南曾为了缅怀长征中的工兵士兵们写下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挽联。

长征结束时，只剩一个工兵连了。红军工兵在长征中的伤亡和贡献可想而知。王耀南在长征中的重大贡献不言而喻，无愧于同志们送给他的“五个王”的称号。

地雷烽火燃沙场

同志们封给他的“五王”称号中其中一王是“地雷战王”。作为中国革命史上工兵连的创始人，一生为工兵事业而奋斗，王耀南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造、完善并推广了地雷战。地雷战为人民战争创造了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法。

1941年2月，彭德怀命令王耀南指挥构筑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程，并且批准王耀南可以大规模的使用地雷和构筑大量永备工事的方案，组织工厂研制和大量生产地雷、滚雷等土装备。于是王耀南提出了“在厂区布地雷阵打击进入兵工厂敌军”的方案。此时，王耀南认为地雷战术基本成型。他经常带着八路军在总部驻地农家小院里演习民兵如何布阵打击日寇。王耀南完善了演习方案以后，彭德怀指示他开始推广地雷战，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于是王耀南开始带领工兵干部通过演话剧的方式推广地雷战。一名民兵在掌握战术后，在一次战斗中，因为埋设地雷炸死了日军大佐和少佐各一人，立了头功。王耀南为了节省制雷成本，提出了凿石头做雷壳，造最便宜地雷的方案。他在演练过程中意识到，地雷战关键在于怎么埋地雷。地雷战术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不光在特务团推广，还要在部队中，甚至是游击队中推广。于是向领导建议广泛地推广地雷战。

因为过去布雷只是一个武器应用的问题，地雷价值昂贵，并非埋在地下的全部地雷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无法在一般的战斗中使用，谈不上普遍应用，更谈不上推广，但是左权认为王耀南的建议很好，于是他要求王耀南试着做几次战例，提出具体方案，然后再广泛推广。王耀南开始集训部队和干部开始推广地雷战，得到了刘伯承的大力支持。他总是亲力亲为，教他们搞火药和引信装置，教给他们埋设地雷的地点时间，如何防止地雷误伤群众和牲畜。

1941年冬天，聂荣臻向朱德请调王耀南到晋察冀推广地雷战。王耀南奉命前往。他到达后立刻投入工作，先给司令员和领导说明了日军的“照妖镜”是探雷器，向他们介绍了探雷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提出把地雷的起爆装置和老鼠夹子相连接，用马尾当绊索等办法反日军排雷。当时由于日军在中原大修碉堡，修建网状公路，反复进行扫荡，冀中形势十分严峻，冀中军区和机关部队撤进太行山区。王耀南提出了改造地形，由此产生了地道战。他带领民兵挖“蛤蟆蹲”、菜窖、地窑子，并把它们用于藏身。

此时他接到通报，我军驻郭庄和大陈庄的部队情报有误，在东王庄方向布雷，结果老百姓往定县方向撤退时，踩响地雷，死伤多人。王耀南要求军区发训令，各部队、游击队、民兵只有看到日军确实在运动才能安装地雷激发装置，警报解除后，由安装人员拆除未引爆的地雷激发装置。后来这一训令传来传去，成为“不见鬼子不挂弦”的佳话。

王耀南是个很谦虚的人，在反扫荡后期，他率部追杀敌后卫，清除了进入根据地的日伪军和汉奸。根据军区首长指示，在二分区的要求下，王耀南留在了二分区宣传地雷战和地道战。但是他始终谦虚道：“地雷和地道不是我发明的，我只不过是利用自己20多年的爆破和挖洞子的经历提出了地雷战和地道战的战术。”他提请二分区和四分区共同组织民兵联防，监视敌军行动，提出搞“地道战”要因地制宜，在山区和靠近山区的敌方要很好的利用地形，隐蔽自己消灭敌人。

敌人对王耀南怕得要死，还曾经在电台广播里造谣说，“皇军扫荡消灭了八路军三分区机关，活捉了司令员王耀南”。企图以此动摇游击队的抗日决心。结果被当地的老百姓当成了天大的笑话。

1947年11月22日，王耀南奉命前往运城前线，在朱德“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下，结合石门战役的经验，协助完成指挥攻克运城的任务。王耀南吸取二攻运城不克的教训提出了不能把工兵当敢死队用，应让工兵指导步兵学会土工作业和爆破，强调应克制旅、团指挥员急于进攻的急躁情绪，疏于工程保障的做法；提倡一线部队多流汗，少流血。他完成了运城战役作战计划后报批徐向前等首长，军委复电同意。12月17日夜里，主力开进，扫清了外围障碍，25日总攻开始。敌守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拼死抵抗，胡宗南从南线派出援兵，大举渡过黄河，我军南部告急。王耀南适时地提出了派小部队嵌入护城壕挖短坑道，炸开城墙的险招。结果27日爆破成功，28日运城解放。

1948年2月，徐向前到达翼城指挥临汾战役，王耀南吸取了运城之战的经验教训，根据临汾城墙厚实、碉堡坚固的实际情况，建议加强部队训练。徐向前亲自召开了营以上千人干部会议，号召大练兵。3月6日，徐向前命令发起临汾战役。敌机不断轰炸我军前沿阵地，临汾守敌工兵又挖了大量的坑道，防止我军攻城和挖坑道破城。战役在空中、地面、地下展开。4月15日，临汾前线坑道挖掘工作全面展开，仅东城就开挖了15条作战坑道和60条掩护坑道。5月18日，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胜利结束。1948年6月1日，临汾战役胜利后的第13天，毛主席在《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临汾战役：“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战役，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2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2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000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约7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的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从1951到1952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3次命令王耀南到朝鲜负责解决志愿军的防空和防重炮问题，王耀南根据平原地道战的战术提出山地坑道战的战术，解决了志愿军防空和防重炮的问题，在巩固我军三八线的山地防御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整个三八线山体已经基本掏空，彻底解决了一线山地部队的屯兵、养兵、作战进攻与作战防御问题，甚至可以抗敌重磅炸弹和8英寸（200毫米）口径重炮的轰击，我军每日每个军阵亡人数已由80人降为两三人。地下坑道被部队誉为“打不垮，炸不烂的地下钢铁长城”。

地雷地道上荧幕

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王耀南组织作家和艺术家将抗日战争中的“地雷战”和“地道战”的战例改编成有故事情节的军事教学片。他在影片中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军事顾问、军事指导。影片中的所有情节都取之于当年的实际战斗，由于受影片长度的限制，还有许多故事没有得到反映，但人民战争的基本思想得到了体现。

《地道战》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战争电影的经典之作。在“文革”期间，这部电影曾被作为“人民战争”教学片。从1966年至1970年，全国只放三部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地雷战》。

1966年8月，审查《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时，对油画的图注是：“毛泽东1920年到安源”，并说毛主席在建党以前就曾去过安源做工人运动。王耀南当即提出异议：“毛主席1920年没有去过安源。1921年秋毛主席去的安源。”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他在博物馆打电话请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到毛主席处核实。主席后来答复说：王耀南同志的回忆是正确的。

呕心沥血工兵王

1984年11月3日6时25分，王耀南彻底地离开了他钟爱的工程兵部队和事业。王耀南长期在工程兵部队和领导机关任职，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兵知识和工作经验。他不仅为组建工程兵部队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对工程兵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王耀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有坚强的党性和英勇奋战的优秀品质。他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爱护战士，晚年仍为“四化”建设而奋斗，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王耀南一生堪为悲壮！他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及随后的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到抗美援朝他参加战斗达300余次，5次负重伤，却从不退却；1939年6月与日军川口遭遇战，他3次9处负伤，曾连续8次获得全军通令嘉奖。

虽然他资格老，战功卓著，伤痕累累，可能因工兵是个辅助兵种，也可能因他文化较低，刚直暴烈，8次被降职。1955年9月，授衔时他只是一名少将，但他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特别是他在红军时期获得可终身免除死刑的二等红星奖章（现存军事博物馆）和红旗奖章，是他人难以相比的，是对他的最高奖赏和最高评价，也是对工兵（现工程兵）的最高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