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文/李宇佳）

　　如果没有战争，如今年逾九旬的薛广文老人也许会跟大部分普通人一样，经历着专心求学、顺利工作、安稳成家的平凡人生。而历史的车轮却从来不会行进在“如果”之上，这也注定了薛广文与众不同的人生。

　　“我17岁即将从卫校毕业的时候，还没想过要当兵，也没想过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当兵后也没想过能活着回来。”薛广文老人感慨道。

　　“我是个医务兵，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位朴实的山东老人说。

　　树枝铺木板就是“手术台”

　　1950年10月25日，时任第38军警卫营卫生所调剂员的薛广文随部队从吉林省辑安市（今集安市）出发，奉命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与集安隔江相望就是朝鲜的满浦市，而此时的满浦，早已是一片火海。“房子全没了，死人到处都是，有时候就在我们的脚边。”薛广文摇头叹息道。

　　就在这一片废墟和尸体之中，年轻的薛广文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朝鲜婴儿。

　　“当时看到有个婴儿趴在大人身上，仔细一看发现大人已经死了，而婴儿还活着。”薛广文便立即把婴儿从尸体上抱在了自己怀里。“我记得那个婴儿也就1岁多，”薛广文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画着，“身上还穿着对襟系带的朝鲜族小衣服。”由于还要负重赶路，再加上薛广文是个年轻小伙子，不方便带着婴儿行军。于是，薛广文捡到的这个婴儿就被警卫营政治部宣传队的女战士们接手了。

　　入朝后，被分配在警卫营卫生所的薛广文和护士们相互配合，对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进行包扎处理，为了便于后期救治，还需要将伤员按伤势轻重情况做区分。

　　“轻伤系白布条，中等程度就系黑布条，重伤就要系红布条了，然后安排担架队赶紧转运到能做手术的地方。”老人回忆说。

　　在前方战事吃紧时，部队也会立即组织手术抢救伤员，而手术条件异常简陋。“当时在一个山洞里，四周挂上白布围成的帐篷就算手术室，一块木板底下铺上树枝，旁边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这就是手术台了。”薛广文说。

　　资料图片：1949年薛广文（居中者）与战友合影留念。（受访者供图）

　　边“抓虫子”边学习防疫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终于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同年11月，薛广文被调到医干大队回国进行学习。就在薛广文回国学习期间，不甘于停战谈判的美国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细菌战，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1952年6月，在医干大队培训结束的薛广文作为防疫队成员，再次返回朝鲜，从事阵地防疫工作。反细菌战正式打响。

　　“防疫队也就60人左右。虽然经过了培训，但是防疫工作还涉及动物学和昆虫学，到了朝鲜就请上海医科大学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边学习边实践。”薛广文说。

　　“实践”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抓虫子”。薛广文他们每人分到一个玻璃瓶和一只镊子，只要有敌军飞机投弹，就要立刻到现场查找，如果发现可疑生物如昆虫，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里，送往化验室。志愿军队伍的反细菌战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

　　医务兵也经历战场生死

　　尽管从事防疫工作，但在朝鲜战场，薛广文同样也面临着生死考验。空中时常盘旋扫射的敌机，成为没有制空力量的志愿军战士们最大的障碍。

　　一天早晨，薛广文和当时防疫队的罗队长一起提前出发，前去阵地附近考察防疫场所。

　　“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出发的，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桥。刚过桥没多久就来了一拨又一拨的飞机把桥给炸断了。”薛广文回忆说，“而且当时天已大亮，我们只好在旁边山坡的防空洞里进行隐蔽。”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薛广文他们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躲着20多个朝鲜老百姓，其中还有几个孩子。在洞里隐蔽整整一天后，傍晚时分，薛广文和战友继续赶路。没走出多远，敌机又杀了个回马枪，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当时路旁边是稻田沟，堵头处有两块木板，罗队长离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间，我离得远只好趴在地上。”薛广文仔细回忆着。

　　等到轰炸结束，薛广文发现自己还活着，只是后脚跟处有些热热的。他回头一看，发现鞋后跟已经被炮弹穿透。“不过万幸，我的脚只被烫了一下，没有大碍。”

　　而他的战友罗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喊他没有回应，走近一看，发现他被炮弹击中，当场就牺牲了。”薛广文借着被炮弹炸出的坑将战友安葬，并用散落在地上的一个炮弹箱板子做了标记。

　　资料图片：薛广文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薛广文，山东人，1930年1月出生。1945年7月考入长春市满慈医院创办的护士学校，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经历解放战争。1950年10月、1952年6月两次赴朝鲜战场，1953年8月回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主要从事阵地防疫、救治伤员工作。

　　[延伸阅读]志愿军老战士徐福绵：“没有一人因抢救不当死在我手里”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文/白涌泉）

　　今年91岁的徐福绵依旧耳聪目明，“我现在头脑非常清醒，夏天我双耳能听见蚊子‘嗡嗡声’，站着双眼能看见地上的蚂蚁”。

　　“最让我骄傲的是，我行医一辈子，从没有一个人因为抢救不当而死在我手里。”徐福绵对记者说，“我在朝鲜战场上抢救过多少人，我没有统计过，也记不住了，但我每天都是能做多少手术就做多少，尽全力救治战友。”

　　“要想入党，得好好表现”

　　“上学时我就特别想入党，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入党，那时党员身份也不公开，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党员。直到党员身份公开后，我才知道身边一名医生是党员。”徐福绵说这位党员同事告诉他，“想当党员，你得好好表现。”

　　1951年1月，上级命令徐福绵所在的第七陆军医院全部开赴朝鲜。他们乘坐的火车白天躲在隧道里，晚上前进，但刚到朝鲜新义州，美军就发现了火车，虽然部队躲在隧道里，但洞口和铁轨全部被美军炸毁。

　　从1月至3月，徐福绵和部队步行两个月走到三八线附近。部队都是夜晚行军，徐福绵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就一个感觉：无论白天还是夜晚，24小时没有一分钟听不到飞机轰鸣声。

　　一天深夜，部队躲在路旁的壕沟休息时，美军投放照明弹，美军飞机发现部队后直冲过来，一顿扫射。徐福绵清楚地记得，“子弹从我的眼前穿过，打到地面上直冒烟”。

　　有了这一次教训后，部队决定找两个人作为先行军，白天先走100里，找到当地村镇领导安排好宿营，再接应后续部队休息。这两个人中，有一名是懂朝鲜语的朝鲜族护士，另一个人就是徐福绵。

　　当时徐福绵非常积极，主动申请承担这项任务，因为他想起了战友说的那句话：“要想入党，得好好表现。”就这样，部队一站站行军到达前线，徐福绵不怕艰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4月，党支部大会正式通过徐福绵的入党申请，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资料图片：徐福绵抗美援朝时期留影。（受访者供图）

　　设计十字形防空洞手术室

　　1951年7月，志愿军后勤部三分部指示部队另选地址，派工兵部队协助建立安全防空洞地下医院，由徐福绵负责设计。

　　新的医院分内外科两个区域，并用树木装饰防空洞四周。当时徐福绵特别设计了“十字形防空洞手术室”。这个手术室分为五个房间，在四个房间的交叉点设置第五个房间，作为洗手消毒间，这样不仅方便，而且极大地节省了洗手时间。在洗手消毒间，他让工兵把水箱固定在高处，用水箱自身的压力出水，这样就可以使用简易的“自来水”了。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做到无菌洗手消毒的好办法。

　　每到一个地方，部队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临时手术室。刚到三八线附近时，徐福绵带领两名军医助手、麻醉师和两名护士，建立起一个简陋的手术室。

　　那次部队到达目的地时天刚蒙蒙亮，美军发现了给部队送物资的朝鲜车辆，随后就是狂轰滥炸。等徐福绵走出防空洞时，那片区域只剩下一栋房子，他们就用这仅有的一间房子作为手术室。首先用白布将墙的四周围起来，并用钉子固定，防止灰尘掉落，保护手术室无菌环境。随后，用箱子和门板搭建了一个临时手术台，最后点燃汽油灯照明，这样就达到了手术的基本条件。

　　徐福绵说，当时使用朝鲜人家里的大锅对手术器械消毒：将手术衣和敷布等医疗用品放进有很多小孔的大盆里，再将大盆放进大锅里，用火加热蒸两个小时，手术器械就直接扔进大锅里煮沸，消毒后备用。

　　“能做多少手术就做多少”

　　在朝鲜战场上，徐福绵没有统计过自己抢救了多少人。在那种残酷的战时环境，只能是能做多少手术就做多少。

　　部队徒步向三八线行军的一天深夜，突然传来一阵飞机声，一个护士班从屋子里出来，向防空洞跑去的时候，被炸弹击中，10名女护士被炸身亡。有一名男护士叫张学政，炸飞的防空洞盖压在他身上，徐福绵立刻在现场给他做手术，最后抢救了一整天，他终于活了过来。

　　“根据我军的优俘政策，我也给美国士兵做过手术。”徐福绵说，第五次战役后，有一名美国士兵被送到徐福绵处，他身上有弹片。巧合的是，这名美国士兵也是卫生兵，和徐福绵是同行。美国兵担心徐福绵会害他，要求看着他取弹片。因此，手术时徐福绵给美国兵用了局部麻醉，让他盯着自己看。手术结束，美国兵对徐福绵竖起了大拇指。

　　资料图片：徐福绵近照。（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徐福绵，1929年生，黑龙江哈尔滨市人。1949年1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后，分配至第七陆军医院。1951年1月，随全院官兵入朝，任第29兵站医院手术组长，执行抢救伤员任务，1955年回国。

　　（2020-10-14 08：15：21）

　　[延伸阅读]志愿军战地记者孙田原：“我活着，就不让底片遗失”

　　参考消息网10月13日报道 （文/赵洪南）

　　满头银发，气质从容，谈吐优雅。这是孙田原给记者的第一印象。70年过去了，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抗美援朝仍记忆犹新，他能清楚地记得当年作为《东北画报》记者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采访时，用相机拍摄的每一张照片。

　　91岁的孙田原和爱人一同住在辽宁营口望儿山下的一家养老院里。采访当天，是老人的生日，孙田原的爱人正在厨房里为他准备长寿面。

　　采访过程中，孙田原不时用电脑给记者展示他的摄影作品和视频短片。“这些照片在我眼里，每一张都是宝贝。但最让我忘不了的还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珍贵影像，每一张底片上都记录着我们‘最可爱的人’。”

　　一封家书随时带身上

　　1948年，孙田原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随后进入《东北画报》做记者。在入职前的培训班上，孙田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摄影业得到很大发展，不少摄影工作者深入战场，提出了“只要人活着，就不让底片遗失”的口号——战争中有的摄影工作人员牺牲前，还不忘把照相机和所拍摄的底片托人交给组织。

　　“那一刻，我为自己能够从事新闻摄影而自豪。‘只要人活着，就不让底片遗失’也成了我的人生信条。”孙田原说。

　　1950年10月，一大群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毅然背上行囊，离开祖国，开赴朝鲜战场。时任《东北画报》记者的孙田原就是其中一员。那一年，他21岁。

　　“我们是拿着相机、摄影机打仗，很危险……”孙田原回忆说，“当时在我们心里，就是一门心思地作战，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去想，如果真的牺牲了该怎么办！甚至会把一封家书随时带在身上，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牺牲了，这封家书就成了遗书。”

　　孙田原赴朝采访时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相机是我最好的武器”

　　在朝鲜战场上近三年的时间里，孙田原拍下上千张照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身姿和感人瞬间。

　　“一台相机，一支钢笔，一个小本子，一把手枪，是我在战场上的全部装备。”孙田原说，“相机是我最好的武器，我用它记录下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我用它观察历史、记录历史。”

　　一张70年前孙田原拍摄的名为《被击落的敌机》的老照片，将老人的思绪拉回了炮火连天的战场。

　　1950年，初到朝鲜战场的孙田原作为随军记者跟随第40军进行采访。开始上战场时，孙田原什么也不懂。后来知道，跟突击连能拍到东西。枪林弹雨中，连长说：“跟着我跑！我跑你就跑，我趴你就趴！”

　　为了减少伤亡，月夜作战，是志愿军战士们的最佳选择。

　　提到朝鲜的月夜，让孙田原终生难忘的不仅是零下40摄氏度难以抵御的冷，还有那在照明弹转瞬即逝的光亮中，艰难爬出低地抓取画面的拍摄，一切都犹在眼前。

　　当时的相机感光时间长，对光线的需求更高，没有光，就什么也拍不到。孙田原说：“没有光，我们就趁着月色拍摄，皎洁一点的月色都可以。如果要拍摄冲锋之中的部队，那么我们就要奔跑在冲锋队伍更前面一些。很多时候，战火太猛，硝烟把月亮都遮住了，我们就匍匐在低处，等待双方交火时那一瞬间炮弹爆炸或者火力交锋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一点点亮光，进行瞬间的拍摄。”

　　孙田原在养老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赵洪南 摄）

　　一口炒面一把雪的笑容

　　孙田原从电脑桌面的文档里打开一张名为《一口炒面一把雪》的照片，照片上左边的战士手捧着一碗雪正冲着镜头笑。

　　孙田原说，当时军粮供应不上，战士们只能靠仅有的“一口炒面一把雪”充饥解渴。这是当时战士们最真实的写照。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仍然情绪乐观，坚持阻击强敌。

　　孙田原把稿件送回国之后，《东北画报》连续发表了三期他拍摄的战地照片，这幅《一口炒面一口雪》就在其中。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志愿军战士们就着雪吃炒面的场景，后来被很多报刊配发转载。

　　孙田原拍摄的时候，战士们虽然在吃雪，但是脸上仍都洋溢着笑容。“我拍的照片中有战士没看镜头的，也有战士看镜头的。发表的时候我选用了看镜头那张，编辑部也认为看镜头的那张照片好。”

　　“新闻照片就是抓拍那一瞬间。相机就如同我的眼睛，帮我记录我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想。”孙田原说。

　　[人物简介]

　　孙田原，1929年生于山东掖县。194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转向有关和平建设的采编工作。1950年10月初，作为《东北画报》记者，参加第38、39、40军与朝鲜人民军战绩摄影报道，1953年随志愿军回国。三年间两次入朝工作，为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2020-10-13 09：40：58）

　　[延伸阅读]志愿军老战士萧模林：率领炮兵成功阻敌被编入教材

　　参考消息网10月13日报道 （文/吴子钰）

　　听说记者来到鞍山采访，90岁的老战士萧模林不顾腿脚不便，扶着助步车到小区门口迎接。这天，老人特意换上了自己在北京定制的深绿色军装，还将自己历经数次战役所得的纪念章和奖章擦拭干净，整整齐齐地别在了前胸。

　　说起自己的军旅生涯，萧老神采奕奕，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炮火连天、南征北战的峥嵘岁月。

　　保家卫国兄妹齐上战场

　　萧模林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市一个革命家庭。抗日战争期间，父母曾多次掩护和帮助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们。1947年，还在富锦县联合中学上学的萧模林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这位不到20岁的小战士跟着部队几乎把祖国大地跑了个遍。丰富的战斗经验为他日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朝鲜战争爆发时，萧模林在炮兵团担任政治处青年干事。此后炮兵团划归日后在朝鲜战场上被誉为“万岁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萧模林跟随部队经历了抗美援朝时期的五次战役。

　　“不仅是我自己，我的妹妹在1950年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当雷达兵。妹夫也和她一起参了军。”萧老说。

　　1950年参加志愿军时的萧模林（受访者供图）

　　炮兵单独作战歼敌上千

　　在战争中，步兵和炮兵往往协同作战。但萧模林和炮兵团的战友们有一次却在配合作战的步兵部队“缺席”的情况下成功阻击敌军，战果丰硕。说起这段经历，萧老难掩自豪之情。

　　那是在第五次战役期间，炮兵团按照上级指示向朝鲜的金化以南前进，准备和60军180师合力阻击敌军。担任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的萧模林临危受命，接替一位住院的战友兼任2营5连代理指导员。

　　萧模林带领战士们星夜兼程，奔向预定位置协助作战。然而到了预定地点，炮兵团得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180师有特殊情况，无法及时赶来作战，炮兵团立刻向金化地区转移。在缺少步兵掩护的情况下，炮兵后撤难上加难。萧模林带领战士们利用茂密的森林和夜色作掩护，在公路两旁构筑工事，准备按团首长指令与在此防御的15军45师阻击敌人。

　　“第二天快中午时，有位战士听到了隆隆的声音，跑来告诉我们做好防空准备。”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萧模林没有仓促应战，而是拿起一根小树枝，一端插进地里、一端贴着耳朵听。“听到地里的隆隆声我就知道，肯定不是飞机，而是敌人的坦克要来了。”萧模林立刻指挥战友向来路调转炮口，准备迎敌。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6辆美军坦克沿路开来。随着声声炮响，路中间的敌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多，其间敌军又是呼叫空袭，又是请求火炮支援，据战史记载，光是2营的阵地上就落下了500余发炮弹。但萧模林和炮兵团的战友们沉着应战，截至友军接防，炮兵团以伤亡十余人、一门火炮损毁的代价，歼敌1000余人，击毁坦克一辆。战后，萧模林所在的二营被荣记集体三等功。这场战斗后来还被解放军炮兵某师作为经典战例，收进了军事教材。

　　2020年9月萧模林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旁留影（受访者供图）

　　战场惨烈情景此生难忘

　　抗美援朝期间，不少战斗的惨烈程度远超常人想象。让老人感慨颇多、难以忘怀的，是战役结束后一次特殊的任务。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上级交给我一项任务：到战场上掩埋志愿军烈士的遗体。”按照上级指示，萧模林带着警卫连一个班的战士来到了飞虎山至三所里大桥一带为烈士们收殓。抗美援朝中战况最为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和飞虎山阻击战，都发生在这片区域。

　　在硝烟散尽的战场上，萧模林看到的场景让他此生难忘。“走上战场，除了看不出形状的枪炮碎片，满眼都是烈士和敌人的尸体。有的烈士在牺牲时死死地掐着敌人的脖子，遗体烧得焦黑，我们分都分不开。还有的战士，手里紧紧握着手榴弹，牺牲前把敌人砸得头破血流……”说到这里，萧老的声音禁不住颤抖了起来。

　　受困于当时艰苦的条件，志愿军无法妥善安葬每一位烈士。“我们只能把每具遗体装进一个白口袋里，简单地就地掩埋。”

　　2009年，萧模林曾作为志愿军老兵代表受邀前往朝鲜参观访问，再次踏上自己曾亲手掩埋烈士的那片土地。“魏巍写过一篇通讯，叫《谁是最可爱的人》。我在战场上掩埋的那些烈士们，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萧老动情地说。

　　[人物简介]

　　萧模林，1930年5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市。1947年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战争期间因攻打四平时表现突出荣立一等功。在朝鲜战场任炮兵第46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五次战役中兼任炮兵团2营5连代理指导员，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2015年，作为老战士代表之一，受邀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观礼。

　　（2020-10-13 09：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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