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部被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盛赞为“颠覆认知之作”的非虚构写作，竟诞生于作者泡吧时得到的一条线索。

48岁的诺曼·奥勒是德国记者、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工作之余喜欢泡吧。长期的夜生活，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而且不修边幅，本月在北京、上海、南京参加新书《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文版发布活动时，每次出场头发都有点凌乱。

但在写作上，奥勒却展现出典型的德式严谨。全书前期资料收集加写作历时五年，其间他亲赴德国和美国各处档案馆，深入挖掘了大量一手珍贵资料，最终解密出一段纳粹帝国鲜为人知的毒品依赖史。

尤其是揭示出一位对后期希特勒有巨大影响，但又被大多史学家忽视的私人医生。汉斯·蒙森说，正是这位希特勒极度信任的私人医生，“为理解1941年秋天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首次找到了合理的路径”。

《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一经出版就成为德国亚马逊年度畅销书，随后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首次被完整呈现出来的私人医生形象，更是引起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的极大兴趣，购买了该书的电影改编权，并确定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这个神秘而复杂的角色。

酒吧中得到的意外历史发现

与多数历史写作者不同，奥勒明显性格不羁。他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文版前言中透露，写这个题材前差不多有整整十年时间，他整日都在柏林泡吧。“14年前来上海，我有朋友带着我过了一个疯狂的夜晚。”12月18日晚上在静安区钟书阁书店，他用夸张的语气回忆起首次中国之行时，台下听众都会心地笑了，知道那是暗指在酒吧疯玩。

2010年的一天，奥勒照例去他经常光顾的酒吧“幻想家俱乐部”，碰到老朋友、DJ亚历克斯·克莱默。亚历克斯说起最近在东德一幢旧公寓里的刺激发现。里面有个衣柜，居然还留存着40年代的药品柏飞丁。亚历克斯看到包装上写着，其成分包括甲基苯丙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冰毒。这令他很诧异，不知道为何药品包装上面会赫然出现这种成分。

一向富有冒险精神的亚历克斯做了个大胆的举动，吃了两片柏飞丁。第一片吃下去后整个人突然变得非常清醒，第二片吃完之后感觉心情极好，非常有兴趣要演奏音乐、唱歌，等到想吃第三片时，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吃一种非常强效的毒品。

“很明显，甲基苯丙胺这种毒品在40年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药品。”亚历克斯说。此前，奥勒写的小说《代码生成器》《中心》和《黄金之城》在德国文学界是颇为知名的“城市三部曲”，编剧的《帕勒莫枪击案》也被提名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亚历克斯建议奥勒一定要根据这次发现，写一个关于毒品在第三帝国普及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还可以拍部电影”。

毒品在第三帝国的流行程度，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这主要与纳粹的“禁毒”主张有关，在“反毒品”的幌子下，纳粹建立了对毒品的国家监管机制，并实行全面禁毒政策，毒品因此脱离了学术界、经济界、公共意识乃至史学界的视野。奥勒意识到沿着亚历克斯的发现继续挖掘，会写出一个此前无人触及的题材时，因此十分兴奋。

奥勒的信息搜集第一站，选择的依然是酒吧。“柏林很多酒吧里面会有人用毒品，所以想去了解更多。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泡吧经验，可能也没有这本书的诞生。”奥勒笑呵呵地说。

最初，他打算写一本小说。正式做起前期准备工作，在德国和美国多个军事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发现历史本身远比虚构更为有趣，只要把历史资料写出来都足够引人入胜了。于是他改变了写作计划，并向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蒙森求教。蒙森为奥勒发现的历史“琐事”深感震惊，也支持他进行非虚构写作。

奥勒一度为自己有整整十年时间都在醉醺醺地泡吧而感到“荒废”，写完《亢奋战：纳粹嗑药史》后，他才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接来下计划写的新书，故事也是讲纳粹时期一群年轻人如何自发起来反抗独裁统治。

毒品加持，闪电战就是嗑药战

二战时期，德军的“闪电战”让盟军闻风丧胆。但是，奥勒在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里查阅了大量战争死难者留下的卷宗后发现，德军初期战无不胜的真正原因，是依靠毒品提高军队战斗力，当时的“闪电战就是嗑药战”。

甲基苯丙胺在德国国防军中的流行，与少校军医兰克有密切关系。他是第三帝国的生理学家，主要研究如何才能让士兵战胜疲劳。1938年春，兰克在《医学周刊》上看到专家称柏飞丁可以增加20%的肺活量，并大幅提高氧气摄入量后，决定从“军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进行实验。

实验进行了两次，参加者分别有90人和150人，要求在服用柏飞丁、咖啡因和安慰剂后不许睡觉，而是做各种数学题和其他题目。兰克发现，实验结束后，服用柏飞丁的那组志愿者还在专心答题，“面色红润，身体和精神都很活跃”，即便集中注意力超过10小时，仍然觉得自己有精力出门活动。

“这是一种让疲乏困顿的部队振作精神的绝佳药物……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医学手段，让部队在作战日暂时摆脱疲劳这一自然反应，将有很大的军事意义。”兰克写道。这也是军事史上首例系统性毒品试验得出的结论。

兰克还呼吁做更大规模试验，但当时无人响应。不过，服用柏飞丁后的神奇效果在年轻的预备役军医以及兰克所在的“军大”中不胫而走。沉重的学业压力之下，他们开始嗑药。尽管随后兰克警告服药成瘾的危害 ，“但他一手召唤的恶灵，已经不再听从任何人的驱使”，几个月后，柏飞丁就飞快地在军营中传播开来。

在弗莱堡军事档案馆一本文件夹里，奥勒找到1939年9月1日波兰闪击战中，德国军医关于服用甲基苯丙胺的报告，再次印证他“闪电战就是嗑药战”的判断。

一份来自第3装甲师的报告称，服药后“饥饿感明显减轻”，“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药物作用非常明显”。另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不管是夜间长途行军，还是执行高强度的侦察任务，士兵们都体会到柏飞丁的好处。

同样，奥勒还发现，在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纳粹之所以打败号称拥有“世界最强陆军”的法国，也仰仗嗑药。当时，德国国防部专门订购了3500万片脱氧麻黄碱，柏飞丁的生产方泰姆勒制药厂为此开足马力工作。而同时期，英国军队为士兵提供的是茶和面包，法国士兵则每天可以领一升红葡萄酒。“甲基苯丙胺不仅仅能够让人清醒，服完了药之后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不用睡觉，另外也会增强人们的攻击性，战争发展到这时就成了毒品与面包、红酒的较量了。”

实际上，德军嗑药成风不仅存在于前线，泰姆勒制药厂还把柏飞丁包装成是新型能量剂，巧克力中甚至也添加了甲基苯丙胺，说是可以让妇女做家务时更轻松。整个德国因此毒品泛滥，希特勒本人也是长期靠注射精神类药物来维持高亢的工作节奏。

私人医生记录与“病人A”

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留下的记录，奥勒最早是在德国联邦档案馆发现的。在那栋修建于1980年代的水泥建筑里，奥勒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整日拿着工作人员借给他的放大镜，努力辨认着模糊潦草的字迹。无数次翻看莫雷尔的日程记录后，他发现一条条神秘的笔记和标注都指向“病人A”——希特勒。

身材微胖、剃着光头的莫雷尔原本是柏林一位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生，年轻时曾在热带地区轮船上做过船医。1933年的一天，他因肤色较深被误认为犹太人，出于自保，他当即加入纳粹党。有了纳粹党员身份的庇护，加之莫雷尔经营手法独特，诊所生意很快好起来，逐渐成为柏林名流最信任的医生。

“在一个特殊领域里，这位当红医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这个领域就是维生素。”奥勒说，当时人们对这种人体必需的有益元素还不甚了解。为营养不良的患者注射维生素针剂，效果确实立竿见影。

莫雷尔的命运发生转变，始于1936年。希特勒的副官打来电话，请他为纳粹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医治淋病导致的肾盂肾炎。霍夫曼病愈后十分满意，又把他引荐给希特勒。当莫雷尔治好了困扰希特勒多年的胃肠病后，自然就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从此，希特勒对莫雷尔信任有加。1936年以后，他甚至是唯一一个每天或至少每两天都能亲眼见到希特勒的人。希特勒还在柏林最昂贵的住宅区为莫雷尔提供一栋豪宅，邻居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

1937年起，莫雷尔的非常规治疗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奥勒说，为了在致“德意志礼”时让胳膊抬起的时间足够长，希特勒坚持拉伸训练的同时，还要求医生为他注射葡萄糖和维生素。

作为医生的莫雷尔也间接参与了战争。1939年3月15日夜，病中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伊米尔·哈卡在半强迫的情况下到访德国。面对纳粹递来的实为投降书的文件，哈卡拒绝签字，整个人瘫倒下来失去意识。希特勒急忙叫来莫雷尔。莫雷尔打下兴奋剂后，哈卡很快苏醒过来，随后在文件上签了字。第二天，希特勒就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进驻了布拉格。

1941年，希特勒一度身患重病不能理政，莫雷尔的注射手段变得更激进了。根据留下的记录，他为希特勒注射过激素、效果类似海洛因的优可达、吗啡，很快，希特勒对药物产生严重依赖，每天需要注射数次优可达，随后更是与可卡因混合注射。

这些激素类药物和类固醇针剂，全都来自莫雷尔控制下的药厂。当时，受战争影响，从乌克兰运来的动物内脏因在运输过程中受阻，常常会解冻，有时路上甚至要辗转三星期才能抵达加工厂，早就变得恶臭不堪，但莫雷尔依然下令把它们用于药品加工。

“这一切听起来多么病态。”奥勒感叹，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很可能都做了“小白鼠”，被注射了如此恶劣环境中造出来的成分可疑的针剂。

汉斯·蒙森说，1941年秋天后，纳粹总部逐渐失去领导力，希特勒大多数时间待在地堡，一步步走向自闭。而奥勒对希特勒和私人医生之间共生关系的描写“充满了颠覆性”，对这种后果深远的变化给出了全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