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执政以来，极力否认历史，试图修改宪法，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弹；贬值货币以邻为壑，但“安倍经济学”并未使日本摆脱困境；频繁出访，明枪暗箭地针对中国，却徒劳无功。而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丝路基金，牵头成立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欢迎世界各国“搭便车”，展现了自信、开放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了和平与发展的宏大愿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哪来的？这要从历史中寻找。】

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历史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也活在我们身上。梁漱溟说：“人不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246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只有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文明大国才能产生这种深远的背景意识。毛泽东说，我们要创造历史。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我们只能在历史所规定的条件之下创造历史，过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体现了一种历史观。奥运会开幕式呈示了古代和未来两个时空；但是，却省略了现代，略去了与我们当前生活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的20世纪。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李欧梵批评奥运会开幕式规避20世纪。回避现代史，是为了回避革命这一难题。中国现代史是一部革命史；然而，有人宣言告别革命，更有人诅咒革命。因此，目前，革命成为了一种必须回避的历史负担。但是，这种倾向却割断了历史。毛泽东说，不要割断历史。割断了历史，我们就既不可能理解现在，同时也不可能把握未来。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视为现代历史经验的一种积累和总结：“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没有现代史，没有20世纪，怎么有今天的中国？古代中国又是怎样变成现代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说明了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困境：没有找到一种把现在与过去、未来疏通和连结起来的方式。

一、从“天下”到“世界”

今天，世界史被讲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故事。在现代世界史的叙述里，个人“解放”和国家“现代化”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和根本的目的。然而，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手段出现的，在当时叫做“洋务运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非以夷变夏）。东亚现代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民族危机的历史。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秩序和文明在西方入侵下强行解体。传统的脱序和现代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东亚长期处于危机的状态，成为一种极不稳定的力学结构。东亚成为20世纪世界危机的一个中心，也是现代世界最痛苦的地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而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同样延续着内战的历史。今天世界上所谓的“热点”地区，从中东战乱到印巴冲突，再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都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创伤。即使中国内部西藏新疆这些边疆地区所发生的动荡和不稳定也和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对现代史的兴趣，来自于对自身的关心和对自我的追问。现代自我和现代世界观是怎样产生和建构起来的？我一直质疑那种简单的、原子式的、本质主义的个人观。个人和社会、国家、世界处在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之中。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自我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调适关系。在现代，胡适和冯友兰都曾经思考中国怎样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安身的问题。

现在我们讲“世界观”，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的著名讲话中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然而，在被西方打败以前，中国存在着的是一种“天下观”。按照《礼记》的治理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顾炎武提出了著名的“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分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天下”，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卷入到建筑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世界之中。

“天下”和“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天下追求的是正义，而世界强调的是力量。“天下”是一个道德的秩序，而“世界”则是一个法律的体系。中国现代是传统“天下观”破裂解体和被迫接受现代“世界观”的过程。在从“天下”向“世界”转变的过程中，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扭转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西方冲击下，我们的词语、视野和意识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中国和现代个人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其实，“东亚共同体”这个话题在日韩民间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日韩学者经常批评中国学者不关心东亚问题；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东亚只是中国的一角。中国不仅仅局限于东亚，还延伸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来就具有一种大国思维，中国人所关心的是“世界问题”。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很容易自我中心化。我们常常用中国代替了整个亚洲和东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东方学》）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的流行读物；但是，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萨义德所讨论的与西方长期对抗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包括中国。

古代中国的重心在西北。长安这个地理名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汉唐盛世，西域则是古代中外交通要道。然而，当中国被卷入到现代世界中以来，东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中心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南缓慢移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人是从东亚出发来看世界的。19世纪东亚的事变使中国睁开了“现代”的眼睛。

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有很多争议。1894年甲午战争是在什么地方爆发的？1904年日俄战争的战场又在哪里？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甲午战争，事实上发生在朝鲜半岛上，而日俄战争却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受到日俄战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是中国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世界观”转变的关键。甲午战争使得朝鲜从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中脱落出来，并逐渐被纳入到新的现代殖民体制之中，中国自己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甲午战争使传统华夷秩序解体，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型。

1950年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应该放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脉络中来加以思考和讨论。历史上，中国在朝鲜参与过四场国际性的战争，这四次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63年，中国与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第一次正面交锋的白村江海战奠定了古代东亚千年和平的基础。1592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要求借道朝鲜，进攻中国。朝鲜称之为“壬辰之乱 ”或“壬辰倭乱”。中国史书称为“万历朝鲜之役”。在这样历史的脉络上，抗美援朝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毛泽东当时有一个说法：“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元帅宣布，帝国主义国家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永远过去了。如果说甲午战争是充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近代史的终结。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凝聚了漫长的历史经验，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体现了中朝领导人的高度智慧，为东亚长期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说到根本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是“打”进去的。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个战胜的大国，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仅有的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打败了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之后，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风范。中国的原子弹不是为了使用而制造的，而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而制造出来的。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为人类树立了一道文明的屏障和防护墙。它就像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成为一道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文明分界线。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

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用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本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强权就是真理。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新文化》中说：“依据传统，以前的神祗都是从海浪中产生或骑着一匹白马到来的，一切有序的力量必定与某位神祗相关；而如今，‘基督骑着一发炮弹’来到了中国。这不是一个文学的说法，而是普通人原原本本的信念。”[ 约翰·杜威《中国的新文化》，《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1921-1922），第96页，赵协真译，莫伟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国人都熟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印度佛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穿越千山万水取回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智慧与和平；而西方文明却是用大炮送来的。西方文明的到来，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枪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为了战争的需要，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在征求英国的意见时，英国明确表示反对。1943年11月3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说：“即使中国能够统一，促使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 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第3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终结。由于抗美援朝的教训，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也不敢越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划定的北纬17度线进行轰炸，并在越南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导致美国霸权严重衰落。东亚这个历史上的高文明地区宿命般地终结了白人统治世界的历史。

许多日本人认为，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当然，也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所有传统的帝国都解体了，不仅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而且甚至苏联帝国也解体了。中国是唯一一个从传统帝国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

二、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亚，美国霸权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当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时候，美国就宣称，“东亚共同体”不能将美国排除在外。二战以后的东亚格局，中日关系尤其是美日关系，以及我们今天关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框架，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和“东京审判”以及《旧金山和约》的基础上。2001年9月8日，九一一事件前三天，美国和日本高调纪念《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日本和中国有过很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议论。我们如何理解“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站在“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的立场上。“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无法区分日本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同日本与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都是由于列强在东亚的利益冲突引起的，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继续。“东京审判”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打败和驯服了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最终美国通过《旧金山和约》收编了日本，而亚洲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的性质基本上被抹杀掉了。中国人普遍反感日本对侵略战争不道歉、不赔款的态度；然而，它的根源却在于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不但没有被有效清算，反而被迅速地整编到了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另一方面，不仅殖民地朝鲜等被日本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而且甚至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被美国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正如参加《旧金山和约》谈判的波兰代表威尔布洛夫斯基在发言中所指出的：“这里没有一开始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战斗的代表”。中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名义上两次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两次享受的都是战败国的待遇：被大国秘密决定自己的命运，丧失领土主权和国家权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崛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以太平洋战争向美国霸权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旧金山和约》草案把对日作战开始的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即日军攻击美国珍珠港的时间，而非1931年九一八事变甚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因此，《旧金山和约》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和意义。

1921年，杜威在《远东的僵局》一文中指出，西方在纵容和收买日本，而“日本人在亚洲大陆上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埋下最终战争的种子”，杜威也和所有美国人一样充满自信地认为，日本决不敢冒险对美国发动攻击，“日本蓄意挑起反对美国的战争，这是不可想象的，其不可想象的程度就像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发生战争一样。这个极端的陈述是经过考虑而作出的。在日本，个人会切腹自杀，但这个国家不会；而且日本的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清楚，对日本而言，对美国进行一场侵略战争无异于国家自取灭亡。他们在上一场战争之前不清楚这一点；但是，从那以后，证明在严格性方面甚于欧几里德式证明了。”[ 约翰·杜威《远东的僵局》，《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1921-1922），第72-73页，赵协真译，莫伟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之外，1941年，日本发动了切腹式的太平洋战争。日本向美国霸权的挑战以彻底失败告终，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转身投入美国的怀抱。

1946年3月5日，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战争的结束晚于欧洲战场，受冷战，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朝鲜战争爆发的影响，使美国改变了既定的对日本的战略决策。美国原打算拆毁日本三井三菱等重工业，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反过来扶植和重新武装日本。同时，美国释放日本战犯，甲级战犯岸信介甚至于1957年出任首相。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将日本拉入美国的怀抱，使日本军国主义逃避了惩罚。在《旧金山和约》签订的同一天，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吉田茂政府主动交出日本的主权，使日本彻底附属于美国的霸权。

三、“脱亚入欧”与“文明开化”

近代，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日本和中国走上了完全异途的现代化道路，其命运也截然相反：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而日本则通过成功地模仿西方，成为亚洲举世闻名的“优等生”。19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追随西方殖民主义，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著《脱亚论》，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的命题。

日本在西方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日本对于现代文明弱肉强食和优胜劣败的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随西方列强对其他亚洲国家实行殖民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其实，在提出“脱亚入欧”之前，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 丸山真男《福泽渝吉与是日本近代化》第215、157页，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 见丸山真男《福泽渝吉与是日本近代化》第174页，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赢得了西方的尊敬，不仅废除了先前被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我们许多人知道，在1919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谋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允许和纵容。可是，我们许多人却不知道，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还提出了著名的种族平等的议案。当时陈独秀曾经这样评论：“日本特使居然在巴黎提此方案，当时我们听了，大为佩服。”[ 陈独秀《人种差别待遇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但是，这一提案却被西方列强否决。巴黎和会期间，杜威正在日本讲学，他在《日本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评论其后果说：“有关在国联盟约的序言中加入承认各民族平等原则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个打击。”“正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教导日本人说，使日本受到尊敬的唯一方式就是让陆军和海军力量变得强大。它的艺术、它的精致的礼仪和它的热切的好奇心都不能使日本跻身巴黎和会的五大国之列，所有这些东西并不能在和会上给它带来外交上的胜利。直到有那么一天，世界较少信任军事力量，整个世界能诉诸武力以外的某种其他的基础来看待正义问题。”[ 约翰·杜威《日本的自由主义》，《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十一卷（1918-1919），第134-135页，马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国际政治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对于落后的亚洲来说，所谓“文明开化”就是“脱亚入欧”，遵循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脱离被殖民侵略的地位，转身加入到西方殖民主义的行列。

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了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了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 刘建辉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第9、18页，甘慧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堀田善卫在《日本的知识》中说：“福泽提示的‘脱亚入欧’论，以及‘吾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恶友者’这样的鲜明的态度，是广泛地规定了近代日本前进道路的一个命题，同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都是一个明显的文明史式的预言。”“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19、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284、5页，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我们不应当急切、简单、肤浅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殖民侵略，我们应该意识到日本本身也曾经作为亚洲国家遭到西方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日本一直自认为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优等生”，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脱亚入欧”。鸦片战争使中国与西方发生了碰撞，日本则通过黑船事件而与西方发生了接触。鸦片战争和黑船事件的后果完全不同。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日本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启蒙”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由于加入美国的军事同盟而逃避了惩罚，不仅如此，甲级战犯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了日本首相，这就是日本拒不承认其战争罪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的历史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这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现代西方文明的整个逻辑得到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之后，日本承认战争罪责才真正成为可能。

甲午战争是日本“脱亚入欧”关键的一步，导致了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同时，日本的崛起及其侵略扩张引起了日本与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美国在亚洲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04年日俄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又引起了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早与南京汪精卫政权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西方盟国也紧随其后与重庆蒋介石政权废除了原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右翼认为，日本为亚洲阻断了欧洲白种人的入侵，是亚洲的“解放者”。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日本担负起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使命，对其他亚洲国家发动殖民侵略；另一方面，亚洲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它向传统欧洲殖民主义体系提出了挑战，并且最终打破和解体了传统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殖民体系的剧烈崩溃，亚洲各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并且产生了一批具有崭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日本，20世纪的亚洲会是什么样子。二战结束之际，中国作为世界五强，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实际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然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被世界列强和大国的秘密外交任意宰割。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三巨头和一纸雅尔塔秘密协定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苏联背叛了列宁的思想，像传统的沙皇俄国一样将殖民主义逻辑强加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而不是战败国日本丧失其领土主权，蒋介石政权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不过，把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把日本纳入所谓儒教文明圈和汉字文明圈，其本身包含了很大的误解。从政治和文明上来说，日本从来就是东亚一个独立的大国。从政治上来说，日本从来没有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被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不仅如此，日本还是一种独立的文明。日本在地理上是一个亚洲国家；然而，从文明形态上来说，它更接近于欧洲。日本属于海洋文明，尤其是其万世一统的天皇制度、贵族世袭制度、长子继承制度，都与中国迥然有别，而相反与欧洲更为接近。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直没有接受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上的伟大创造发明——科举考试制度。因此，日本民族在亚洲民族中具有特殊的色彩，可谓是“东洋”中的“西洋”。尽管中国在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度更接近于现代平等的理想；但是，欧洲和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则使其有效地积聚资本和成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历史位置。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其应对西方的不同方式。

四、“亚洲主义”想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文明开化”的先进。在日本内部存在着“脱亚论”与“兴亚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一者主张“脱亚入欧”，一者主张“东亚连带”。“同文同种”，“黄种人联合起来反抗白种人”，“亚洲主义”成为日本近代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辛亥革命时期，不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不少人都受到日本“亚洲主义”思想的鼓舞和影响，都认同这种黄种人共同对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思想。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日本沸腾了。不仅日本沸腾了，而且整个亚洲都沸腾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着“亚洲”打败了“欧洲”，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劣等民族”打败了“优等民族”，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辛亥革命后，列宁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亚洲的觉醒》。[ 在《亚洲的觉醒》中，列宁曾经以俄国为视点指出：“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正在加剧。”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然而，日俄战争在亚洲所引起的后果与列宁的描述实际上是不同的。]日俄战争在亚洲的觉醒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亚洲觉醒和解放的重要一环，并且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回顾日俄战争的后果时说，当欧洲人听到俄国战败的消息时如丧考妣，而在苏伊士运河遇到的阿拉伯人则对他说：“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人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孙中山说：“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埃及有独立的运动，波斯、土耳其有独立的运动，阿富汗、阿拉伯有独立的运动，印度人也从此生出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922年，杜威在《像中国人那样思考》中预言：“目前人们共有的信念——太平洋将会变成世界下一个巨大灾难的舞台，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是注定的这种宿命论般的信念。”[ 约翰·杜威《像中国人那样思考》，《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十三卷（1921-1922），第191页，赵协真译，莫伟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日俄战争成为欧洲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第一次受挫。在俄国扩张势力受阻之后，20世纪崛起的新的世界霸权美国与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于是迎面发生了直接碰撞。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以“近代的超克”为口号向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提出了挑战，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章太炎否定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文明与野蛮以及所谓“文明开化”的价值标准，拒绝追随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他在《俱分进化论》等文中批评了直线的历史进化论：“文明愈进者，其蹂践人道亦愈甚。”[ 章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第32页，《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亚洲解放方案：“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 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第34页。]中国的现代思想并不简单地等于“启蒙”，等于“文明开化”。中国的现代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反省和批判现代性的内容。中国现代思想在对于现代西方文明适应的同时也包含了抵抗，在吸收的同时也包含了批判。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际，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到中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足迹遍及中国，写下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一方面，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已经在中国埋下了世界大战的种子，另一方面，通过五四运动，他看到了中国的觉醒和新生，并且提出：“中国必须走一条截然不同于日本的路。”[ 约翰·杜威《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十一卷（1918-1919），第174页，马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初步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型，尤其1919年爆发的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五四运动使中国产生了空前广泛的民族觉醒，从而导致了东亚力学结构的改变，也使日本“亚洲主义”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日本关注中国变革的亚洲主义者普遍掉头踏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五、“以俄为师”

由于日本这个亚洲维新国家打败了俄国这个欧洲专制国家，反过来导致了欧洲内部的革命。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使现代世界历史出现了重要的分叉，产生了新的历史想象，颠覆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原理，展现了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蔡元培在天安门的庆祝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91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举办“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对第一次大战的结果作出了和西方完全不同的诠释：“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接着，他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决不是协约国的胜利，而是相反：“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两文同刊于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号上。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世界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

日本《中央公论》1917年4月号登载了《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认为西洋文明的根本精神，在资本主义之对内掠夺劳动阶级，对外以暴力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因此，归根到底，西洋之文明为掠夺之文明，西洋之主义为掠夺之主义。针对西方的大西洋主义，日本揭起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帜。对此，李大钊在1917年4月18日《甲寅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指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亚洲的门罗主义，包含着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亚洲的野心，终将贻害亚洲及其自身：“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为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他认为，真正的亚洲主义应当在中国古代文明理想的基础上，创造新文明，与西洋文明并立于世界之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革新和扬弃了日本的“亚洲主义”，李大钊因此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 [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14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超越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视野，提出了不同于种族主义的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课题。对于日本来说，“文明开化”就是追随西方，走上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然而，中国认识到现代西方文明内在的分裂和矛盾。亚洲的殖民地化和欧洲的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是不可分割的。西方并不是在已经现代化了以后，然后把这种现代化推广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同时也就是非西方的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被殖民化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京在天安门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公理战胜强权”。北京政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倒的象征国耻的克林德碑改建成一座“公理战胜”的纪念牌坊。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1月8日演说中提出十四条和平条件。他提出反对秘密外交，主张民族自决。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他称赞：“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可是，巴黎和会的结果使威尔逊信誉扫地，在陈独秀口中变成了“威大炮”，也使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破灭。苏联十月革命否定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给黑暗中的中国送来了新的理想主义曙光。20年代初的一次调查显示，在中国，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了全世界声誉最高的领袖人物。

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孙中山的视线从日本转向了新俄。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写道：“日俄战后，日本把俄国赶出高丽、南满以外，遂推翻俄国侵略世界的政策，保持东亚的领土，世界上便生出一个大变化。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中国古时常讲‘济溺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6、6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同年，孙中山在日本作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区分霸道和王道，对日本人提出的亚洲主义作出了自己不同的解释：“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并且对日本军国主义旁敲侧击：“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孙中山关于被侵略、被殖民、被压迫亚洲联合的想象成为了后来毛泽东“第三世界”思想的先声。孙中山在逝世前《致苏俄遗书》中写道：“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924年10月9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他将兵出韶关的北伐事业视为不仅与国内军阀而且与国际帝国主义之决战。他在北伐宣言中称：“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为俄国十月革命所刷新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日本追随西方帝国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脱亚入欧”式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根本的区别。东方文明抵抗不了西方文明，但是西方文明的野蛮本身也没有前途，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内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日本知识界在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中提出了“近代的超克”的命题；然而，太平洋战争并没有克服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近代的超克”只有在印度和中国这样被侵略和压迫的文明古国重新崛起的过程中才成为可能。但是，今天中国的《大国崛起》论令人生疑，因为《大国崛起》论所要模仿的“大国”就是当初侵略我们的“列强”，完全丧失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

六、内部殖民：1949年以后的发展道路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加入到西方列强的行列之中；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深化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最终引起剧烈的社会政治革命。因此，中日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走上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中国没有顺利进入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而是“旁逸斜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东亚地区承受压力最大、聚集矛盾最多、结构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中国现代化最鲜明的独特性在于，它是通过内部革命而不是外部殖民完成的。

中国不能以西方列强殖民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无法把资本原始积累的痛苦转嫁于海外殖民地，因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比许多国家都更为痛苦和漫长，在中国存在着长期残酷的内部殖民。今天重温列宁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语更带有苦涩的味道：“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20世纪50年代，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幻想失败了。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被迫建立了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攫取农村剩余来奠定和积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今天如何评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充满了暴力和苦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不管是中国还是俄国，都是在被打败以后，在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的情况下，才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终成为了一种另类的现代化方案。毛泽东一开始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现实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它把工业化作为一个根本的目标，成为另一种现代化论，另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列宁的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

中国既不能像日本一样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实现现代化，也不能像韩国一样依赖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寻找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注定只能走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不断扩大内需，而不是过分依赖海外市场，这将不仅有助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平衡、稳定地发展和实现民主化，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应该通过民主，不断调整国内的利益和阶级关系，而不是通过民族主义对外动员释放国内政治经济的压力和社会矛盾。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同时又必须理解为一场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基层的自我保护和解放运动。革命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它本身又是对于痛苦的反应。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文革结束，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建立了合作医疗和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65岁，超过了当时韩国的平均寿命。尽管韩国现在人均寿命已经大大超过中国，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使得印度处于长期的追赶之中，直到2010年，印度的人均寿命才达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因此，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深度：毛泽东的宗教观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汤因比论汤因比》第12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在这样的意义上，毛泽东的“人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确实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毛泽东的这种人本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之中，是中华文明自身激发出来的光辉。

中国的发展在今天似乎有一种脱亚的趋势，但中国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脱离亚洲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差异极大的国家。现代中国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高度复杂的时空感。中国内部的差距比中国与外部的差距要大得多。中国不仅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且同时还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中国不仅将世界上过度发达的第一世界性质的都市包含在内，而且也将非洲式的“第四世界”农村包括在内。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新疆越来越像巴基斯坦。在西方发达国家将矛盾转移到国外的同时，中国内含的剧烈矛盾无法向外转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世界问题”。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这使得中国必须同时思考农村与城市、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必须对个人、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的理解和思考。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俄国革命、太平洋战争是一环一环紧密相联的。日俄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俄国革命，而俄国革命的结果，沙皇俄国升级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从而反败为胜打败日本，而日本现代的第一次战败则是与苏联的战争。1939年，日本与苏联在满蒙边境诺门罕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试探性的战争以日本战败结束。这场不为世人所知的战争，却具有深远的影响。战争发生前，日本为“北进”还是“南进”两种不同的策略争论不休，这场战争结束后，日本放弃了“北进”的方针，改为“南进”的策略，并且最终导致日本与美国爆发太平洋战争。斯大林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落后就要挨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苏联以“赶超”的方式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将一个被日本打败的弱国转变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周作人认为日本有海军，中国根本无法与日本作战，因此，周作人不顾胡适、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同志的劝告和惋惜，留在北京，心安理得地做了汉奸；但是，毛泽东却在陕西的山沟里预见了日本侵略的失败。同一个中国，1945年还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之下；然而，仅仅短短五年之后，就将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率领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依靠抓壮丁，用绳索把农民捆绑起来送往前线。国民党的教育部长蒋梦麟在云贵旅途中目睹了壮丁被捆在一起同时小便的壮观场面。这些壮丁不是战死在抗日的前线，而是大多数死在了押往战场的途中。我们普遍接受了斯大林“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观点；我却认为，另一个说法更有道理——“没有组织就要挨打”。为什么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一盘散沙，缺乏组织。

七、新自由主义的买办性质

在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中，我一直反对把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割裂开来的观点。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话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叙述，这就是把邓小平时代看作“开国”，而把毛泽东时代看作“锁国”。德里克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并且把文革称为“对现代性的绝望抗争”。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敌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相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的产物；然而，毛泽东思想又构成了对所谓“现代主流文明”持续的、不屈不挠的批判。毛泽东思想整合和展现了国内新的政治力量，同时构造了新的世界史视野。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走上了常规的市场化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国家工业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却早已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和确定下来。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1957年，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在与苏共进行意识形态论战的著名的“九评”中，中共明确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革命和社会主义曾经那么辉煌和令人兴奋，但是一夜之间却突然丧失掉了其全部的光彩。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今天这样黯然失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革命是被自己从内部否定了，已经自己耗尽了自己的想象力。而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大。列宁主义正是从美国福特主义吸取了重要的思想灵感，最终赫鲁晓夫走上了和美国“和平竞赛”的道路，既然是竞赛，就意味着遵循着同样的“现代化”规则。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化论，同样属于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它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尤其是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绝对的乐观主义，毫不犹豫地站地现代化的立场上，把资本主义当作人类历史直线进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热烈欢呼现代文明的扩张和建立一个同质化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诠释为“与国际接轨”，为什么中国会毫不犹豫和如此全面热烈地拥抱“全球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体系。苏联也曾经提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说法，但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嵌入在一个不平等的同时也是更基本的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它必定会受到这个更基本的体系的制约和扭曲，并且最终被这个外在于它的体系所压溃。实际上，最终苏联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由社会主义转变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由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开启了它的崩溃之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得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支持，因为无法克服一国社会主义民族狭隘性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败。

在21世纪到来之际，“文明论”和“脱亚论”在东亚再一次兴起和流行。中国当前主导的思想和知识视野是所谓“回归主流文明”的福泽谕吉式的“文明论”，这种视野就是将美国定位为“文明”。在这样一种视野中，不仅没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参照和背景，而且甚至也没有欧洲的参照和背景。所谓“市场化”实际上就是权力资本化，使人类社会重新退回到19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通过解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所达成的妥协，从而使资本获得绝对自由，正如中国的首都北京大街上的广告牌所赫然昭示于我们的：“资本就是自由”。

今天，许多人都在谈论“东亚奇迹”；然而，实际上，东亚没有奇迹。一个世纪过去了，东亚的地位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东亚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心，是对于西方文明的侵略扩张几乎唯一具有积极应战能力的地区。所谓“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国际分工调整过程中利润相对较低的制造业从中心国家向外围转移的结果——东亚取代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历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个世纪50-70年代，中国像苏联一样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主流文明的“反西方的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赶超”的方式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的强行军。在“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强行军过程中，国家权力过分扩张和高度集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主流知识界主张通过“市场化”消解国家权力。他们鼓吹依赖国际资本“打破”国有企业的产业垄断，却完全忽视西方国际资本本身的垄断性质。他们鼓吹中国的金融、保险、电信向国际垄断资本全面开放，可是却没有想象过首先向国内民族资本开放这些垄断性的产业。在中国产生“经济奇迹”和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积聚自己强大的民族资本和产生自觉的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刘晓波8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中国要做300年殖民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买办性质。2010年，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西方对充当西方殖民主义辩护士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最高奖赏，也是一个恰当的奖赏。不过，这一行为也最好不过地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买办性质，一方面充分暴露了西方的殖民主义本质。

八、中华文明的复兴

美苏冷战产生了一个稳定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带来了漫长的和平。冷战结束，主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历史终结”；然而，实际上，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已悄然来临。华勒斯坦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美国的失败，将导致美国霸权衰落。与乐观的预言相反，他认为，由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现存世界体系的危机，伴随着新世纪到来的是，这个世界将失去和平、稳定与合法性。[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第2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002年9月17日，美国发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2003年，美国编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不顾全世界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成为“先发制人”战略的首次实验。“先发制人”的战略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攻击性。“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概念是由德国法西斯最先提出的，希特勒《我的奋斗》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即为“防御不测即为正义”。

今天的世界一方面在分裂解体，比如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方面在整合，如欧盟和欧元的诞生。欧洲整合和欧盟的产生，是为了阻止欧洲必然到来和已经到来的衰落。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统一意味着欧洲从扩张到收缩的转变，标志着欧洲中心地位的丧失。欧洲扩张的时代已经远远过去了。欧洲内部英、德、法等国家经过漫长激烈的民族冲突与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同质化。欧洲进入了后民族国家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一体化的欧洲已经达到高度的内部均衡和稳定，而亚洲特别是东亚则是一个不稳定的、充满了张力的结构。东亚历史的课题仍然是如何确立正常的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东亚仍然处在现代的门槛上。日本以太平洋战争为顶峰的向世界霸权的挑战遭致失败，并且被美国的军事占领所驯服。为了应对中国的历史性崛起，美国决心释放日本军国主义力量。国家统一将成为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跨越现代门槛的重要标志。中国和整个亚洲的现代化都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反抗西方，另一方面又被迫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方案。按照列宁的说法，在反抗西方的过程中，“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现象。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吸收了“全球化”的压力。今天的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卷入所谓“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正在被连根拨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广大工人和农民迅速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作为“经济奇迹”被充分视觉化了的“盛世中国”逐步脱离了工人和农民这个中国的社会基础。2008年，美国提出了“中美国”这一奇妙的构想。所谓“中美国”结合的只是上层精英们的利益。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官僚买办化的主流知识界也越来越丧失了第三世界的知识立场。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大国；然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正在迅速地从第三世界中脱出。一方面，中国与第三世界脱钩；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中国形象”与社会基础断裂。

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也许与中古“五胡乱华”的时候有着某些类似之处：中华文明经受着旧文明解体和被征服的巨大混乱、黑暗和痛苦，印度的宗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文明打败了中华文明；可是人们却普遍忽视了这种胜败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和西方相遇的时候，中国正处于王朝周期性的衰落之中。这种偶然性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中国在现代所遭遇到的失败不仅应该从文明优劣论的观点，而且也必须从中国正处于周期性兴衰的王朝末期和异族统治这两方面来评论。这种不对等的相遇极大地压抑了中华文明内含的合理性。张光直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