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后的几个月里，杰姬·肯尼迪曾与一个牧师谈到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还经常谈论自杀。

1964年的春天，杰姬曾问理查德·麦克索利牧师：“如果我选择自杀，你认为上帝会把我和我的丈夫分开吗？”

“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我觉得有时我好像魂不守舍。”

她还要求麦克索利牧师在她死的时候要为她祈祷，还情绪激动地坚称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辜负了2个孩子——卡罗琳和约翰。

杰姬说：“我对他们来说是不称职的。我的心在流血。”

这些谈话出自芭芭拉·利明写的前第一夫人传记《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奥纳西斯：未讲过的故事》。

杰姬开始找麦克索利牧师是在1964年4月，当时肯尼迪总统的弟弟鲍比·肯尼迪安排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当时鲍比对杰姬的精神状态十分担忧，发现她不愿意与人说话，于是告诉她麦克索利牧师要和她会面上网球课。

　　资料图：肯尼迪夫人。

后来，两人在鲍比的庄园见面了。麦克索利牧师更加担心杰姬的精神状态和打算自杀的企图。

有一次，杰姬对麦克索利牧师说：“我很高兴玛丽莲·梦露从她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杰姬还在很多场合下质疑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死，质疑自己是不是能救他。她曾说：“我不知道上帝如何把他带走的。我很难相信这是事实。”

“要是我知道，我本来是可以把他拉倒的，或者挡住他身体，或者做点别的事情。”

肯尼迪总统死后，杰姬和孩子们只在白宫呆了2个星期，后来就搬到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在附近的住处。

在他们搬家前的那天晚上，杰姬和另外几个人返回她丈夫的坟墓，埋葬了女儿阿拉贝拉（1956年生产时死亡）和儿子帕特里克（1963年出生2天后死亡）的尸体。

杰姬认为，正是因为她对帕特里克的死悲痛欲绝，所以在丈夫的最后日子里她一直脾气不好。

她对麦克索利牧师说：“孩子没了以后我很忧伤，去年秋天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

“后来我回来后，他试图让我从悲伤中走出来，可能我有点脾气暴躁，但我本来是可以让他过得更快乐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本是可以战胜忧伤的。”

杰姬的秘书玛丽·加拉格说，1964年初，前第一夫人天天躺在她的卧室里，边喝伏特加酒边哭。

加拉格说：“我知道她的痛苦。”

不过，事情终于好转，杰姬终于同意向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敞开心扉。当时施莱辛格正在录制和复制与肯尼迪总统亲近的人的访谈，放入总统图书馆。

杰姬说只要这些磁带在她死前不公开，她就愿意接受采访。

一次杰姬对施莱辛格说：“我认为我的生活已经完了，我会在余生等待我这一辈子的结束。”

“只有当可怕的事情发生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想到这些东西。我认为上帝不公平。”

最终，杰姬决定离开华盛顿特区，搬到纽约市，在第五大道1040号购买了15层的一栋公寓。

她相信这会给她和孩子更多的私密空间。

几个月前，人们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家外举行守夜仪式。这使杰姬在丈夫被杀后感到不安和紧张。

等到他们搬到纽约的新家后，新闻媒体和公众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不再骚扰他们了，但杰姬仍不得不要应对有关她丈夫死亡的新闻报道。

当年的9月，沃伦委员会的暗杀报告发表了。

据报道，杰姬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肯尼迪总统之死事件中单独行动而且没有明显的理由感到不安。

1964年10月在做头发时，她看到了《生活》杂志的封面故事，杂志上刊登着她抱着丈夫的头的照片。

杰姬说：“有人告诉我时间会愈合一切。那么需要多长时间？”

不久后，她以“精神压力”为由取消了几乎所有的露面计划。（编译/涂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