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30多万条生命都不能让美国进步，还有什么能？

　　导读

　　11月28日，观传媒大型年终秀《答案》现场，围绕《疫情引发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一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做出了如下分析——

　　[文/ 范勇鹏]

　　观传媒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我研究世界历史，在人类历史上，平均身高、健康水平和可预期寿命，是一个文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其制度民主性的最主要的指标。

　　这几年大家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在迅速上升，而美国以如此之高的人均GDP，它的平均可预期寿命竟然在下降，所以我们在理解政治制度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题目，跟新冠疫情也有关系。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危机锻造制度》，我们知道人类制度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那么每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对制度是一个检验，同时危机对制度的发展演进也是一个契机，是一个锻造。

　　今年的新冠疫情，大自然给人类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酷的对照实验，这个实验里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还不能骄傲自满地说我们已经克服了疫情。因为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这根弦，要壁垒森严，要防止疫情的再次爆发。

　　“答案”现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表现，我觉得已经是可圈可点，我们在全世界做到了最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成绩？我们有些很重要的优势，刚才李玲老师提到的我们人民本位，我们的科学理性精神，那么我要强调的是制度的效率，因为干什么吆喝什么，我是研究政治制度的，我主要讲制度。

　　今天我只讲制度的一个具体的维度——效率。效率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很狭窄的维度，叫制度的整合水平。

　　我们可以拿中美做一个对照，中国是上下一盘棋，令行禁止，美国是各行其是，杂乱无章，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对比的角度，比如中国政治重视共识，美国政治喜欢竞争，中国有核心有权威，美国国家主权是分散的状态，中央权力是分割的，纵向的权力也是分割的。

　　中国有一个党来凝聚全国的机体，美国是两个党在分裂国家的灵魂，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具体来比较中国和美国纵向的权力分割，对疫情产生的不同影响。

　　中国是单一制，美国是联邦制，大家中学课本都学过。显然单一制的整合程度是更高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上长期拥有这种大规模的统一的政治经验，加上我们新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这种内在的统一性，我们奠定了单一制整合的基础。

　　但是我们看今天中国学术文化界有大量的学者，他们在玩命地反对这种高整合的状态，我个人很费解。比如有人就一直在试图解构中国的历史叙事，告诉你中国历史上没有统一，或者统一不是一个好现象。有的人在解构中国的现实结构，他在提倡你要搞横向分权，搞三权分立，鼓吹中国要搞联邦制，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很多这样的文章，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新鲜。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答案”现场

　　因为在近代中国就是清朝末年，我们遇到3000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中国的文明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当时的国人在痛苦地思考原因，很多人就得出了一些错误的归因。比如最典型的严复，严复先生就讲出了“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当然，严复老先生的思想一直在与时俱进，但是早年这样一个观点和今天我们知识界常见的这种观点是有内在关联的。

　　后来，在辛亥革命先驱陈天华、邹容这些前辈身上，包括像自由主义学者胡适身上，都体现了这种希望中国要分治的观念。

　　20年代，我们当时还搞了联邦制的试验，各省联省自治。当时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来自哪儿呢？美国的联邦制。但是后来这些试验都失败了，所以孙中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他说，中国历史上已经合了那么久了，我们现在要分，再重新去合，这是荒谬到极点。

　　对联邦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人评价过，包括美国的建国者汉密尔顿，美国一战期间的总统威尔逊，都严厉批评过联邦制的弊端。另外一个联邦超级大国的领袖斯大林也曾经讲过，他说联邦制是什么？联邦制本质上是一种过渡办法，这种局面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我们再看今天一个重要的联邦国家——德国。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叫施密特，他就讲过，他说联邦制度里边如果没有一种政治决断，能够打破这种联邦权力的平衡，那么联邦内部的冲突会一直存在。

　　这些先贤大哲都言犹在耳，但是那个时代都看到的问题，今天我们却有这么多的思想界精英在鼓吹开倒车，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自己被忽悠了，就是想忽悠别人。

　　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

　　那么从政府结构来看，怎么来理解联邦制？我觉得对照着中国历史非常容易理解。我去年的答案年终秀讲了一个观点，就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的这种负反馈的制度结构，其中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封建制，一个是官僚制。

　　这个封建制跟我们日常用的封建概念不太一样，不是说封建文化，它指的是一个政府结构概念，指的是一种基于地方性的主权分级的，然后权力只能有限穿透的松散的制度结构。

　　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西周，其实除了中国，其他大多数主要文明，它的制度里边到今天都残留着封建的深远影响，包括他们的封建制都是到一战之前才基本结束。

　　章太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原话是：“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体。”西方的选举制度本质上是封建贵族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是一种贵族标配。在历史上，选举和民主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后来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

　　官僚制是一种有机整合的制度，咱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社会是由官来治理的，国家是由官来管理的，在制度里边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核心，然后有行政层级，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选拔社会上的平民来做官，来治理国家。

　　过去很多人批评我们官本位，官本位确实应该批评，但是也要认识到官本位在人类历史上是最为现代的一种制度形式，虽然有弊端，但是它比贵族本位，比神本位，比资本本位是要好得多。

　　今天的疫情，大家看到西方的制度里，权贵、资本、神权甚至邪教，各种妖魔鬼怪都冒出来了。甚至前两天美国最高法院公然出来给教会站台，反对一些州的防疫政策，所以我就想起了伏尔泰的一句话：中国人发明的这种官僚制度是唯一一种不靠愚昧和迷信来统治的制度。

　　中国从秦汉到隋唐，我们走出了封建进入了这样一个官僚时代，当然它也有它的弊端，我们也要分析，而其他主要文明都是在19世纪才陆续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

　　比如印度1864年，土耳其1876年，欧洲大概都是19世纪中叶，日本也是19世纪60年代才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而且至今这些国家都没有达到中国唐宋的高度，这句话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太理解。

　　唐宋时期，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可以通过科举来做官，最后做到宰相。今天多数的西方国家，它的行政系统里边是搞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的，平民通过考试，最多只能担任到中低级官员，所以说白了你是一个工具人，用今天网上的话讲叫什么？大家都是“打工人”，你是不可能染指高层政治权力的。

　　而我们中国今天已经早早超越了传统的官僚制度，我们发展出了党领导下的这样一个行政国家制度，实际上是我们毛主席一句诗里面讲的“百代皆行秦政法”，加上了我们马列主义带来的精神和组织因素的结合。那么我们比一下封建制和官僚制，它没有绝对的利弊，没有哪个绝对好绝对坏。

　　所以顾炎武老先生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过于集权，过于分权都有它的问题。所以今天世界上也没有纯粹的官僚制，所以其专在上，还是权力下沉，各国都在不断要应对这样一个挑战，要去调试，在动态里边寻找平衡。

　　比如拿我们中国来说，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背后就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条块关系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经历过很多调整的，比如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提出了“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然后到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讲到，我们要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但是到了大跃进又变成以“块块”为主了，60年代初又开始搞“条条”为主，等等这样一个很漫长的历史演进。

　　当然这些它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我今天讨论的是一个更广义的纵向权力分割的问题，即我们怎么看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边的这句话——让地方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单纯从形式上看，他的这句话和欧盟的法律和美国的联邦法律涉及一些同样的问题，比如欧盟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辅助性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低层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把它拿到更高层级来解决，这就是一种联邦主义的原则。

　　美国联邦宪法也有很多这样的原则，比如像有一条叫州际贸易条款，他就说你州能够解决的问题不用拿到联邦来，只有和商业相关的问题，把权力交给联邦，和商业无关的问题，大多数交给州来负责。

　　看起来好像我们探讨的是一样的问题，但是区别在哪？这是一个要命的区别。

　　我们中国的条块关系是放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之下的一种权力调整，所以中央政府有权力、有能力来进行调整。而一旦出现问题，欧盟和美国是没有这个权力来进行调整的，它只有通过修改宪法或者修改条约才能够调整，而事实上大家知道几乎不可能做到，这就是所谓制度的僵化。

　　我套用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条块概念，当然不是很严谨。我们来看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制度，它实际大体上是只有块，没有条，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未完成状态。

　　一个明智的国家，应该是在不断地推动权力的集中，在统一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的空间。美国和欧洲历史上有很多的政治精英，伟大的政治家都是在这样做，但是它需要一些特定的契机，甚至危机。比如罗斯福这样的人，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可以推动制度的发展。

　　但是这一次新冠疫情，按道理来讲，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其实应该是带来制度演化的时机。但是我们发现美欧com/so/错过.html' target='_blank'>错过了这样一个时机。

　　深陷疫情泥潭的美国，图自新华网（郭克摄）

　　我们假设美国精英有共识，人民不分裂，国会不党争，那么福奇领导的国家疾控中心是有可能对全国的抗疫进行领导，并在这个过程里边逐渐形成一套垂直管理的“条”的萌芽的权力结构，但是这一切假设都不存在。班农前几天还在讲要把福奇的脑袋砍下来，挂在白宫前面的栏杆上。

　　美国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欧盟呢？欧盟的两个国家前几天还刚刚否决了疫情的援助法案，所以我们看欧盟的它的标语，叫什么？叫unity in diversity。什么意思？它是统一寓于多元之中，它的基本框架还是多元的，而我们中国则是多元寓于统一之中，我们的基本框架是统一的。

　　套用顾炎武的话，我们中国是什么？类似于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就像我们党的文件所讲的，我们是在统一的前提下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要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而美国包括欧盟的制度是什么呢？叫寓郡县于封建之中，它的封建结构锁死了制度前进的通道。我们看到这次疫情锻造了中国的制度，我们的很多问题也暴露出来了，但是我们会改变它，我们在未来会变得更强大更完善。这次疫情也证明了美国制度的衰败，死亡30多万人都不能够推动一个制度的进步，还有什么能够推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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