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开始在电脑上敲下本篇文章的时候，美国第46届总统拜登正在电视上发表就职演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拜佐治亚州参议员选举结果所赐，拜登的这一把火要烧掉几万亿美元。

就在几天前，拜登发布了自己就职以后将要推动的第一个大规模经济救援法案，总规模预期是1.9万亿美元。这个救援法案实际上已经是去年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第三个经济救助法案了，其主要内容包括：

中低收入阶层每人1400美元的一次性现金发放，延续到9月份的每周400美元的联邦失业保险，用于疫苗分发的资金和援助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以及将当前联邦法规定的最低工资从7.25美元一小时提高到15美元一小时。

与我之前介绍过的9000亿美元的美国第二次经济救援法案相比，这个即将正式推出的法案基本就是把上一个法案的援助规模和援助时间一起加码翻倍。

有读者曾经质疑我在上一次的文章中提到的美国低收入者如何依靠第二个法案中600美元的现金发放支撑几个月的生活，这些读者忽略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持续到今年春天的每周联邦失业保险金的发放。

同样，拜登要提出的这个第三次经济救援法案中要发放的现金和联邦失业保险，大概可以让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基本维持到今年秋天。

由此可见，拜登政府的高层大概是相信美国的疫苗注射可以在夏末基本覆盖大多数人口，随后经济的全面放开和复苏就应当可以允许美国退出这些经济刺激措施。

3月底，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疫苗研究。新华社发（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供图）

当然，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争取通过这个经济救援法案只是第一步。早在竞选期间，拜登和特朗普都提出过要大规模增加美国基础设施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翻新重建年久失修的美国基础设施。现在民主党在未来两年内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拜登在经济方面的第二把火就是要推出一个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的经济刺激法案。

根据拜登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基建投资的政策要点和最近的吹风，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出这个还未正式出台的基建法案将要包括的主要内容：

这个基建法案的总规模会在2万亿美元左右，整个法案的实施大概需要4年，即拜登的整个任期；其中有4000亿美元的“支持国货”采购计划，另外还有3000亿美元的政府针对高新战略科技的研发投资，此外还有对于公路、桥梁、码头、机场等等交通设施的维护翻新投资，以及其他针对住宅、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

拜登这一次财政政策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以前的几次刺激政策，实体经济得到的投资对于提升竞争力肯定有所助益。而且，如果民主党占据微弱优势的国会可以通过他的计划，美联储将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国债购买的力度，来降低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

此外，拜登这两个法案合起来就差不多是四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个数字很难不让人联想起12年前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媒体上已经有过很多讨论2009年中国的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文章，以前我的文章里也多次提过那段历史。之前我们更多讨论了四万亿政策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房地产行业吸纳了过多的资源，导致居民住宅金融化，造成的房价泡沫既影响了实体经济，又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是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也有着非常正面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在基建上的持续大规模投入造就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硬件，甚至在年轻人中间赢得了“基建狂魔”的外号。

例如，2008年以前国内只有几个超一线大城市才有地铁，如今许多二线城市里也已经普及了地铁和轨道交通网，大大提升了交通效率。优越的基础设施硬件是成为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中重要一环的关键保障之一，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落后中国很多。

美国在2008年之后的经济援助更多依赖货币政策，美联储账面的储备资产从2008年以前的100多亿美元增加到2万8千多亿美元。而奥巴马2009年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总规模则只有8千亿美元，剩下的2万亿美元基本都进入了虚拟的金融资产当中。

美国股市热火朝天，实体经济长期增长缓慢，中美经济差距在过去十年大幅度缩小，让美国精英感受到了威胁，间接导致了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和后来中美贸易战的爆发。

《华尔街之狼》剧照

联系到过去几年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里许多人都通过对比中美的基础设施来呼吁美国增加基建投资，所以这一次拜登的前两把火相当程度上是在抄中国2009年的作业，希望能够让美联储印出来的钱能够流入美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循环中去。如果他的基建投资真的能达到预想的规模和效率，中长期对于美元甚至是一个利好消息。

拜登的四万亿美元计划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就是拜登在经济政策上要烧第三把火的地方：中美经贸关系。

1月初拜登任命的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就提到，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来说，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希望美国可以统合盟友对中国施加压力，达成一个新的广场协议。

关心国际经济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1985年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涵盖了多个层面的日美经贸关系：汇率、国际贸易、科技发展、跨境投资等等。参与广场协议的也不仅仅是日美两国，德国、法国和英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未来一段时间，广场协议本身以及这个协议对日本经济和科技发展路线的长期影响值得我们全面深入客观的重新审视。

本文篇幅所限，这里就简单比较一下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影响。

广场协议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日元兑美元要大幅度升值。广场协议实施以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进口商品的日元价格下跌，导致了短期内日本物价指数增长率下跌，同时日本出口则受到负面影响，于是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见下图）。

日元兑美元汇率、日本通货膨胀率与日本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由于日本的实体经济是出口导向为主，日元走强导致资金在出口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于是低利率造成的多余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造成了日本80年代末有名的资产泡沫。

但是由于日元升值导致的通货膨胀率下跌到1986年底就开始触底反弹，日本中央银行一直等到在1989年初开始加息，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利率从2.5%增加到6%。这种快速剧烈的收紧银根的做法，是导致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在1990年代初破裂的直接原因。

再看中国的情况——

2008年金融危机后，如我之前所说美国采取了大规模货币宽松为主的政策大幅度降低美元利率和汇率，中国则采取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进行基建投资，美联储印出来的低成本美元无法在本国实体经济中消化，通过国际银行体系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9年之后迅速增长，增速超过了中国外贸盈余的增速。

即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那个时期缓慢升值，大量流入的美元依然导致人民币发行量的大幅度增长，而实物的产能增长不像货币印刷可以一蹴而就，中国在2009年以后也因此面临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见下图）。

中国通货膨胀率和美元汇率指数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2006年至2015年之间，美元指数和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强的负相关的关系，即美元贬值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开始上升，美元升值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局面就有所缓解。

到了2014年开始美元加速升值，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同时美元开始从各个渠道各种方式流出中国，国内银根也随之开始紧张，2015年的A股股灾相当程度上是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的。

现在我们回头看，或许日本19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裂的一幕早在2015年A股股灾和2016年初A股熔断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在那之后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国内棚改、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等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先后出台，相信大家对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2016，A股触发熔断机制，图自新华网。

近期部分地区房价的暴涨的确有着热钱流入的功劳，2020年宽松的国际货币环境让金融风险不知不觉积累起来，疫情反复则加大了控制金融风险的复杂程度。

日本广场协议以后的教训以及国内2009年以后的经历都指明了在高负债低利率时代，必须要避免金融政策的突然大幅度变化，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的，不能“急转弯”。

但同时也不能拖延政策实施的时机，就和开车一样，知道前方需要转弯了，就要提前轻踩刹车让速度缓慢的降下来，这样才能平稳没有颠簸的转过去。

当然，虽然很多人都开始拿今天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当年日本东京的房价作对比，实际上国内实体经济的国际债务杠杆目前还是低于当初日本的实体企业（见下图）。

日本企业在1990年代初的国际债务杠杆最高达到近2800亿美元，经济泡沫破裂以后一路下降到2012年前后的400亿美元水平，耗费了20年时间来去杠杆。而国内非金融企业的外债杠杆目前在500亿美元左右，其增长势头值得注意，但是整体的杠杆水平还是比较容易掌控的。

日本非金融企业国际债务杠杆和中国非金融企业国际债务杠杆

最后，拜登目前提出四万亿计划的只是政策设想，离最后他的法案通过还早，并且最终法案内容肯定又不少变化，尤其是美国准备如何支付这四万亿美元的开销目前还有一些疑问。

市场普遍的预期目前是会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和美联储继续加大印钱力度来解决，这将刺激美元进一步贬值。但是如果最终法案没有达到四万亿的规模，或者拜登能够增加公司所得税（小概率事件），那么美元短期反弹的可能性也不小。

而第二个基建投资法案则有可能创造投资需求，甚至会包含吸引供应链搬回美国等内容，如我之前所说，如果规模足够大也有可能导致美元升值。

如果将拜登的四万亿计划和我以前文章里介绍的欧盟投资基金的内容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宏观趋势就是欧美都要由政府主导对基础设施和未来关键的科研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

最近国内有不少人似乎觉得美国政府换届了，科技封锁方面可以喘口气了。实际上，别人的大规模发力才刚刚开始，现在远远不是松口气的时候，我们对于科技的投入，尤其是对于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还有很大差距。

这几天网上又有不少开玩笑似的讨论，上海深圳的房产总值也许不够买下半个美国，买下总市值2400亿美元的荷兰的光刻机垄断巨头阿斯麦肯定绰绰有余。学区房的确不可能换到国外的高科技，但是如果把学区房作为激励手段奖励给带来研发突破的科研一线人员，或许我们离科技自主的目标能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