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国大选结束之后，新的中美关系发展扑朔迷离，两者的竞争关系在所难免，但拜登治下的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势仍未明朗，所以在预测两方关系究竟是较为缓解还是较为紧张上，仍有待商榷。 时殷弘教授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国际关系史、战略理论和战略史、当今国际政治、东亚安全、中美两国对外政策研究多年，本文根据时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上的讲座实录整理，略有删改，未经演讲者审核。

【文/时殷弘】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题目是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其中有事实陈述，更多是我的判断和我根据自己判断的预计，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批评。

展望未来，从中国的视野看，就中美关系缓解或稳定而言，我认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六项裨益和七项弊端。而且就此来看，总统选举的假设结果——假设特朗普连任，与总统选举的真实结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尽管法律上还未最后确认，但是我认为是基本没有异议了，这两者之间将有重大区别。

由于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全球治理、中美贸易、中美战略竞争和中美外交往来等问题领域，可以说是极端地倒行逆施，采取和加剧危险行动。所以拜登新政府的纠错，我认为迟早是必然的。

但是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对华态势有多方面强劲和持久的结构性动能，加之它同样多方面强劲和持久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动能，因此纠错必然颇为局部和有限。而且在另一些领域，美国的对华对抗和竞斗，难免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我认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因此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以及对这些战略政策做适当地调整，就显得至关重要。中美两国目前各自的态势决定了，双方没有可能显著缓解对抗或者竞斗。

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即拜登政府，在登台后与中国从事这样的对话谈判，这些对话和谈判必须具有三大特征，第一讲求实际，第二足够聚焦，第三有具体的重要提议。

更广泛来说，中国根本上必须遵循两条：

第一，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军事调整，以此作为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新的战略稳定。中美之间过去三年的稳定一去不复返，但没有新的稳定就会打仗，因此必须有新的战略稳定。通过讲求实际，逐步聚焦，会有具体的重要提议、对话或谈判来达成这种新的战略稳定。

第二，中国必须在一段时期里，可以有例外，也必然有例外，但是总体而言，不和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抗，目的就是为了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

这就是今天我谈话的主要内涵。现在我们具体地来分谈谈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

首先，我要谈论的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从中国观点看何利何弊。

从中国观点看，或者更精确地说，从较为缓解、较为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我认为有如下裨益：

第一，拜登很可能不同意特朗普政府从6月以来反复宣告的对华根本目标。从今年6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反复公开宣告，它的对华根本目标是颠覆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民主党从来没有正面、明确地说其对华根本目标是什么，但从所有直接和间接迹象都可以推断，民主党或者民主党行政当局对华的根本目标，是迫使中国退回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较为宽松的举国体制，或者用国际上共同语言来说——中央集权体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但执政的形态是类似于先前的较宽松的中央集权体制。

第二，这是中国学者一般都认识到的，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哈里斯远不那么狂野，远不那么粗俗，远不那么行为易变。应该说在这样一个限度内，渴望给美国对华政策策略带来较多的可预见性，也因此在这样一个限度内带来相应的稳定性。

第三，拜登行政当局将更担忧与中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一点与特朗普政府相比，特别是与今年4月及往后的特朗普政府相比，会更明显。

第四，拜登行政当局会更注意美中之间较高层的外交沟通和对话，或者说逆转两国间事实上好几个月来的外交脱钩。在最近几个月，中美之间较高层级的外交对话只有一次，而且毫无成果，那就是在夏威夷蓬佩奥和杨洁篪那一次。所以就中美较高层级的外交沟通对话而言，实际上这几个月里中美已经是外交脱钩，我相信拜登总统迟早会逆转中美两国间现在事实上几个月的外交脱钩。

拜登在竞选期间反复公开强调或者公开表示，他反对对华关税战。2018年7月16日，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有几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对外出口征收高关税，拜登表示反对这一部分，即对华关税战。因为据他说对华关税战过大地损害了美国商界，也过大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

拜登在NPR采访时表示，他若当选将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图源：视频截图）

最后，与中国相似，拜登行政当局将在原则上利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虽然在实践中也与中国相似，但远不如欧洲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方面所致力。

然后也从中国观点看，或者说从一个比较缓解、比较稳定的中美关系观点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有如下重大弊端：

第一，在台湾、香港、新疆、南海、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中国人权状况等重大问题上，必须认为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不会与特朗普行政当局相比有重大区别。甚至这其中有些重大问题上，也就是在西藏中国宗教状况和中国人权状况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我相信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对华的高技术脱钩，将以相似的烈度继续下去。针对中国被指控的所谓在美颠覆、渗透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也将以相似烈度继续下去。

还有就是全世界评论界广泛谈论的，就是拜登总统本人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修补美国在欧洲的同盟关系，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从而主导或者促成一个较全面的所谓西方反华统一战线。

还有下面两条，据我观察，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国内的观察家们很少注意到，甚至更少强调的，但我认为至关紧要：

拜登、哈里斯属于民主党中派，民主党现在没有右派。因此他们是依赖民主党左派，或者说民主党激进派必不可少的支持来竞选得胜、执政和施政。因此不能不在不同程度上绥靖或迁就民主党激进派或者民主党左派有关于中国的要求，而民主党左派或者激进派在对华根本目标，美中外交沟通和对话，还有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等方面，与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民粹派是类似的。

哈里斯（图源：新华网）

如果民主党政府有起码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信，就不能不在较显著的程度上，置一个由特朗普留下的严重撕裂了的美国于不顾。因此拜登总统、拜登政府不能不在颇大程度上，绥靖或迁就所谓白人草根，也就是特朗普的选民基础。

我们都知道，尽管拜登取得了比特朗普多得多的选举人票，但是普选票几乎非常接近，拜登得票7984万张，特朗普得票7379万张，也就是说美国社会撕裂的程度，同2016年相似，基本没有变化。

还有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有法律责任继续贯彻种种对华法律制裁，这些法律制裁已经由特朗普和美国国会两党缔造。拜登即使，这纯粹是个假定，对目前的种种对华法律制裁有不同看法，有不同意图，但他要改变法律制裁，就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而法律程序上，至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在反华方面是高度、相当一致。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改变、废弃行政协定和行政协议不能不经法律程序，不经国会两党的多数而改变法律制裁，所以这至少是拜登对华政策一个非常大的牵累。

还有一条是国内外观察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我认为至少在间接意义上关系重大，也就是特朗普当政期间，民主党强烈敌视俄罗斯。拜登本人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要反复发表仇俄言论。

因此假如借用《纽约时报》10月9日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普京在准备一种与美国新总统的深刻敌对关系，也因此考虑到中国。宏观上说，在中美强烈对立的进程当中，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更大的需求，因此民主党派中心当局的反俄态势将增添中美紧张得到显著缓解的困难。

我们在预计拜登行政当局可能的对华政策时，还必须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美国现在有众多巨大的政治、社会纠结，如何解决这些纠结？要弥合美国这些纠结，可以说是化方为圆，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不可能的。

为了规避近乎无法化方为圆的众多巨大的政治、社会纠结，拜登在竞选中采取了一种基本战略，主要就是通过攻击特朗普，侵害美国民主制。但与此同时，他不提出一套有起码的清晰程度和系统程度的政策纲领。如果提出这样一套政策纲领，就会立刻遭到不同社会政治群体巨大的反对，拜登规避了这一点。

2020年美国大选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图源：CCTV）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未来政策中的某些方面，比如说他表示要重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要重回世界卫生组织。他表示要尽可能修补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与北约的关系、与东亚太平洋盟国的关系，还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他反对对华关税战。但这只是拜登内外政策的一些局部，他现在没有展示，也无法展示一套从政治上来说有起码清晰和系统程度的政策纲领。

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这种政策纲领很可能经久缺位，因为以下五项原因：

第一，美国内部的严重撕裂。

第二，我上面指出的民主党行政当局绥靖或者迁就民主党激进派和共和党民粹派的需要。

第三，国会参议院仍由共和党人占多数，众议院民主党多数显著缩减，尽管最后的点票还没有完全完成。

另外，美国新冠大流行空前严重，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国经济衰退空前严重。

最后一个原因，我们来看拜登讲了什么，希拉里克林顿讲了什么，民主党一些大佬们讲什么。

民主党自由主义精英，这不包括民主党激进派，从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世界观的重大创新性调整，你看他们的讲话没有新东西，这就使我们非常怀疑他们能不能面对和处理美国现在经过急剧变化，产生的众多巨大的基本问题。

所以由于这五项原因，拜登政府有足够或者起码政治清晰程度和系统程度的内外政策纲领，很可能经久缺位。

中国很多人很可能重新像过去四年对特朗普那样，会问四年过去了，Who is Donald Trump？我们很可能会在较长的时期内反复的问一个问题：Who is that Joe Biden？也就是说他的对华政策体系的充分浮现，大概要等待相当长时间。无论是对于缓解、稳定中美关系而言，这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在我看来，恐怕这样的现象将是良性与恶性相间。

第二部分，就美国对华行为而言，总统选举的假设结果与真实结果将有的区别。

我在前面强调的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主题，不要对拜登政府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拜登行政当局上台以后，迟早会局部缓解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但这是局部的，而且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要有幻想，不要过于乐观。

现在我要强调一个几乎是相反的意思，总统选举假设结果中，假设特朗普连任总统会怎么样？简单说中美关系会变得极糟。而尽管点票还没有完全在法律上完成，但是基本上就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拜登当选与假设特朗普连任，主题上有重大区别，也就是说中国与拜登美国之间将会有一些、哪怕是局部的或者说暂时的机会窗口，对缓解稳定中美关系有益的机会窗口。

所以中国需要一句老话“勿以善小而不为”，中美关系已经这么糟糕了，任何哪怕是局部的缓解，都有利于中国，当然也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世界，所以不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要仔细观察，并且抓住某一些机会、某一些窗口来争取使得中美关系摆脱或者至少局部摆脱目前相当危险状况。

首先我们假设特朗普竞选连任，那么特朗普新一届行政当局对中国会怎样？基本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没有多少悬念。

第一，将加剧中美之间在太平洋西部也就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军事对抗，甚或有限冲突的威胁。

第二，假设特朗普竞选连任，新一届行政当局将为竞争美国对华出口，更蛮横地挤轧中国，同时维持甚或增加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

特朗普称对华加征关税让美国受益（图源：Medcom.id）

第三，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肯定将就香港、新疆、南海甚至西藏等问题，对中国施加更多的法律制裁。

假如连任，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肯定将进一步强化上述几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会针对所称的中国在美颠覆渗透和情报活动的执法行动，将加剧高技术对华脱钩，还将持续中美之间一个空前的局面，那就是中美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原则上的关于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合作，最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能够竞选连任的话，将对华从事几乎全系列的、更激烈的军备竞争。

同上面讲的加剧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假设情况相反，在拜登行政当局之下，我认为会有一些积极的局部的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将发生在贸易方面，发生在中美外交交往方面，发生在中美原则上就全球治理和全球多边主义可能的合作方面。

第一，拜登行政当局迟早会调整中美关系。当然更可能是迟，不可能是早，因为美国自己内部的新冠流行和经济衰退问题，实在太头疼、太巨大了，困难太多了。

关于中美关系，首先前六个月不会有大的行动，一年甚至可能都过早，可能要等一年半甚至两年，中美贸易协议迟早重新谈判。中美贸易协议就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所称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拜登新政府不会用这个名称了，因为是前政府的，但毕竟就是指我们面前现有的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进行两方面的谈判：

第一，减少施加于中国的过分巨大的美国对华出口量，使美国对华出口量多少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和实际的履约能力。第二个方向，就实质性的削减对中国对美出口施加的高关税，包括减少倍增高关税的中国对美出口量，还有降低高关税税率。

同时，拜登政府很可能或迟早会发动新一轮或者新一阶段中美贸易谈判，是在特朗普政府之下被称为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新总统不会用前总统的基本术语，但是毕竟这是指新一阶段贸易谈判，它主要目的在于中国经济受结构性变革，很可能会发动主要旨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变更的第二阶段中美贸易谈判，而那是特朗普政府在现在往后，特别是由特朗普总统本人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几次公开表示他们实际上意欲放弃。

当然我还要强调一点，发动这个谈判是一回事，达成协议，并且经过一段较经久的时期，协议被确认得到切实贯彻，是大为不同的另外一回事。还有在拜登总统之下，将有中美之间较高级别和较早的外交对话甚或谈判，目的在于部分缓解中美之间的高度紧张。

而且我相信在拜登总统之下，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四月以来，特别是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将大为降低。因为在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方面，无论就民主党中派，还是就民主党激进派而言，对外态势将较少斗性，同样对华态势也将较少斗性。

还是跟特朗普政府今年四月以来相比，还会有目的地在危机防止和危机管控方面有较多沟通。甚至不仅如此，如果中国能在已有的战略军力所谓井喷式腾升之后，适当放慢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高速度，我相信美国对华军备竞争很可能得到缓解。

最后，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将逐步恢复——请注意是逐步——原则上或者讲的干脆一点，就是理论上的中美合作，气候变化的中美合作，民用网络安全的中美合作，反恐的中美合作和抗击新冠大流行问题的中美合作，当然也要做个保留。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在具体实践中，中美合作结果将颇为有限。

最后我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应当肯定也必须肯定的是，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可由中国影响或者塑造，因而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至关重要，战略政策的适当调整也至关重要。

中美两国到目前为止，大体情况就是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与此相伴，中美两国目前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完全相反的所谓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反复宣告，其根本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这种情况导致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行动，中美对抗的重大问题有一系列，但是即使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要显著缓解中美对抗的进度都做不到，甚至全无可能，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更谈不上逆转当前局面更为恶化的趋势，我认为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

之所以要由中国采取主动，因为即使假设特朗普连任也没有任何可能性采取主动，而拜登因为要着重应对焦头烂额的、非常严重的、很难对付的美国新冠大流行和经济空前衰退，仅这一点就表明他也不可能采取主动。所以要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为了根本共同利益、为统领性议题采取主动性。

要讲求实际，足够聚焦有具体重要体系的对话或者谈判。而且把大致一些可能的较小或者微小的妥协当做一种努力，抓牛头，足够聚焦，就是要突出防止中美军事冲突的问题。

要讲究实际，互相谴责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具体的重要提议，否则即使有谈判也是假谈判，没什么可谈的，只要有重要的具体提议，才有可谈的。

更广泛地说，我认为就中国而言根本的两条在于：第一，坚决、足够和较持久的实施战略经营式调整，适当的，但是坚决的；足够的，而不是半吊子的；较持久的，而不是三个月、六个月就变化了。

中美两国的战略前沿，特别在最近一年来在对抗进度和对立当中越来越靠近，不能想当然地、浪漫地说中美永不会冲突，不处理问题，不恰当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局部的稳定问题。谁能说中美不会形成冲突，所以要促成中美之间减易战略前沿碰撞威胁，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

就像我先前强调中美旧的战略稳定，过去的战略稳定一去不复返了，没有战略稳定就会打仗，甚至打大仗。因此要通过讲究实际，足够聚焦和有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者谈判，争取构建新的战略问题。同时这也是为了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争取世界其他一些重要国家，实际上是争取其余世界对中国有较多的理解和同情。

第二，需要有坚毅的忍耐力，在目前特别是重要的战略期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一线只能有一个对手，何况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也最倾向于施展自己霸权性权势的美国。二线的战略对手越少越好，绝对不能有几个以上。

总之一句话，回到本节的标题，中美关系趋势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中国影响和塑造，中国方面的战略政策做一些适当调整，将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