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5日，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中印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冲突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战士肖思远、战士王焯冉相继牺牲。

　　如何评价加勒万河谷冲突对中印两国关系的影响，该事件为双边管控矛盾和建立信任措施带来哪些经验教训？中印双方如何看待对方在南海或印度洋的存在，双方应该建立何种海上信任措施？中印双方如何开展应对疫情的联合行动？如何看待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未来和影响，以及印度在该框架中的角色？

　　2021年6月1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中印关系的前景与挑战”线上研讨会，CISS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主持会议。

　　6月1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中印关系的前景与挑战”线上研讨会

　　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如何影响双边关系，带来哪些经验教训？

　　南威哲（印度驻阿尔及利亚、阿富汗、马来西亚、中国和巴基斯坦前大使）：我作为一个有不少经历的外交官，可以从1988年12月甘地和邓小平的会晤说起。

　　很明显，邓小平的主要观点是，除非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和繁荣都得到保障，否则21世纪不可能是“亚洲世纪”。邓小平说，两国必须合作，共同建设这样一个“亚洲世纪”。我相信，这位高级领导人是真诚的，他相信两国之间可以建立信任与合作。

　　在印度，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现实的策略来处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三个因素：第一点是如今的印度应该负担不起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第二点是我们担忧我们与中国存在一些重大且持续的信任问题。第三点是，印度不可能成为任何国家的“卫星国”，这绝不可能发生。

　　从1988年起到今天，中印关系有四个里程碑。第一个是1993年，纳拉辛哈·拉奥访问北京时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使双方都致力于澄清边境实际控制线。

　　第二个是199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印度，我们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了协议。他建议巴基斯坦在印巴分歧问题上搁置分歧，与印度走向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第三个里程碑是2005年达成致力于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其中谈到了边境地区的定居人口等。

　　第四个里程碑是习近平主席的“六点建议”，包括了增进沟通，扩大投资，深化合作，加强在多边事务上合作，照顾双方的核心关切。对印度来说，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和平与安宁是一个核心问题。

　　2020年6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实际上改变了这一切。我们认为对峙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中国在给印度教训。

　　在印度国内，冲突引发了对中国的愤怒、不信任和潜意识的猜疑。印度要向中国表明，第一，我们在政治、军事、贸易、经济、科技等领域都有选择，应该不加抑制地运用这些筹码。第二，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持与中国人在各个层面的沟通畅通。第三，虽然我们知道兵不厌诈，甚至迷惑性可能是中国战术的一部分，但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使我们自己的反应和响应可预测、可信和透明。

　　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其一，我们应该确保边境实际控制线两侧行动冻结，使之与目前的进程保持一致，并制定可持续、防御性的巡逻协议。第二，我们需要找到印度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重要产品的替代供应链，以便从长远来看减少我们的脆弱性。第三，我们还必须准备好突破双边限制，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和平。印度的外交需要多元化，必须依靠多种途径和多重联盟，重点放在与大部分国家“求同”，但与任何国家都不完全一致。

　　周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让我直截了当谈谈我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去年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来处理危机。

　　首先，我真的很遗憾。之前双边领导人都曾表示，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向对方开过一枪。边界争端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树立大国共存的榜样。

　　我不同意南威哲大使的说法，即这是中国预先计划的，这绝对是一起偶然事件。边界本身没有划定，况且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对峙，这次只是变得更加暴力。我想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互相开枪。

　　中印军长级现地多轮会晤是前所未有的。这为我们两国从该地区撤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机制。另外边防部队也应该维持定期会晤和互访机制。

　　从1993年到2013年，中印之间建立了政府和军队层面4个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比中国同任何其他国家的都要多，而且协议中的措施制定得非常详细，但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

　　2020年6月15日，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

　　海孟德（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或许我想请你们两位评论一下，今天印中关系或双边关系运行的总体框架。框架的总体情况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地方纠纷，二是地区对立，第三是作为殖民地的过往历史。

　　周波：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是在两国搁置争议的同时发展双边关系，使两国间的边境实际控制线处于可控范围。

　　在边境实控线的做法上，中国的做法和印度的做法几乎是相反的。印度的方法更倾向于自下而上，先验证实际控制线，而中国则希望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互谅互让，相互调整。至少我们可以按照四项协议做很多事情，确保冲突不会再发生。

　　南威哲：我们应该能够在理解彼此立场的基础上，就70年后如何继续交往达成某种共识。

　　我们有一个光荣的历史，几十年来没有对射过一颗子弹，我认为这是两国在所有层面能力的重要表现。边境实控线走向的核实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达成一定共识，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与边界问题分开的。解决边界问题唯一的办法，首先是通过地方一级，交换双方地图的详细坐标，这是我们避免未来冲突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

　　海孟德：我想起了俄国人的一句话：尝试在不确定的过去的基础上解决未来。

　　周波：我认为，这种对实控线的核查是超越目前双边关系氛围的，基于双边立场的巨大差异，在当下是不太可行的。但是，四项协议是非常详细的协议，实际上可以在协议里面找到更多的填充空间。按照协议，双方都要避免在实际控制线附近举行师以上，即15000人以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有这么多空间可供补充调动，应该由易到难，首先找出协议中能有共识执行的部分，不然我们很难找到出路。

　　中印双方如何看待对方在南海或印度洋的存在，以及双方应该建立何种海上信任措施？

　　马诺杰·乔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印度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印度曾经警惕在印度洋的所有外部行动者，但现在印度的姿态已经改变，因为认识到印度洋地区太重要了，是许多大国的商贸渠道，印度认为自身对其安全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

　　中国是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7年占货物贸易总额的16.1%。这一占比是从2000年的4.8%上升到现在的16.1%。与此同时，印度洋地区与美国和欧洲等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实际上开始下降。

　　印度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合作，离不开双方跨越陆地边界安全关系框架的努力。南威哲大使指出，就印度而言，有一种范式正在改变发展。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北部有着突出的存在感。从安全角度看，印度的地理位置也具有明显价值。

　　多年来，印度与该区域国家以及在该地区活动的外部大国建立了重要的网络。我对印度海军是否愿意与解放军合作以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持怀疑态度。由于陆地边界问题，中印关系目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我认为调整中印关系的时候到了。

　　钱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在我看来，首先，中国和印度分别是该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第二，我们对海洋地区的利益有着天然的需求。第三，从地区安全角度，也定义了该地区的特殊性。

　　它反映了一些普遍的问题。第一，中国和印度正处于崛起时期，都是大国，双方都需要保存和巩固主权权利、安全和发展。我认为第二点是海事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延续。印度认为中国正在建立包围印度的“珍珠链”，而中国也对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感到不满。第三，我认为在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等领域，现在第三方力量在增加。

　　中印应该建立海上信任。我认为我们在海洋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在过去几千年里，我们都是海上强国。第二，我们是海陆大国，需要就安全和发展环境进行全面磋商。历史上，我们两国都曾遭受过外敌自海上入侵，都曾遭受过西方国家严重的殖民痛苦。第三，我们也相当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四，我们两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新兴地区都分别位于沿海地区。中印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会有各自偏重，但作为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风物长宜放眼量。

　　周波：中国在印度洋有很多利益，但中印两国在印度洋没有利益冲突。在陆地边界问题上，我们有问题，但在印度洋，我们没有问题。在海洋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其实与印度的政策很接近，中印都反对外国在本国专属经济区进行影响自己安全的军事活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印度洋活动的增加，以及印度可能根据“东向行动”政策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双方海上的交往规则。

　　马诺杰·乔希：我想说的一点是，由于陆地边界上的困难关系，我们在海洋地区进行合作的潜能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问题是建立互信机制，我很坦率地说，陆地边界处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势中。因此，考虑到印度的地理中心位置，它的海洋部分也就是印度洋面临的问题最小。

　　周波：恰恰因为我们在陆地边界上有分歧，我们应该尽量扩大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利益无处不在。我们需要保障在印度洋周边地区工作的约1百万中国人的安全。

　　自3月以来，印度疫情引发全球关注。图为北方邦的新冠患者，在一处锡克教谒师所吸氧治疗。（新华社）

　　中印双方如何开展应对疫情的联合行动？

　　马杜里玛·农迪（德里中国问题研究所副主任）：鉴于去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中印之间卫生合作范围这一重要问题常常被忽视。过去，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卫生协议是非常分散和递增式的，而现在，随着国家间合作和透明度的提高，必然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对该地区的防疫和传染病进行遏制，使应对措施更加可持续。不仅在疫情爆发和流行期间，而是从疫情开始前就防止其蔓延。

　　在全球层面，印度和中国都是多边倡议的一员，在共同进行预防、检测、治疗和管理疾病方面可以取得很多成果。首先，是医药，其次，是医疗技术。考虑到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中印）彼此之间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鉴于传染病传播的跨国特性，我认为卫生安全应该很好地被纳入外交政策。须在区域合作框架中纳入一项更广泛、可持续的区域卫生安全政策，以减少传染病的传播。而在卫生和发展方面的合作，也将有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李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和平论坛副秘书长）：这次抗疫合作实际上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很大。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

　　第一个是马杜里玛提到的，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双方就一直保持着合作。我们非常感激在武汉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时，印度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而当第二波袭击印度时，中国政府首先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样的抗疫合作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体现。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据我的了解，印度过去没有接受过外国的官方援助。而这次由于疫情严重，印度开始改变政策，但没有对中国提供的官方援助做出回应。这是我的观察，然而我认为，即便是双方在抗疫方面的克制合作，也蕴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在中印边界僵局尚未解决、互信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抗疫斗争为中印双方提供了沟通和改善关系的平台。

　　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中国和印度不能成为朋友，至少我们不应该成为敌人。在双方政治关系仍然紧张时，我们可以从抗击新冠疫情开始由简单到复杂的合作。对此，我有以下一些建议：第一，加强在多边机构中的合作与协调。第二，中印应探讨在南亚、东南亚开展疫苗合作，他们是我们共同的邻居。为早日结束疫情，需要协调一致的区域解决方案。最后且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应该启动卫生对话，抗疫斗争合作也可以转化为互信建立机制。

　　如何看待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的未来和影响，以及印度在该框架中的角色？

　　海孟德：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印度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扩张，本质上是为了恐吓印度、阻碍印度经济增长，中国学者不同意；同样，印度的学者也不赞同中国人所说的，印度全面发展与美关系，以及印度积极主动加入美国在该地区主导的联盟是为了遏制中国。

　　事实上，印度对QUAD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基本上是为了政治协调和磋商等。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军事组织，不是用来遏制中国或平衡中国在本地区的扩张等。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在与邻国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激进，即使中美关系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中国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也表现得咄咄逼人。

　　第三，如果中国一方面选择打“百年屈辱受害者”的牌，另一方面又对邻居采取“恐吓”行为，来抵制美国或告诉美国孤立中国的后果，那么我认为中国需要做一些严肃的反省。

　　中国的总体目标如同过去40年一样，是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那么，中国必须展现出打破思维定式的能力。中国在与邻国交往和部署等方面，应该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哪怕意图是好的。

　　2021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首次峰会（资料图片）

　　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印度、美国三个国家的关系时，要注意在当前世界政治的语境中去准确地理解三边关系。我认为有两点应当特别注意。

　　第一，如何在今天中美关系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去稳妥地处理中印关系。

　　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正在进入一个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印度在中美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我认为更符合其国家利益。但是过去十几年，美印关系的发展难免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忧虑。尽管我们知道印度有着非常悠久的战略独立传统，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在中美印三边关系中感受到的信号主要是负面的。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印度近年来越来越倒向美国。无论是“四国机制”还是“印太战略”，印度都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就难免让人对印度的战略意图感到忧虑，认为印度在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这种担忧也会影响中印双边关系，恐怕也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第二，我们经常谈论“四国机制”或者“印太战略”是否会变成“亚太小北约”，也就是说变成美国引领的多边同盟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看到，冷战结束以来，联盟政治并不符合国际政治的大方向。美国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缔结任何一个新的盟友关系。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建立一些正式的、以集体安全为目的的联盟体系不是潮流。我个人认为“四国机制”并不会变成“亚太小北约”。实际上，今天的北约都已经不是冷战期间的北约了，又何谈“亚太小北约“呢？所以四国机制也好，印太战略也好，都是一些国家围绕特定议题组成的相对比较松散的机制，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是应对中国，但是这和”亚太小北约”还是两回事。

　　我们处理中印关系一定要有专业主义的精神。中印双边当然有很多矛盾，但是更重要的是战略层次的关系。印度和中国将是本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我们必须将中印关系处理好，不能被双边层次的边界冲突等问题牵引，影响了中印这两个具有重大全球战略意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我希望印度不要用冷战期间的联盟思维去看待中美印三国的关系，因为这不符合印度的战略传统和国家利益，中国也没有必要一看到美印合作就套用到联盟思维上去。今天这个世界跟冷战时期是大不相同了。

　　海孟德：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美国和印度三者都是拥核国。我认为这三个国家都不希望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或紧张局势升级。第一，到目前为止，这四个国家只是松散地聚在一起，印度在四国机制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或角色。第二，如果你看看这四个国家，印度是（除美国外）唯一的核大国，日本不是，澳大利亚也不是。

　　周波：我不相信四国机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我也不相信它正朝着成为军事联盟或反华俱乐部的方向发展，因为你们谁也不愿为了其他三个国家的利益而牺牲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我在想，如果中国和印度坚持不结盟政策，这将是对世界特别或共同的贡献，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这种不结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