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可谓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叛徒之一（中共元老，曾任中共第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叛逃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叛逃后居然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中共的死敌。

他为什么要叛变？成仿吾在《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认为：张国焘叛变的原因，是他“在党内已经失去了‘市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实行的‘溶化’诱降政策，则为他提供了实现个人野心的新机会”。

国民党的这种新的政策和手段，是如何作用并影响于张国焘的叛变呢？对此目前尚无大量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是大略地得知：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国共双方已有公开的交往，中共一方已在西安、南京等地筹设联络办事处，而国民党一方也已派人去延安，双方以期达到国共进一步的合作。

然而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也利用这一时机潜入延安，用以刺探中共情报，据说这些特务了解到张国焘的情况后便到处煽风点火，宣扬张已失去自由等，蒋介石也密令戴笠派人设法与之接触，说请其赴武汉见面有要事相商。而张国焘则对来者大骂一通，说这是置其于身败名裂之死地，但最后又说：“蒋委员长如派飞机来接我，那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得首先在延安为我修一个飞机场。”此事不知真假，有人说这说明张已开始动摇云云。

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等人并没有放弃他，屡次派人奉劝，未果。最后，张国焘向周恩来表示：他想去见蒋介石。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接着，张国焘竟以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然而他事先没有准备，只是鉴于周恩来在场而临时起意而为，于是话语间竟语无伦次，弄得蒋介石也不知如何是好。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张却表示国共两党现在都很糟糕，自己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涯——他决意要摆脱“监控”，终于逃逸而去。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称这对于中共“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后来，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陈云，告诉还在延安的张的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叛逃了。杨子烈十分吃惊，当即痛骂张国焘“不仁不义”，又表示自己要去寻找，“一定到武汉把张国焘找回延安”。

毛泽东和党中央答应了她，即将其和小孩“礼送出境”，并希望她能够规劝一下张国焘。毛泽东还对她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并批给她500元法币的旅费。但她一去之后，杳无音讯。据说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可是，张国焘从叛逃开始，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张国焘叛变后果然掀起了一阵狂风，先是国民党的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相关新闻，纷纷响应张国焘的“呼吁”，鼓噪“三个取消”——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和解散共产党：又极度渲染张国焘“归来”引发的中共“内讧”，欢迎张国焘的“觉悟”，进而煽动中共党人应“学习张国焘”等。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洞若观火，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果不其然，他最终在国民党内获得的位置，竟是卑劣的特务。

张国焘成了叛徒之后，是真心想去做一个让人不齿的特务呢，抑或另有初衷？以张国焘充足的“阅历”和“政治智商”，叛变之后做什么，他不会没考虑过。就其本意，他莫若低调做人为好。于是，当蒋介石派陈立夫去征求他的工作意愿时，他表示希望创办一种“民办刊物”来为国民党做文章，使青年不要再因共产党的宣传而走上“迷途”。这个意愿，显然不合蒋介石的心思，所谓刊物等等，早有叶青之流会办，至于张国焘，绝不能“大材小用”。以张国焘的“阅历”和“声望”，不久，国民党各种部门都想来“挖”他，包括军委政治部、“西北王”胡宗南等，其中最活跃的则是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张府一时人声鼎沸、络绎不绝，最后，张国焘竟“受宠若惊”，慌里慌张地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

不久，抗战局势恶化，张国焘受人之邀，全家跑到桂林“观光”，有一次他与母亲谈话，母亲述及张家的变故，自晚清至民国，尤其是国共相争的时代，江西老家竟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场”，“红军”“白军”，你来我往，可怜张家不仅财物等“已是荡然无存”，祖父、父亲以及家人也历经“公审”“绑票”等种种磨难，兄弟姐妹六人中三人“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一番唏?u之下，张国焘伤感不已。“伤感”之后，张顿然有了“觉悟”，即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他为自己的过去深悔不已，至于自己的前途，还是茫然无措。就在此时，他得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终于走到人生歧途的端点，他转回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决心为戴笠“帮忙”，甘做一个特务！

蒋介石获悉张国焘叛变后，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反共的重要“法宝”，他颇为得意地对戴笠说：“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蒋介石还立即派陈立夫与张密谈，以获取有关中共和边区的情况。随后蒋先后授予张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职务，以示奖励，并嘱其在戴笠手下“运用”，而戴笠奉若神明，将其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具体由武昌警察局长、张国焘的老乡蔡孟坚负责保护。就在这里，张国焘一家也居然团聚了。

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戴笠为了安置张国焘，特地在“军统局”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下设秘书室、联络组、研究组，另设有招待所），由张国焘担任主任。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张国焘在中共党内有近18年的经历，他对中共的所有内情可以说是基本掌握的。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张国焘也很卖力为戴笠出谋划策，精心布置开展反共活动。他向戴笠建议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认为开展反共斗争，不仅要有专门的机构，也要有专门的人才，而此前“军统”疏忽于此。戴笠听了大为欣赏，马上下令筹办，即由戴笠亲兼班主任，张国焘任副主任，学生则在“军统”其他训练班或已结业的“优秀学生”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这种选拔的严格程度是“军统”历年所办的训练班从未有过的，可见戴笠的重视程度。

先后两期的训练班共招收200多名学生，张国焘亲自讲课，除了讲授“中共问题分析”之外，还讲授了“如何进入边区以及如何从事特务活动”等。然而后来的结果完全出乎戴笠的意料，先是特务学员对张国焘的课没有一丝欢迎的意思，再后来甚至对他这个人也觉得讨厌了。据张之楚回忆：“在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的时候，典礼一毕，教官、学生以及军统局有关负责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张国焘均在场。正当入席的时候，别的教官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独没有一个人请张国焘入席。张的处境极为尴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后来戴笠见了，才过来请张国焘入席。”

至于这个训练班的效果，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训练班毕业的不少“特种政工人员”被派遣潜入边区，不仅不能进行“策反”破坏，反而大多有去无回。他们被延安的保卫部门侦破，有一些竟然“反正”后参加了革命阵营，只有少数人得以侥幸逃出，其中又有几个张国焘认为最得意的学生，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张国焘过去熟识的人，结果也是有去无回。于是，后来的学员无法派遣，只好被派到国民党“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所谓“防共”工作。

张国焘另外一招是向戴笠建议大肆开展所谓“来归”活动，他以为共产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时难以消灭，此前“军统”等在国统区对中共被捕人员所采取的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中共、迫使叛变等手法效果并不明显，而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七分政治”，即从政治上争取和拉拢，不强迫被捕者实行自首和“脱党”，只须填写“来归人员调查表”。所谓“来归”的含意，即是原为国民政府的公民，后误入共产党，现在又改邪归正了，等等。张国焘的建议，无非是“软刀子”，而所谓“来归”无疑就是“叛变”。为了配合“来归”活动，戴笠又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其负责人也多由中共叛徒担任。此外，戴笠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的榆林、洛川、耀县等地分别设立了陕北、延安和耀县三个“策反站”，并均交张国焘掌握和负责。但几年下来“成果”寥寥，除张国焘原来的亲信等少数人“来归”和被“策反”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对此戴笠大失所望。张国焘后来经戴笠安排，还妄图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进行渗透，也毫无成绩。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原红四方面军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现叛逃）几个。”

张国焘叛变之后，想方设法为国民党做出“成绩”，他不惜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自首叛变，然而这个“例子”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关于叛变后的张国焘，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写的回忆最多，其中提及张国焘曾劝降一位在重庆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当时张开口便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随即张更是“倚老卖老”，劝说对方加以考虑。不料，出乎意外，对方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临了，张国焘只好支吾其词地说：“我是为了你好。”灰脸走开。

的确，叛徒是让人看不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1939年冬天在重庆偶遇张国焘的情节：彼时张国焘在国民党集团中已经失宠，大概是没了专车，张不得已乘“公交”进城，恰好与“八办”工作人员童小鹏在车上相遇。当时张穿戴严实，以防人认出，却被童看破。童不禁暗笑：从前的“张主席”，“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戴笠慢慢对张国焘有了淡漠之心。张为了有所补救，挖空心思，又建议可请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出山”。戴笠和胡宗南觉得不错，竟亲自去拜访陈独秀，但陈独秀根本不愿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炮弹，不得已，张国焘只好亲自出马，迢迢拜会陈独秀，交谈中怂恿陈与他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遭到陈独秀一口回绝。当时“军统”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也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表示“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共”阵线上的一块“鸡肋”，又渐渐地，对他也失去了相应的客气和尊重。

据说蒋介石曾在戴笠的一个请求报告上直书：“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这真是洞若观火，相应地，戴笠提出在内部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方针”——“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果然，叛徒的根性，以及国民党不予信任的用人方针，最终又导致了顾顺章、李士群、李国谌等案子。至于张国焘，也可谓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其实，就在“军统”内部为防范那些“前中共人员”，专门设有“防奸股”，张国焘所在的“特研室”，秘书黄逸公其实就是被派去监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