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与国民党已经风雨飘摇，正应了那句老话“树倒猢狲散”。国民党不但在战场上降者如云，而且即使国民党高级将领里十之八九也向解放军、毛主席投递了降书的。

1949年1月毛主席的往来函电，其中附有一封电报里，毛主席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1949年国民党各位高级将领向解放军“递降表”的情况。国民党巨擘，有小诸葛美誉的白崇禧、国民党西南王刘文辉、蒋介石心腹中的心腹汤恩伯、刘汝明、傅作义等人赫然在列。

根据电信，毛主席是这么披露的：“现在，国民党的许多要员，特别是其中的特工人员，正在寻求和我们联系。白崇禧告诉我们的人，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我们对他已有口头暗示：其驻汉口部队按兵不动，不要为我们将要发动的进攻掣肘。”

“我们对第8兵团司令刘汝明也有口头交代：留在国民党指定的地区，在我们部队发起进攻时，听凭其通过。汤恩伯也在谋求与我们联系。钟则明打算与我们建立联系。”

“我们在西康的电台好长时间没有发报，现在第24军军长刘文辉每天都来找我们的人，问中共有什么指示。我们与舶于长江上的许多舰艇取得了联系。进攻打响时，他们会转向我们。许多高级特工人员，特别是战犯名单公布后，都力求保命，向我们提供重要情报。”

“我们与傅作义保持着固定的无线电联系。正在和他谈判，告诉他派什么人来我们这里谈判。傅作义的10个师被消灭后，他得知自己被宣布为战犯，心情沉重……悔恨不已，骂自己是混蛋。但是听到我们口头告诉他(没有给任何文字的东西)的六条之后，他放心了。”

不仅如此，1949年后就连蒋介石任命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也曾和解放军联系。当时派去与孙立人联系的是孙立人亲戚，潘仲文。

潘仲文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

潘仲文于1950年初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到达台湾。 先找到孙立人的哥哥孙伯亨， 住在他家。过了两天，孙立人来到孙伯亨家，两人才见了面。见面后，两人叙谈了各自在台湾和大陆的近况。

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此行的成果，似乎令华东局颇为满意。“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谈了他见到孙立人的情况和孙的态度。然后一同赶赴上海向陈毅、刘晓汇报。 华东局的领导对潘仲文的成果也是比较满意的，这从后来对潘仲文的安置就可以看出：潘仲文被安置在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

但是面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潮的投降风，毛主席确实是保持的清醒的头脑，毛主席在电信中说道：目前的情势是，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这项工作并下发什么指示，那就势必发生大规模国民党军队反蒋哗变、向我方投诚的现象。

但眼下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因为有太多的国民党军队投奔我们，很不安全。况且国民党军队的将领都想谋求高位，可他们并不足信。

毛主席这句“他们并不足信”确确实实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些人只是看到蒋介石不行了，有些是想下船，有些野心勃勃其实是想试探，比如白崇禧。

大军渡江后，果然被毛主席料中，白崇禧不甘心失败，企图与解放军为敌，结果老本输光，狼狈逃往台湾。

白崇禧与中共间的秘密渠道之一，据参与其事的沈涛披露，早先是经由桂系将领黄绍?，在香港与潘汉年联系；

黄绍?离开香港后，由沈涛接任，“白崇禧方面有什么意见，通过杜秘书转达给我，我再转达给潘汉年；同样，潘汉年那里有什么意见要对白崇禧讲，也由我从中转达。”

但这种联络工作，沈涛“实际上只干过一次”。显然，白崇禧与中共方面，还有其他更隐秘的、更高级的沟通渠道。

白的真实盘算，虽未必尽如毛泽东所言，已到了“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的程度，但已多少能够解释，何以1948年底，蒋介石会严厉指责白崇禧在内战中“按兵不动”。

毛泽东所谓“国民党军队的将领都想谋求高位，可他们并不足信”，大约正是指刘汝明、白崇禧一类人物。其实，不止是对“通共”的国民党军官，包括对民主人士，毛泽东也在保持着一种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