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战争乃政治之延续。德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的名著《战争论》中就说过：“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毛泽东主席在其著名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中进一步肯定了克劳塞维茨的这个观点，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以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等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此同时，战争也是经济的延续，经济战由于其隐蔽性、高端性，往往不为人所知，但这条不为人知的战线往往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政治斗争和武装冲突爆发之前，经济战就已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

在中国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对日经济战远远早于两国政治及军事上的斗争。众所周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让与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三省在经济上而言，早已被日本占领。

根据资料显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在东北的直接投资达到了 55020 万美元，比英美等其他国家的总投资还要多，可以说是当时东北经济的最大龙头。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及其殖民地朝鲜银行在东北所发行的纸币的流通量更是高达82002750元，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流通量仅为16056833 元，再加上当时由日本关东军所发行的一些土杂货币，国民政府在东北所发行的纸币流通量不到日本的20%。此外，交通运输、煤铁矿业、石油发电等国民经济命脉也大都掌握在了日本帝国主义手里。

可以说，在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在日本的经济侵略下，就已经失去了其独立地位，已经实质上成为了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附属地区，而九一八事变不过是将东北对日本的附属事实化。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始终没有停止过，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银行，发行日本纸币。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期间的经济侵略的最主要手段，这项活动的主力依旧是上文提到的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采取的方式就如同九一八事变之前在东北所进行的一样。2.利用中国混乱的金融系统，大规模偷运白银。

当时中国的金融系统落后，实行银本位制，而白银在那个时代的世界范围内而言已经更多地作为一个商品而存在，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就采取了一个很卑劣的手段：不断地通过金融套购、货币收购、甚至是赤裸裸地武装吞并等方式，大量地将中国的白银运往日本，以从根本上击溃当时中国的以银本位制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法币改革，其中1933年的“废两改元”政策，将银两制改为了银元制，可以说是银本位位制上的小的进步；其次，在美国白银政策和日本大量掠夺银元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以法币的形式对货币进行统一，从1935年以后，法币从理论上来说就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的唯一法定的货币，但实际上，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完成实际上的统一，全国各地仍然存在大量的土杂钞。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战，对中共的革命根据地和中共高层领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自独立领导革命、创立根据地开始，始终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货币，中共所建立的所有的红色根据地，只要战争的形势稍微缓解，第一步所做的就是发展生产，接下来便是发行货币，甚至在长征的时候，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当地印刷红军票；一方面，此举迎合了当时中共的经济需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中共自始至终都想发行自己的货币体系。

其中，陕甘宁边区的边币，可以说是中共货币体系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货币，其重要原因是陕甘宁边区当时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拥有很强的政治意味，所以，陕甘宁边区货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共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建设的成功。

除了陕甘宁边区的货币之外，其他解放区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比如晋察冀边区，由于战争环境，但由于晋察冀边区的银行始终处于流动过程中，所以每次银行的流动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的暂停发行，甚至于更换货币名称。

’值得一提的是，陕甘宁边币作为中共独立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的政治象征，导致其和法币始终处于正面对抗的状态，而不像其他的货币那样灵活，比如晋冀鲁豫地区的冀南银行，为了防止法币对其进行打压，因此它发行的货币便打着“巩固、维护”法币的口号，宣称自己是法币的辅币而存在；其次，其在货币发行中充分运用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原理，在当时的晋冀鲁豫地区存在大量的货币：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用票，有伪币，有法币，也有冀南币。

为了推动冀南币的发行，冀南币采取了大幅度贬值的措施，导致冀南币的流通速度大幅度提升，从而扩张冀南币的流通范围。其他的根据地虽然也发行过“货币”，但其到底是不是货币，现在是有争议的，比如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所发行的“西北农民银行币”，但其实质上是以全区性的现金、现粮、现物为信用准备所发行的，有点类似于私募所获得的债券，或众筹所获得奖励，其货币的属性是有争议的。

其次，陕甘宁边区货币的对手，始终是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法币，而其他的根据地货币的对手，主要是一些土杂钞，以及日本的军用票，以及日伪所发行的货币，这些货币首先是不成体系的，其次其中好多货币在抗战期间被逐渐淘汰。

有人曾经指出，为什么日本不直接发行日元，来对国民政府和中共进行经济战，其实日本曾经一度在沦陷区发行日元，但是效果适得其反，原因在于在中国发行日元，最终流通回日本，对日本本土造成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之后便用“军用票”和伪币取而代之。

陕甘宁边区的范围，大致覆盖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这些地区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地区，自古以来都是人烟稀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因为自然资源的匮乏，所以该地区的物资出产很少，物资出产少，就无法通过商品流通来获得钱，也就是俗称的“钱荒”，导致该地区金融体系不健全，最终导致了该地区高利贷行业的暴利。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西北建立了多个苏维埃政权，这些红色政权为了应对经济上的困难，都相继发行了一些货币，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以下五种：

1.陕甘宁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

2.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银行券

3.陕北省苏维埃银行通兑券

4.陕北省苏维埃银行银行币

5.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币

但由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财政状况始终比较困难，以及根据地范围不稳定，因此这些货币的目的不是为了刺激金融业的发展，而是解决军费和财政困难。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中央一同到达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撤销了陕甘宁边区境内的所有其他货币及其发行机构，以西北分行的名义发行西北分行币，前后发行了100多万，由于其稳定的发行量和其不断提高的信用，陕甘宁边区货币对中共的敌后抗战提供了稳固的金融及货币基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曾一度停止货币的发行，并收回了之前发行的所有货币，开始使用国民政府的法币；1942年以前，由于法币得到了国民政府大量的白银储备保证金，和英美等国的大力支持，法币曾一度坚挺，在边区获得了较高的信用，流通也极为顺畅。

但是，国民政府对中共的围剿没有因为抗战的爆发而停止，国民政府以为中共内部没有懂经济的人才，便企图以经济战的形式围剿、削弱中共：在给陕甘宁边区的军费补助中，只分发主币，不分发小面额的辅币，意图在于让陕甘宁边区手里虽然有钱，但无法购买物资：原因在于商人无法用小面额的辅币进行找补，导致中共无法购买货物；到了后期，曾一度出现农民因无法找零而不愿收售法币的情况，导致陕甘宁边区倒退到了物物交换的商品流通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协商，南京国民政府一面答应，一面继续我行我素。为了保证边区的经济秩序，保证八路军的后勤保障和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1938年，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1元一下的货币，作为法币的辅币，叫“光华代价券”，解决了法币找补难的问题。

随着国共两党在货币问题上关系的恶化，以及随后的“皖南事变”，国民政府停止对八路军分发军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在这样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开始自行发行货币，中共开始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及金融体系，可以说，国民政府对边区的打压和封锁，反而促进了边区货币体系的独立和发展。作者：袁天倪 “祥哥说历史”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