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伦敦的地铁里还没有无线网络和手机信号。在美国广袤的农村地带，4G也并没有全面普及。

新冠疫情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更是此消彼长，一浪高过一浪。

不过，在美英反华势力看来，如何解决国内这些发展治理短板并不重要。与中国为敌，阻止中国的技术创新和前进发展，只要中国技术落后经济停滞， 他们就可以继续维持世界霸主地位。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久前，英国保守党反华议员组成的所谓“中国研究小组”联合美国一家智库发布了其成立一年来的第6份反华报告——煽动与美英意识形态相近的“民主国家”成立“贸易北约”。

但是，“补壹刀”发现，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份报告，而是报告背后的一些东西。

这份报告其实是在前几份的基础上，把过去一些零敲碎打的想法组合为一个系统性的“建议”，效仿北约(NATO)的模式，拉西方各国共同成立一个名叫“DATO”（即“民主联盟公约组织”）的组织，然后共同在贸易领域上对中国进行打压。

这个“贸易北约”企图全方位孤立中国，遏制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发展趋势。

而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美英一些政客与智库如今通过捆绑操作，借有关报告、建议，转化为制华、反华政策的套路。

按照其疯狂构想，“贸易北约”等同于“民主联盟”。在这一体系下，所有成员对华行动一致，然后对中国发出威胁。如果中国敢于反击西方的制裁和政治打压，那么“贸易北约”就全方位跟进掀起对华制裁。

报告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中国威胁禁止其留学生前往某国，那么这个联盟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准中国留学生进入 ；如果有西方公司被中国列入不可信清单 那么联盟内所有国家将停止进口中国商品 ；如果联盟内有的国家不同意这个联盟的决定，那么它将失去加入的资格。”

报告还大打“台湾牌”，叫嚣台湾作为“国家”，也有资格加入“贸易北约”。

“中国研究小组”为了在表面上显示这个建议的“客观性”，让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阿特金森来“操刀”这份报告，而且他们认为此人的身份比较好——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

这个阿特金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煽动对中国的技术创新进行“围剿”，抹黑中国的技术创新成就，用霸权思维来应对中国这一竞争对手 。

在报告中，他宣称西方对中国的打压手段有四种选项：

第一种，是大多数人主张按照市场规律和科学技术积累的能力顺其自然。但他认为，这样会导致西方的衰落，中国会获得经济、技术的全球霸权。

第二种，是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的方式来压制中国。但他认为这种方式成效也不大，特朗普政权曾尝试过这一种手段，但为此付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但整体而言是失败的。

第三种，是鼓励本国企业离开和脱离中国市场，禁用中国商品和原料，对中国产品征更高的税，进而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英国和日本似乎正在这么做。但阿特金森认为，这种手段对前苏联有用，对中国却没用。

于是，他提出了第四种选择，即组成“贸易北约”企图彻底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阻断中国发展的途径。他认为这值得美英当政者尝试，甚至还鼓吹，英国可以率先实施其中的一些政策。

阿特金森认为，“贸易北约”不同于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体系下，一个成员一票的投票机制 难以实现全面遏制中国的目的。而“贸易北约”不同，任何不同意遏制中国政策的国家，将不会获得“贸易北约”的“准入证”。

这份看似由中立的智库机构出台的学术报告，其实根本上还是为了迎合美英西方势力的反华需求，专门定制的“产品”。因为，这背后的主要推手就是英国最主要的反华势力。

主导这份报告的英国保守党“中国研究小组”，成立于新冠疫情期间，集中了一批英国政坛的死硬反华政客。其支持者，并非局限于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还包括其他反对党比如工党、自由民主党等党派的反华议员。

甚至，其号称影响力已触及英国议会内三分之一的议员。

2021年3月26日，讲究“礼尚往来”的中国外交部宣布对9名英方人员和4个实体组织实施制裁，“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及其创始人、主席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赫然在列，高居 “榜首”。

2020年4月下旬，在保守党知名反华议员图根哈特、尼尔·奥布莱恩等人的直接策划下，9名保守党议员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一年多以来，英国对华关系的诸多重大政策改变，都离不开这一组织的“幕后操作”。

作为该小组主要负责人的图根哈特 ，是一名犹太裔退役军官。

在从政前，他参加过伊拉克战争。2017年大选后成为保守党新科议员。作为后座议员主持保守党外交委员会，在外交政策上持有强烈的亲以色列和亲美立场。被英国媒体称作是“对华鹰派代表人物”。

另一位负责人尼尔·奥布莱恩，虽是后座议员但同时也是保守党政策委员会联席主席，负责唐宁街首相府的政策制定。与卡梅伦时期的英国首相府和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关系密切。

他本人在今年3月受到中方制裁后，就有BBC驻华记者煽风点火评论说，“对奥尼尔的制裁实际上是针对英国首相的，因为有涉疆问题的对华政策，奥尼尔是直接参谋”。

除了这两人外，“中国研究小组”还有一位主要成员伊恩·邓肯·史密斯，是保守党比较出名的极右翼资深政客，天主教徒，也是军人出身，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曾担任保守党在野时期的主席，也是保守党内强硬脱欧派的主要代表。

此人有八分之一的日本血统，曾外祖母是19世纪末在华的日本人。外祖母则出生在中国福建 ，母亲出生在中国南京。外祖父曾在民国时期南京邮政部门任职，其父辈则出生在印度。

邓肯·史密斯父母原生家庭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其母系家族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中国。作为在华英殖民者的后代，邓肯·史密斯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恨，可谓深入到骨头里。

在上述三人中，资历最老的邓肯·史密斯还是另一个议员小组的主要成员，这个小组就是1993年成立的“保守党议员欧洲研究小组”，该小组使用英国纳税人的税金，被称作保守党的“党内之党”。

在20多年的时间里，该小组不遗余力地推广“疑欧政策”，成功推动脱欧公投，将英国推向脱欧悬崖。在完成历史使命后，“欧洲研究小组”的组织运作模式，被一些反华议员们借用，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

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小组在许多方面加速了中英关系的恶化。而其自身及其主要成员也被中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

自拜登政府上台后，这个“中国研究小组”一方面察言观色，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扩展其政策影响力。在看准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的反华路线后，反而有了更多的动力。

最近这份关于“贸易北约”的报告，之所以邀请美国的智库和反华学者执笔，就是意图进一步推动拜登政府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对抗中国”。

2010年，保守党开始在英国执政。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二。

新的经济秩序影响到西方看待中国的方式，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在全球的经济排位会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英关系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里，经历了戏剧性的起伏逆转，从倡导中英合作的“黄金时代”，进入到现在英国跟着美国处处与中国作对的状态。

而在执政党保守党内部，一批以后座议员为主的保守党政客，则以议会为平台，合纵连横，发动NGO组织，联合美国的反华势力，充当西方国家整体遏制中国的“军师”和“参谋”，在经济上打压合作，在政治上围堵中国。

特别是以“中国研究小组”为代表的英国反华政客，不仅是美国反华势力的追随者，在很多层面，他们是狐假虎威的“大英帝国历史余孽”。

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及影响不仅限于英国国内，也通过“五眼联盟”和北约体系渗透到整个西方，甚至在非洲和亚洲，拉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他们威逼利诱，企图扩大他们的“反华联盟”范围。

他们以“中国研究小组”作为核心组织，致力于反华舆论的常态化，以及智囊机构的机制化。通过合作，拉拢利诱英国的学界和政界，让一些原本持有中间立场的人站到他们一边。

这些西方政客能走到一起，一个大的目标就是在未来十年内，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打断中国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一的趋势。

英国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今年4月在参加“中国研究小组”的活动时宣称，西方目前对于中国的崛起缺乏战略性的应对。他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他的启示，是一个外交大臣应该善于从战略角度处理外交关系，而不是在战术上的疲于应对。

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亨特说，“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后，但它不是民主社会和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正是基于对中国发展现实和未来前景的恐惧，这些英国反华议员陷入癫狂状态。所以，对于这样的极端反华组织和个人，我们要用好“制裁”这个工具，主动应对挑战，将对西方的研究和防范做到系统化、机制化，针锋相对，先发制人、主动制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