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宋明慧译自2019年6月5日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网站）

　　[翻译/观察者网宋明慧]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存在的事物。2018年，香港告别了一个时代，多位在香港成名的商业与文化巨子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人物的事业巅峰使得香港这座城市成为了华人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心，而他们的离去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将参与塑造香港的未来。

　　2019年6月5日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网站刊发了财经作家Peter Guy的评论文章《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不再是华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

　　新鸿基地产前主席郭炳湘的去世，标志着香港房地产大亨时代的终结；郑裕彤，1970年创办了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去世时已在香港富豪榜上排名第三位；就在去年，李嘉诚正式退休并放弃了对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权，这家公司是50年前在塑料花产业上开始崭露头角的。

　　这群商业巨子成功地实践了何谓“掠夺式资本主义”（predatory capitalism），这在这座城市扭曲变形的房地产市场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这里政府允许开发商出售一个停车位大小的私人公寓。房地产巨头这一阶层已经悄然演化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政府正在认识到放任自由的政策结果意味着房地产并不会成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资源（a strategic public resourc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房地产只不过是其所有者为自己获取私利的原材料（raw material for private profit）。

　　香港资本主义商业巨子的时代同时也是香港国际媒体和文化巨擘的时代。查良镛（又名金庸）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华人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武侠小说家。香港电影制片人邹文怀在1970年创立了嘉禾电影公司，并且用自己的影片把李小龙和成龙推介给了全世界。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位银行家曾说服他的上司为邹文怀筹款以制作他的第一部李小龙电影。邹文怀更是用他的房子做抵押来确保借款的归还。香港的文化产业或许永远也无法恢复其昔日的影响力了。

　　即便在今天，香港年轻的企业家们也拿不出一间公寓来为自己的公司提供担保。或许今年最好的商业建议来自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监霍建宁，他建议年轻人不要购买香港标价过高的微型公寓，而是应该动身前往大陆并在那里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样做才是着眼于未来的投资。

　　香港目前仍然在房地产、零售、公用事业和金融等领域卡特尔化的经济结构下举步维艰。尤其是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它就像是一桌耗时漫长的麻将游戏，结束之后只有个别人会成为赢家拿走桌子上所有的钱。就像一位房地产大亨所说的，“在当地房地产市场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对付快速变化的资产膨胀和收缩”。而这也似乎是香港企业文化唯一继承到的投机技巧。

　　香港资金流动和资金形成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持续很久的房地产繁荣之后，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资本被房地产商所掌控，而这部分人又对于除房地产以外的其他投资不甚热衷。事实上，最富有的一些人正在将资金投向海外。

　　在硅谷，技术资金往往又被重新投入科技产业，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商业模式很适应。刚刚起步的可以被称为“新经济”的公司在香港仍属罕见。然而巧合的是，在中国内地，随着知识资本和成功新企业的涌入，这类公司正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

　　在中国努力获取超级大国影响力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香港那些传统的资本所有者们面前。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当前贸易战带来的关税调整和经济形势变化的层面。在卡尔·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描述中，人们会发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掌握资本？资本主义者认为资本应该由个人掌握，而共产主义者认为资本应该由国家掌握。在今天的意义上来说，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实物资本和知识资本。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以规则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然而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意识形态分歧比在香港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香港，商业巨头们掌握着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资本，这种状况已经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继承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财产属于自己的家庭而不属于国家。

　　妄图活在过去并固守过去的政策是香港人自1997年回归以来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心态。从前属于香港商业大亨的时代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北京或许已经发现了一个可以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表现得更好（甚至更加长寿）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