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出鞘》中，我们简单论证了目前空权、天权等新兴概念还不能取代国家传统兴衰因素——陆权与海权的具体原因。但对于陆权、海权这两个因素，今天的军迷们同样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陆权、海权属性的界定。那么本期《出鞘》我们就来从陆权、海权两者的本质谈谈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一个陆权国家还是一个海权国家。

关于陆权与海权的具体内涵，我们已经在之前的《出鞘》里详细解释过。一言以蔽之：国家通过排他性的利用海洋获得利益的，就是海权国家；国家通过排他性的利用陆地获得利益的，就是陆权国家。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两者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拥有海权和陆权的双重特性——实际上大部分强国都有陆权与海权双重特征。

虽然确属少数，“陆海两强”的国家在历史上也确确实实的出现过。比如欧洲历史永恒的传奇——罗马帝国。自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帝国从迦太基手里夺取了整个地中海的制海权。自此，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整个地中海周边的海上交通线基本被罗马帝国及其盟友所垄断。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及其盟友正是利用海权的这一优势最终击败了迦太基人。

但在另一个方面，罗马帝国的兴盛伴随着的并非其海上力量的崛起，而是其通过陆地战争进行的扩张。其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哥特人、匈人、法兰克人等蛮族对土地资源的争夺几乎贯穿了帝国的整个历史。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征服迦太基之后，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土地进行了毁灭式的破坏。也正是为了为此后殖民非洲扫清道路。可以说罗马又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陆权国家。

另一个较为典型的，“陆海两强”的国家是经由普法战争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由于地理上的天然缺陷，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必然要在两个传统陆上强国——法国与俄国的夹缝中求生。这决定了普鲁士帝国的陆权基础。但自从马汉的追随者提尔皮茨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大臣之后，这个国家又在政策的指导下走向了海洋。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德国海军部已经取代了外交部，成为了帝国外交政策的实际主宰者。

与之不无相似的还有红衣主教黎塞留与财政大臣科尔贝尔治下的法国。从传统上来讲，法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这个国家土地富庶、自给自足。在集中的王权的加持下，这个国家在欧洲大陆罕觅敌手。但是黎塞留与科尔贝尔又确实将法国建设成为了一个海上强国。在两人的努力下，法国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伍和与之相称的庞大舰队。其建设海军的效率，甚至连英国这个传统海权国家犹有不及。

但正如我们所知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没能真正成为一个“文体两开花”的国家。前者费尽心机组建的庞大舰队在一战中被英国人的优势兵力封锁在了北海最偏僻的角落里；而后者的海军则同她的海上贸易一样，在路易十四膨胀的陆上野心的倾轧之下苟延残喘。这也正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罗马帝国的命，就别得罗马帝国的病。对于一个国力没有强悍到“超凡脱俗”地步的国家来说，陆权与海权往往需要平衡和取舍。

但既然是取舍，就代表这一权衡会根据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所处不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在美国的军事发展史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在美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专注于美洲事务而不愿过多理会欧亚非“旧大陆”的事务。这一时期，美国与英属加拿大爆发了边界战争、吞并了德克萨斯、对墨西哥领土进行了所谓的“天命扩张”。这种通过边界战争攫取陆地权益的做法，毫无疑问让其成为了一个陆权国家。

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美国国力极速膨胀，美洲新大陆这个舞台已经明显装不下这个新兴的顶级列强的雄心壮志了。顺应这一时势，打着门罗主义的大旗，旗帜鲜明的反对门罗主义的马汉思想横空出世，并迅速俘获了一大批军、政界精英信徒。在他们为美国规划的蓝图中，“海权”成了最重要的组成因素。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马汉的理论的基础是什么？从表面上看，那是500年以来人类进行海上战争的实践。但其深层次的原因，更是美国这个国家政治上的抉择、地理上的限制和经济上的需要。美国日趋庞大的身躯决定了她必须要走出美洲、走向世界；美国僻处一隅的地形决定了她必须转向海权才能拥有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美国愈发庞大的海外贸易决定了她必须拥有制海权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或者说：没有马汉，美国依旧是美国；但没有美国，马汉便不再是马汉。

1895年，在马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第一艘蒸汽铁甲战列舰印第安纳服役。这是美国这个传统陆权国家“下海”的第一步。12年后的1907年，大白舰队开始了环球之旅，这标志着美国正式成为一个海军强国。9年后的1916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造舰计划《1916年海军建设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开始下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海上列强。6年后的1922年，通过《1918年海军建设法案》和《华盛顿海军条约》美国在实际和法理上成为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头号海上列强——这距离这个国家的现代海军发展起步仅27年。

美国现代海军的发展有力的驳斥了所谓“百年海军”的荒谬论调。更说明了，一个国家在陆权与海权之间的选择，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目前所处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所谓“自古以来某国就是陆权/海权国家”，实则是一种违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厚古薄今”的惯性思维。而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陆上还是海上，不能被这种思维定式所左右。

在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早期，中国国防的主要导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抗争中皆处于劣势；帝国主义国家所觊觎于中国的，也无非是广袤山河下的陆地利益。沙俄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蚕食，日本对中国东北利益的鲸吞自不必说；英、法等国以海洋为媒介入侵中国的本质，也是希望借此打开通往中国腹地的一扇窗——这与其入侵的手段并无必然联系。

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导向下，中国的国防政策必然会以“防卫陆上利益”为根本宗旨。众所周知，清末中国曾爆发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其主体并非“海”与“陆”，而是重点防御的战略方向和对手。前者强调东方的防御，所提防的对象是英、法等国；而后者强调西方的防御，其客体主要是俄国。而无论前者如何靠“海”，都不服务于中国当时“莫须有”的海洋利益，而是作为“飘在海上的陆军”，对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陆上利益进行防卫。从本期的主题上来说，无论清政府如何选择，这时的中国都只能是一个陆权国家。

这种状况贯穿了整个晚晴的历史、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历史。中国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也曾隐晦的点出这一事实——他在1953年2月第一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的时候，曾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民海军在战略职能上与清朝水师并无太大不同。都是在海上反侵略的一道屏障，而非国家海洋利益的依托——当然，这时候的新中国也远谈不上什么（非领土性质的）海洋利益。

不过在世界局势中，唯有变化是永恒不变的。几十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外部环境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渐渐难以支持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冷战局势由苏攻美守转变为了美攻苏守，苏联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盟友以稳定局势。于是在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国在陆地上的战略压力陡然减轻。

1991年底，苏联在重压之下解体。其组成部分中最大最强的一块，同时也是直接与中国接壤的一块——俄罗斯虽然军力仍强于中国，但此时正忙于应对本国的分裂势力与经济问题，早已无力支持一场与中国的边界战争。中国的“北患”基本解除。至今天，中国陆上军力远强于任何一个邻国——俄罗斯实力弱于中国，且专注于西方事务，与中国的关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印度不仅军力远逊中国，还有“世界屋脊”的阻隔与巴基斯坦的牵制，无法对中国的陆权利益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同时中国的陆权优势同样无法为中国带来实质上的利益扩张：中国与周边大部分邻国的边境线均已划定，也几乎不可能通过俄罗斯式的操作加以变更；从新中国数次对外战争的经验来看，中国也无意进行陆地上的领土扩张；当下的国际规则强调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国与国之间通过战争形势改变疆界范围已不符合世界潮流，需要背负极大的政治压力。凡此种种，均决定了中国在陆权军事领域的继续投入将是效费比极低的。

另一方面，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汇率）/一（购买力）大经济体，中国此时的经济已经远非陆上权益所能支持。作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海上运输国。在战时对中国海上生命线进行保护的刚性需求，要求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因为这要求中国海军必须要在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上击败如印度、法国乃至美国的海军。而这，也正是中国海军战略转向“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核心内涵。

在近代史上，中国选择成为一个“陆权国家”是出于一个国家悲壮的无奈，因为“陆权”在那一个时期意味着生存。同样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在陆上我们“出无敌国外患”，而海洋却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脉所在——换句话说“海权”在今天同样意味着我们的生存。至此，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海权国家还是一个陆权国家也已经不言而喻。那么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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