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网站5月22日发表该研究院执行院长詹姆斯·劳伦斯森及研究员迈克尔·周的文章称，澳大利亚涉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适当的应急计划得到控制。关键是，澳政府决策者和企业有理由关注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建立机制保护自身利益。

文章称，澳大利亚生活在一种强烈的“被抛弃的恐惧中”。在安全方面，这种担心数十年来一直是澳大利亚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的因素。最近，对美国作为澳大利亚安全保障者可靠性的怀疑，促使澳政府的部长们致力于让美国相信，与中国维持和扩大接触符合澳自身利益。

文章认为，近来澳大利亚还担心在经济上被中国抛弃。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庞大需求之间的联系存在被切断的可能性。中国需求的估值占到了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7%。这导致了人们认为澳大利亚经济变得“过于依赖”中国。

文章称，解决澳大利亚涉华风险的通常办法是加大多样化。但这误解了经济关系的形成方式。与安全关系不同，澳大利亚对外经济接触的模式主要由市场力量——经济互补性和购买力——这一“外在”因素决定，而不是由坐在堪培拉的民选官员或官僚决定。虽然应该积极寻求对美国、日本等传统客户以及印度、印尼等新客户实行多样化，但现实是：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国家不管是单独还是集体都难以替代中国，向澳大利亚经济注入如此大规模的需求。因此，澳大利亚许多行业将需要努力增加而不是减少与中国的接触。

文章称，应对澳大利亚涉华风险的一种更为极端的政策将是努力迫使澳大利亚与中国脱钩。但文章指出，鉴于贸易是互惠互利的，这对澳大利亚的繁荣来说必然是代价高昂的。其他国家也乐于接受澳大利亚空出来的与中国的任何贸易机会。此外，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反而有助于澳大利亚控制和降低安全风险，因为这会推动中国继续参与多边框架和规则。

文章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对接触中国所带来的风险进行严格的分析。经济风险有时被称为“黑天鹅”，由于无法预见，这些冲击变得更具挑战性。另一种风险被称为“灰犀牛”：即那些明显但可能被忽视的威胁。文章认为，澳大利亚的涉华风险属于“灰犀牛”一类。

文章称，有证据显示，“灰犀牛”风险都是相对有限的，至少在总体规模上是这样。澳大利亚涉华风险的可见性、可能性和影响的规模表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适当的应急计划得到控制。关键的结论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决策者和企业有理由关注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所带来的机遇，同时建立机制保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