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出鞘》中，有读者留言称“海权”、“陆权”都已经过时，“空权”才是决定未来战争的主要因素。其实不光是这位读者，在很多人的眼里，以二战为标志，“空权（姑且如此称呼）”开始取代了“陆权”和“海权”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点。要搞清楚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们还应该先对所谓“空权”或者“海权”、“陆权”的本质进行探讨。那么本期《出鞘》，我们就来谈谈“空权”那些事。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修昔底德创造了“海权”（ θαλασσοκρατια）一词，修昔底德说：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开始进入海洋，其就行使了海权。不过这里，他其实是在精细化的区分古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主要差别——雅典人热衷于对海洋的垄断，而斯巴达人更加喜欢陆地上的扩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这一区别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马汉将海权（Seapower）一词解释为：凭借海洋能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这实则是将修昔底德模棱两可的话进一步加以概括和发展——虽然这话也十分模棱两可。不过纵观马汉关于海权的经典著作，我们不难发现，马汉对这一名词的解释十分类似于这一单词的希腊语本意——“海洋（θαλασσο）-持有（ κρατ）”，即排他性的使用海洋获得民族发展之中的利益。因为使用海洋而获得利益，因为排他而得以垄断利益。

所谓“陆权”也是同理——人类最早开始进行战争行为的战场便是陆地，人类在陆地上爆发的战争也几乎无一不是为了争夺依托陆地而获得的“权益”。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排他性的使用陆地而稳定获益，我们也可以说其“掌握了陆权”。这里我们所说的“获益”，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资源、关隘险要、生存空间等。

在传统上，我们讨论“陆权”、“海权”究竟谁对国家崛起的贡献更大时，讨论的实质往往是哪一项才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说，曾经海洋是“一条天然的高速通道（马汉语）”，海权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海洋，使用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大的回报。比如拿破仑就曾经说：英国人在唐斯部署3万兵力，就可以抵得上我们的30万大军。这句话的意思是，英国的3万人可以通过海陆快速机动到任何一个地区，而法国的军队却会在与地形的搏斗中浪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

而到了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国相继建成了发达的公路、铁路交通网络后，海权的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老毛奇就认为：依托欧洲发达的铁路网络，他有能力在24小时内应对任何一场由海权国家发起的登陆。这一时期也是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开始衰落的时期——此时的英国已经不能再像拿破仑战争时一样，使用远不及欧洲大陆国家的力量对欧洲事务进行卓有成效的平衡了。

相比之下由“陆权”、“海权”两个词语替换要素衍生而来的“空权”则并不存在前两者背后的深层含义：人类并不依赖天空而存活、天空不包含任何可以垄断的自然资源、天空作为交通媒介虽然便利但效率低下。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足够的“控制天空”的能力。在历史上，法国人、德国人都曾经短暂的获得了统治陆地的能力；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都获得过统治海洋的能力。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足够宽广的范围内统治天空——即使强如美国，也不能阻止中国、苏联、俄罗斯在大多数地区利用天空。

在地面上我们可以轻易的派出一支地面远征军，长度跋涉到某一区域并在那里以年为单位的存在；我们可以组织一支舰队，以年为单位的长期巡弋与海外。但是飞机作为同“远征军”、“舰艇”等同的概念，持续作战时间仅仅能以小时为单位。这也使其必须依附于海陆基地。即，航空器本质上是地面、海面兵器在高度这一维度上的延展。而作为陆、海的延展维度，航空力量也基本都是在为“陆权”和“海权”服务的。

这一点在过去的战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人类迄今为止爆发的最惨烈的空战出现在苏联卫国战争。苏德两国几乎是以“工厂对工厂”的形式展开空战的，即飞机从工厂推出后马上就飞赴前线进行消耗。而这场惨烈的苏德空战的核心，实则是伊尔-2、斯图卡等近距离支援飞机对陆军作战的支持。同样的，在空中力量和空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海湾战争中。我们也常常忽视，多国部队之所以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空袭，本意还是要为地面部队挺进并解放科威特铺平道路。

在二战的另一处战场——太平洋战场，美日两国同样进行了激烈的“海空大战”。在这场战争中，航母、舰载机取代舰炮成为了海战中的主要兵器。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不论是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所罗门海战、莱特湾海战……等等这些航空力量主导的海战，本质的内涵都是在以飞机作为工具，辅助取得制海权的战斗。

当然，空军也有服务于其自身的独到的战略性价值。这就是意大利人杜黑在《制空权》一书中鼓吹的无差别的战略轰炸。比如，日本对中国进行的重庆大轰炸、美国对日本进行的轰炸和盟军对德国进行的轰炸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本身并不能为主动方带来利益的行动是“空权”目前唯一的表现形式。这也导致了“空权”作为一项战略权利的不完整性。同时也是“空权”暂时还无法取代“陆权”、“海权”成为国家崛起的主要力量的根本因素。

与“陆权”、“海权”相比，“空权”出现的时间很短，在国家战略上的地位也仅昙花一现：杜黑曾经认为“在主要城市投下300吨炸弹就能让一个国家不战而降”。但在战争中，盟军在欧洲投下了上百万吨弹药，却使纳粹德国的战争工业产出不降反增；日本对中国、美军对日本的大规模轰炸也从没有摧垮被轰炸国的战争意志。实际上在原子弹出现之前，战略轰炸对国家战争能力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

随着核武器的发明和不断发展，空权的作用一度经历了“蛮横的生长”。行至“空权论”的发展顶峰，除了战略空军外的其他军种存在的必要性都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动摇。在上世纪50-60年代，战略轰炸机几乎是美苏两国唯一可靠的核武器投送手段。用于进攻的3倍音速轰炸机、用于防御的3倍音速截击机都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好日子来得快去的也快。自苏联R7弹道导弹问世以来，弹道导弹作为更加可靠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弹道导弹已经成为了战略核武器几乎唯一的运载工具。而更加隐蔽的地面发射车、核潜艇和更加坚固的发射井都比脆弱且易被发现的飞机更适合作为弹道导弹的发射平台。这在根本上触动了杜黑“飞机最适合战略轰炸”的理论前提。

此外，冷战中期以来，核武大国均对这一武器的有效性产生了反思：首先，我们假设核武器确实能够挑起并迅速终结一场战争，那么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使用这种武器的合适时机？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承受先发制人的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就核武器诞生以来的战争史来看，答案十分明确：美国没有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苏联也没有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

其次，在典型的核战争理论模型中，并不存在“双方停战”这一传统结束手段。一旦核战争爆发就意味着两国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而一个军事，同时也是政治大国，是否有这种政治勇气去挑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此前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国家苏联，恰恰是最急切想要建立限制核武器的国际条约的国家。而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最终被建立起来之后，核武器的作用也相应的被降低了。

同很多人分不清“海权”与“制海权”的区别一样，“空权”这一概念也经常和“制空权”相混淆。当然，这与杜黑的著作《对天空的统治（Il dominio dell'aria，也可以意译为空权论）》被草率的翻译成了《制空权》有莫大的关系。上文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空权”究竟是什么，以及其局限性所在。“制空权”则与“制海权”非常相似，是在战场中对空中权利的分割。通俗的说，获得了制空权的一方可以利用天空而丧失了制空权的一方则处于“被宰割”的状态。

但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制空权”本身可能并非服务于“空权”、而是服务于“陆权”和“海权”。“制空权”无论在战场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作用，都不能为“空权”这一理论本身“增光添彩”。所以要说“空权”取代“陆权”、“海权”成为国家崛起的主要力量还是过于草率。那么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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