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媒8月27日报道称，台军“自行升级”的首架编号6626号的单座型F-16V战斗机已于8月23日、26日在台中清泉岗机场进行了两次试飞。据悉，台军将现有F-16A/B战斗机升级改造为F-16V战斗机的工作，是在中国台湾省汉翔公司的清泉岗厂区内进行的，按照计划，今年内将有4架台军F-16A/B战斗机完成改造。F-16V战斗机算得上是岛内扭转台空军面对解放军时的空中劣势的最新努力，绿媒甚至声称其装备的AESA雷达能让解放军歼20隐身战机都难逃搜索范围。台军为何敢“自行升级”F-16A/B战斗机，中国台湾省的航空制造业又是如何发展的。本期《出鞘》带您关注中国台湾省的航空制造业发展。（查看完整内容搜索微信公众号：sinamilnews）

F-16V战斗机是蔡英文当局“国防自主”计划的重要一环。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提出“国机国造”的产业政策，希望利用对内采购岛内军工设备，达成推动军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精密机械、电子元件和特殊材料等产业发展的目标，其中重点照顾对象就是以台湾省“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为核心的近130多家航空制造业厂商。2017年2月7日，台军跟台“中科院”和汉翔公司签署研制下一代高级教练机的合作计划，标志着蔡英文当局“国机国造”走入实际操作阶段，当天台“中科院”现场展示的AESA雷达据悉就应用在了本次试飞的F-16V战斗机上了。

除了升级F-16战斗机外，目前台湾省还在进行隐形战机的研发计划，据悉该项目由台“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承担。关于台湾省航空制造业实力能否突破隐身技术难题方面，我们首先应当从了解台湾省的飞机制造业的发展这方面入手讨论。台湾省航空制造业共有三大技术来源，其一便是日治时期日军为维修军机而建设的大量飞机维修厂。1914年3月21日，日本飞行技师野岛银藏携带一架美国制寇蒂斯双翼螺旋桨飞机“隼鹰号”，首次在台北市马场町练马场进行飞行表演，这一天后来也被定为“台湾航空纪念日”。到1919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在台成立“警察航空班”，同时建筑了台湾省第一座机场——屏东飞行基地，有少量台湾省劳工因此开始从事日本飞机的保养维修与零配件制造工作，台湾省航空制造业自此开端。

早期的飞机制造，离不开镁铝等轻合金材料和航空燃料的制取。台湾省的制铝工业最早开始于1935年，当时日本三菱和三井等公司在台合资成立日本铝株式会社，并在高雄和花莲设立两家工厂。高雄厂在1936年投产时即可年产铝锭210吨，花莲厂则在1941年投产，产量进一步达到290吨/年。铝锭运回日本加工制成铝片之后，便可提供给各飞机厂用于飞机制造。而在航空燃料制造方面，日本先是于1942年在左营和楠梓两地建成海军第6燃料厂，后又在高雄建成一大型炼油厂，每月可处理3万吨南洋原油。1943年美军封锁南洋航线后，日本又在岛内建立了17座酒精厂，从台湾省当地盛产的蔗糖中提取高浓度乙醇（每10吨提取0.5吨），用于制作混合燃料（乙醇与燃油比例为3:1）。

二战爆发后，为了飞机维修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首先于1940年在台成立台北航空机修理厂，负责民航飞机的维修。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事吃紧，日本海军又于1941年在台湾省高雄冈山机场建设了第61航空厂，负责组装维修九三式中级教练机、九六式战斗机、“月光”夜间战斗机、“银河”轰炸机、“彩云”侦察机、九七式攻击机以及零式战斗机等，最高时产量高达200架/月，成为当时日军在海外最重要的军需工厂之一。而日本陆军则在屏东建立了第5野战航空修理厂，该厂虽然建厂时间早于第61航空厂，但整体规模较小，当时也仅负责修造日本中岛公司设计的Ki-43一式陆军战斗机。

1934年日本在台成立“台湾国防义会航空部”，开始推动岛内航空教育和飞行学校的经营。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鼓动下，台湾省民间航空团体纷纷成立，包括“台湾航空少年团”（覆盖台北市中小学校）、“台南州国防义会航空团”（覆盖台南高工、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嘉义中学、台南师范和嘉义农林六校）和“台北高等学校航空研究会”等。后来这批经过初期航空教育的台湾省青少年，成为了战时日本航空制造的主要劳力来源之一，1940年日本海军开始在台招收飞机制造的“技术生徒”，并将其送到日本的三菱军机制造厂学习工作。中途岛海战之后的1943年到1945年，赴日台湾省青少年人数更是一度达到了8419人之多，工作则变成了在位于神奈川县的海军飞机制造厂生产雷电型战斗机（众所周知的蔡英文老爸蔡洁生，则是跑到了大连去学修飞机）。台湾省光复之后，这批有着丰富飞机制造与维修经验的台籍技工均被国民党军收编，并转身成为台湾省航空制造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台湾省航空制造业的另一大技术来源便是大陆。在1910年俄国人科塞明斯基驾驶法制布莱利奥飞机在北京进行飞行表演的当年，清廷军咨府在北京南苑成立了中国第一座飞机试造工厂。辛亥革命之后，该飞机厂被北洋政府接手，厂长由潘世忠担任。1914年，潘世忠领导南苑飞机厂在参考高德隆和法曼飞机的基础上，成功制造出首架双翼飞机。该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方案，动力采用汉阳兵工厂仿制的法国“格莱姆”80马力发动机，机首则装有一挺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机枪。该机机身标有“1”字标号，因此被称为“枪车”，据悉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自制的军用飞机，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英、法之后的第四个成功自造军用飞机的国家。此外，该厂厉汝燕等人还设计制造了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应该说这一成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更是难得。

在南苑之外，1918年由美返国的巴玉藻等4人也在福州马尾建立了海军制造飞机处。该厂于1919年建成首架采用100马力寇蒂斯发动机的甲型双座双翼双浮筒初级教练机，后来在此基础上又相继研制出采用360马力劳斯莱斯发动机的丙型三人座侦察飞行船、采用360马力劳斯莱斯鹰式发动机的丁型四人座鱼雷轰炸机，以及采用160马力莱特R-504E旋风发动机的庚型高级教练机等机型。海军制造飞机处于1922年被北伐军收编，当时北伐军手中还有另一个著名的飞机制造厂——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厂，该厂曾在1923年仿制生产“乐士文”（宋庆龄英文名）号双翼飞机，并在1935年分出部分人员成立了韶关飞机修理厂（海军制造飞机处1946年后迁址台湾省台中市，韶关厂则在1949年后迁址台湾省宜兰和冈山，是今天台军战机维护部门的前身）。

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在大陆规模较大的飞机制造修理厂已达9座之多，其中飞机制造任务仍主要由大沙头飞机制造厂和福州海军制造飞机处承担。此外，国民政府还采取与外国飞机公司合资建厂的方式，先后成立了杭州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等机构。杭州厂是与美国人合建的，1934年建成后首先承担了10架寇蒂斯霍克战机的重制工作，同年又接下了25架诺斯诺普迦玛战机的生产任务。在1938年因遭日军轰炸而迁址垒允后，杭州厂还继续组装过一批北美NA-16、莱茵STM-2和伏尔悌V-12-C等飞机。而南昌厂（洪都航空前身）则是与意大利人合建而成，主要承担过S-81B、忠28甲和虎特H17等飞机的制造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航空工业局先是引进了美国PT-17初级教练机的全套图纸，并交由迁至台中市原日本陆军第5野战空修厂厂址的原成都第三飞机制造厂仿制。虽然期间曾因228事件的冲击而短暂停产，第三厂仍在1948年底前完成了104架PT-17初级教练机的生产任务。此外国民党军航空工业局旗下的航空研究院也在这期间，先后自主设计出了研教1型双翼教练机、研教2型单翼教练机、研教3型单翼V字尾教练机以及研滑运一型巨型滑翔运输机等四机型。不过除了第一款研教1型成功生产15架之外，其余三型机并未投入生产。

除了大陆迁台的航空制造厂，国民党军赴台后也接受了大批日本遗留下来的航空制造设施与台籍技工。岛内台籍技工主要是日本海军第61航空厂和陆军第5野战空修厂的遗留员工，后来被编入了由成都赴台的第三飞机制造厂。在设备方面，1945年国民党军在台湾省光复之后，曾接收日军在台航空工厂和部队基地遗留下来的各式生产机器设备超过千余部，机场则有54座，此外还有陆、海飞机983架（战斗机461架、轰炸机105架、侦察机92架、教练机250架和运输机30架）。这些都为战后台湾省航空制造业的重新恢复奠定了基础。

不过岛内航空制造业的重新复苏还是要等到1953年后，美国将F-100、F-4和F-105等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运至台湾省，并且培训台空军维修能力时才开始。以1953年美军援助台军F-84G战斗机为例，当年美军就曾派遣“喷气机机动巡回培训小组”（MTD小组）来台培养维修人才，仅5个月内就为1939名台空军人员进行了修护训练。此后美军每次赠与台湾省各型战机时，派遣负责维修培训的MTD小组都成为惯例。MTD小组通常会利用飞机实体与模拟器交互教学的方式，来培训后勤技术人员相关维修技术，其中实体训练主要针对发动机的拆解与组装，模拟器则包括维修技勤模拟等。

1969年之后，随着美军撤离越南的态势日益明显，台湾省开始寻求重建岛内自主研发战机的能力。1970年，台湾省“航发中心”与美国贝尔签约生产UH-1H直升机和T53-L-13B型发动机，这也是台湾省第一个通过授权生产的案例。此后短短数年，台湾省在直升机机体部分的自制率就达到了60%，发动机则达到27%的水平。接着在1973年，台湾省又与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签约，开始合作生产F-5E/F战斗机。到1976年更是再与诺斯罗普签下代制F-5E战斗机前机身的合约，算是首开台湾省航空产品外销之先河 。

在接下F-5战斗机制造任务的同时，1969年台湾省也利用从美国工程师Pazmany那里购得的PL-1型飞机蓝图，尝试展开“介寿号”初级教练机的试制。该机采用一个95马力的C-90活塞式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100公里/小时。不过由于Pazmany在设计PL-1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太大心思，导致飞机本身仍存在较大问题，比如进入螺旋后不易改出等。台军在生产“介寿号”时曾尝试给其安装抗螺旋伞和腹鳍等，但因为飞机原本的气动设计就存在问题，这些改进并未奏效，所以这型初级教练机仅在台生产了58架，首架“介寿号”也于1982年就宣布退役。

由于“介寿号”的难堪大用，1970年台湾省又开始尝试在T-28教练机的基础上，设计一款新型中级教练机，并将其命名为T-CH-1“中兴号”。“中兴号”总体气动和结构与原版T-28极其相似，发动机采用美国授权台湾省冈山介寿二厂生产的莱康明T-53-1-701A涡轮引擎，机内则装有AN/ARC-51BXUHF通讯设备和AN/ARN-83ADF导航设备。1973年“中兴号”原型机出厂，随后根据军事需要又在机翼下增加6个挂点，并安装机炮，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对敌攻击和空战能力。

1975年，台湾省空军又提出自研中/高级教练机的计划，用于取代使用多年的T-33教练机。当时限于航空制造实力不足的窘境，台湾省借着帮助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生产F-5E战斗机的机会，请求后者帮助台湾省共同研制一种新型教练机。恰逢此时美国海军正招标新一代高级教练机，诺斯罗普遂与台湾省一拍即合，并邀请后者派人赴美参与设计工作。该机在美国被称为VTX，台湾省则称其为AT-3，并在美台“断交”后将其改名“自强号”。1980年“自强号”在台首飞成功，在将“自强号”交付台空军之后，台湾省航空制造部门又在AT-3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单座的A-3“雷鸣号”攻击机。

台湾省在试制教练机的同时，大陆这边已开始大量列装仿制米格-21的歼7战斗机。由于米格-21系列战斗机曾在越南战争中重创美军F-4战斗机，深感现有第二代战斗机已不能满足防空需求的台当局开始寻求装备第三代战斗机。台当局首先想到的是向美国求购F-16A/B型战斗机，不过碍于美国与大陆的正式建交的关系，外购F-16的设想最终被自研战斗机的计划取代。1983年代号为“鹰扬计划”的新机研制项目启动，新机也被命名为IDF（“自制防御战机”的英文简称）战机。

台当局原本计划生产至少250架IDF战斗机，以扶持岛内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在90年代俄罗斯向大陆出口苏-27战斗机，台当局的IDF采购计划被迫让位于向美国求购大批F-16战斗机，以抗衡解放军的苏-27。1992年，老布什政府同意台湾省购买120架F-16A和30架F-16B战斗机，这150架F-16战斗机后来与台军从法国达索订购的60架“幻影”2000-5战斗机一起接替了台空军的F-104和F-5E/F战斗机的空防任务。IDF战斗机顿时由台当局的宠儿沦为无人问津的破烂货，不仅只生产了130架，还遭“排挤”至仅能承担一些对地/对海攻击和飞行训练等低烈度军事任务的地步。

相比于台湾省航空制造业在引进F-16战斗机后的急速衰弱，大陆航空制造业却在引进苏-27战斗机后显得越发壮大起来。2002年6月首架装备俄制AL-31FN发动机的歼-10战斗机小批量生产型号开始首飞，隔年正式交付部队服役，之后2004年歼10战斗机的深度改进型号又开始研制。大陆歼10的陆续服役给21世纪初的台空军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但对此台湾省的航空制造业却无能为力。于是在2006年5月，台湾省被迫宣布有意向美国购买66架F-16C/D战斗机，却被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技术方式”否决。

转折点出现在2011年。当年时任美国防长盖茨访华，中国以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进行首飞的形式向其“致敬”。随后2012年美国就宣布将助台湾省F-16A/B战斗机战机升级至“超级版”F-16V。F-16V项目主要包括安装AN/APG-83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换用F-16C/D所用的起落架。此外台军还将为其采购DRFM电子战吊舱、SNIPER瞄准吊舱、BUR-57复合挂架、NVG夜视仪和ARC-210调频电台等航电设备。据悉F-16改装后可以兼容联合头盔提示系统、AIM-9X近距格斗导弹、AGM-154C精确制导炸弹和AGM-88B“哈姆”反辐射导弹。按照台军的说法，这批F-16A/B战斗机经改装升级后，雷达探测范围可提高30%，整体战场侦察能力可提高220%，自我保护能力则可提高180%。

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等到台军满心欢喜地将F-16A/B战斗机送至美国改装后，却发现一大批“军售陷阱”正等着它。比如台湾省原计划用1.6亿美元向美国采购42套ALQ-131A FMS电战荚舱，但去年9月却被曝出美国以研发成本上涨为由，将采购数量大幅砍至12套。尽管部分岛内媒体曾吹嘘台军F-16战斗机经升级之后，将能有力对抗大陆歼20隐身战机，但在空军作战已迈入体系化对抗的今天，除非美国向台出售F-35隐身战机及其情报支援系统，台军依靠F-16V就能枪挑歼20恐怕只能是妄想。

虽然台湾省方面有意将“国机国造”和研发隐身战机当做无法获取F-35隐身战机情况下的后备方案，但就目前岛内的航空制造业的实力来讲，这个计划恐怕也并不乐观。以目前台湾省唯一具备完整军机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汉翔公司为例，它自IDF 战斗机项目被腰斩之后，就再未开展过整机研制工作，业务重心也已转移到了精密机械加工和复合材料生产方面，日常则主要是为波音、空客等国际航空巨头提供代工生产。虽然在2017年2月台湾省提出“国机国造”之后，由汉翔负责生产的T-5“蓝鹊”高教机立刻又成为了台当局重新恢复断档已久的军机供应链和人才链的“救命稻草”。但T-5是以IDF“经国号”战斗机为蓝本设计，气动结构和主要系统不变，有近六成的零部件也是从IDF战斗机上照搬而来，这其实表明台湾省目前并不具备全新研制现代战斗机的能力。尽管有人认为台湾省可借助外援，解决该机先进航电以及风洞试验的难题，但西方尤其是美国能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持却仍是未知之数。

应该说，从台湾省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与台军主战战机的变迁，我们既能看到美国对于台湾省相关政策的变动，也能看到两岸航空制造实力对比的高下。综合日本、中国大陆和美国的三家之长，台湾省航空制造业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绩首先值得我们肯定。但作为工业体系的皇冠，飞机制造既不能一直依靠仿制他国战机来过活，也不能一味追求高性能而过于依赖外界技术援助，台湾省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于强大的基础工业实力。航空制造要以工业实力为基础，在两岸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岛内某些人妄图依靠“国机国造”护航“台独”的做法，最终也只会是一场空。本期出鞘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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