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创者，主持设计制造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建立了第一个飞机实验室——

　　徐舜寿：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201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的日子。就在一个月前，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在吉林长春开幕。空军多种新型武器装备精彩亮相，展示了中国航空工业70年来的发展成就。

　　年逾九旬的顾诵芬院士，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国产新型战机矫捷的身影，内心激动不已。伴着阵阵战机轰鸣声，他将视线转向电视旁的老照片，那是他的老师徐舜寿与歼教-1设计人员的合影。追忆那段峥嵘岁月，顾诵芬的眼眶湿润了。

　　“航空工业集中了国家一批最优秀的人才，能被选进这个部门为国防事业作贡献，是我们的光荣……”当年，聆听徐舜寿教诲的年轻设计师，如今大多成长为中国航空工业之栋梁，他们设计的空天“利剑”，守护祖国的万里空疆。

　　千难万险何所惧，愿为航空献青春。斯人已逝，徐舜寿的航空发展理念和设计方法，直到今天仍深深影响着中国航空工业。他航空报国的精神，像灯塔一样照亮“航空人”奋进的步伐。

　　“我们必须造自己的飞机，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1958年7月26日，沈阳北陵机场，信号弹划破天际，一架崭新的战机呼啸着向跑道滑去，轻盈地飞上蓝天。

　　几个常规动作后，试飞员于振武驾驶战机做了一个超低空大坡度盘旋，在场工作人员发出阵阵欢呼声。

　　飞机着陆后，徐舜寿激动地走上前和这位英雄试飞员热情拥抱。新中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战机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迈入自主研制的新纪元。

　　“我们必须造自己的飞机，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志愿军空军打出震惊世界的“米格走廊”，徐舜寿深感身上的责任——作为世界大国，不能靠买人家飞机、自己只搞修理过日子。

　　1956年，经当时的航空工业局批准，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39岁的徐舜寿，从北京赶赴沈阳，成为设计室的首任主任设计师。

　　当时，国内已完成歼-5型飞机的仿制，徐舜寿却把首次设计目标定为喷气式教练机。他希望通过这型飞机的研制，既能为空军提供先进可用的飞机，也能培养出更多的飞行设计人才。

　　后来，这架被称为歼教-1的传奇飞机，采取两侧进气的全新设计。有人质疑，摒弃传统的机头进气设计，这种方案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徐舜寿认为：“两侧进气便于在机头安装雷达，我们自主设计飞机要广泛吸取长处，不能‘唯米格论’。”

　　当时，新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薄弱，航空设计人才急缺。92人的设计团队，平均年龄不到22岁，真正搞过飞机的只有徐舜寿等几个人。一支笔、一把尺、一个暖壶、一把柴刀……新中国第一个飞机研制设计室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成立了。

　　“真想在徐总的指导下再做一张设计图……”数十年后，顾诵芬重回故地，看着自己当年的绘图桌感慨地说。这是徐舜寿亲自设计、带人打造的，有放书籍、资料的小抽屉，图板可以调整位置，很受大家欢迎。正是在这里，徐舜寿和他一起完成气动布局设计。

　　那时候，大多数年轻的设计师连打样、画模线等基本工作都不会，徐舜寿带他们坐到设计员图板前，手把手教他们进行机身部件打样。

　　设计室设在一排废弃的平房，条件极其简陋。徐舜寿索性打通所有小房间，这样做的目的是，无论遇到任何问题，他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解决。也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平房里，顾诵芬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完成一部分设计，就立即把设计图纸贴出来，请徐舜寿和其他几位负责人前来指导。

　　“徐总问得很细，设计依据、思路、数据……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现场，他还讲解技术问题，那种语气不是教训，而是探讨。”时隔多年，受过徐舜寿指导的设计师们仍对那段经历记忆深刻。

　　中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奠基人之一管德院士回忆，为了解决飞机的颤振问题，徐舜寿忙完一天的工作，又来到手摇计算机旁，一边和他计算数据，一边讨论气动弹性的有关原理，一直忙到深夜。

　　“他是最务实的人。他常常说，试制要以实验为依据，飞机设计不能大搞群众运动。”当时年轻的设计师回忆说，徐舜寿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从计算到试验他每次必到，现场解决技术问题。有段时间，徐舜寿经常带着设计方案下部队，与飞行员交流。为了使座舱设计更加合理，他收集了1400多位飞行员的身材数据。

　　1958年春节，天气异常寒冷。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徐舜寿，带着黄志千、顾诵芬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后来到沈阳和哈尔滨两地，进行进气道方案试验。半年后，歼教-1首飞成功。至此，从开始设计到首飞成功，歼教-1只用了1年零9个月。

　　“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在徐舜寿的家乡浙江南浔，“三徐”是当地一段佳话。徐舜寿是著名航空设计师，父亲徐一冰曾创办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和第一本体育刊物，哥哥徐迟是著名作家，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引得“洛阳纸贵”。

　　1933年， 16岁的徐舜寿被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录取。那时候，徐舜寿深感中国航空工业落后于人，毅然选择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

　　然而，笕桥飞机制造厂给徐舜寿留下更多的是遗憾与悲愤——作为中美合资的飞机制造厂，中方负责人唯美国人马首是瞻，设计大权和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此时，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疯狂轰炸中国平民，这些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血与火的淬炼，让徐舜寿航空救国的信念从稚嫩走向成熟。1949年春，他所在的飞机工厂迁往台湾，徐舜寿辗转回到已解放的北平，积极投身于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

　　徐舜寿是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先后主持并参与设计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等多型飞机；他是新中国早期航空工业的规划师和奠基人，一直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飞机设计体系。徐舜寿的工作搭档、时任某研究所所长刘鸿志评价他是航空工业科研战线上“难得的帅才”。

　　时至今日，在一些航空研讨会上，徐舜寿的“牛肉烧豆腐”理论仍然被引用——说的是想做牛肉烧豆腐，不用从养牛和磨豆腐开始，直接买就可以了。他始终认为，航空工业要细致分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一些重大实验设施建设应由国家一级专门研究机构完成，飞机设计研究机构的任务是用这些成果出飞机、出人才。

　　徐舜寿常说：“选型就是在空军现有的机种中找‘缺门’。”早在歼教-1还在设计时，徐舜寿就提出要搞超音速歼击机。在一些人看来，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实力，这无异是天方夜谭。徐舜寿知道，这条路虽然难走，但必须要走。“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必须用歼击机抵御外敌，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仿制快要退役的型号。”

　　徐舜寿是眼光长远的规划师，更是一位实干家。他曾对年轻的设计师们说：“飞机上天，主要看技术过不过硬，看能不能自己画图计算或动手做试验，是不是喜欢钻书本、查文献，是不是有进取心。”

　　除了主持必要的科研会议，徐舜寿更多的是与技术人员一同研讨问题。徐舜寿为人谦逊。有一次，他请技术员帮他核对一组数据，看完核对结果后说：“还是你算得好，你比我强。”之后，他多次在大会表扬那位技术员是真正的专家。

　　1964年，上级决定将徐舜寿调到西北地区的一家研究所。当时，某型飞机研制刚刚起步，妻子宋蜀碧问他：你愿意这个时候调到那里吗？徐舜寿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徐舜寿的回答，宋蜀碧并不感到意外。多年后，宋蜀碧回忆，在刚搬到工厂家属楼时，夜里她第一次听到发动机的试车声，徐舜寿告诉她“这是最美的音乐”。

　　“给技术尖子创造最好的学习环境”

　　“你看，我这样翻译，是不是比你那样好些？”徐舜寿慈祥的笑容及温和的话语，让“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一生难忘。

　　有一次，徐舜寿让陈一坚翻译一本外文书，陈一坚很快译好“交卷”。没想到，徐舜寿把他叫到办公室，一边逐字逐句地修改，一边给他耐心讲解翻译要领。

　　徐舜寿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了陈一坚的一生。后来，陈一坚跟随徐舜寿转战大西北。多年后，他撰写的《飞行器结构强度飞行手册》正式出版，这是对他的老师——很早就关注到飞机强度问题的徐舜寿最好的致敬。

　　徐舜寿早年留学美国，又自学俄语。1953年，徐舜寿发现一本俄文教材，他认为这本书对青年设计师很实用。在出差的硬卧车厢里，他用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纸开始翻译，旅途中便将整本书翻译完毕。

　　这本书出版后，徐舜寿把全部稿费捐献给国家。从此，不管是到研究所还是工厂，他都要带上几本，赠送给青年设计师，鼓励他们不断进步。

　　“徐总身材修长，面带微笑，平时习惯穿米黄色夹克，颇有学者风度。他讲话时，总是始终微笑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勉励我们要全身心投入工作，钻研技术……”当年聆听过徐舜寿教诲的年轻人，现在大多已过耄耋之年，他们仍清晰记得徐舜寿的谆谆教诲。

　　上世纪50年代，飞机设计室刚成立时，徐舜寿想方设法为年轻设计师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每位来沈阳的航空领域专家，他都登门拜访，请他们来设计室授课。几位中专毕业的设计师对如何学习有困惑，徐舜寿甚至为他们请来苏联顾问、著名的航空设计师斯米尔诺夫谈工作和学习方法。

　　徐舜寿还模仿国外航空企业，聘请国内教授作顾问，并颁发聘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设计室里每位技术骨干都可以向专家提问，专家可以随时答疑解惑。

　　徐舜寿在育人用才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工程设计要有“常规的快手和关键的专家”——前者是指一般工程师，他们是常规计算分析的快手和打样画图的能手；后者是课题研究的专家，确定方案时能拍板定案。他自创的“优选培养法”和“自然淘汰法”，挖掘了7名技术尖子，后来3位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在母校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在他生前工作的西北地区某研究所，在他的故乡浙江南浔，徐舜寿的塑像目光坚毅地望向他一生向往的天空，见证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徐舜寿航空报国的精神早已融入祖国航空事业的血脉。在他身后，歼-8Ⅱ总设计师顾诵芬、强-5总设计师陆孝彭、“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等人没有愧对恩师的嘱托，他们择一事、终一生，用一架架先进战机，在祖国的辽阔空天构筑起钢铁长城。

　　杨元超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