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建国初期的周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做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后方为前线制作炒面。

有了炒面，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基本满足了志愿军的急需。洪学智同志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东北军区为志愿军运送的干粮。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经常面临断粮的困难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据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回忆：

在入朝初期，第二十兵团部队许多连队一连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在供给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粮食的定量己减少到很低的限度，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半斤）。其实，有段时间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

前沿部队有时也难免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从前沿部队回来的参谋人员说，有的连队断了粮，只得挖一种名叫“拖拉机草”的植物充饥，结果致使一些战士鼻子流血。有一些战士因极度饥饿而昏迷，甚至死在阵地上。

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8万套，胶鞋2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这使得志愿军的粮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后勤问题，“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总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美军在他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前方官兵还能吃到火鸡。

在同一时间志愿军战士则以土豆充饥。

干粮袋和“礼拜攻势”

看过志愿军入朝作战资料照片的人可能对志愿军战士身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深刻印象。这个布口袋就是干粮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使用过。美国兵供给足，不担心没饭吃，所以用不着这个。但对于供给相对落后的志愿军来说，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就至关重要了，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靠这个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为了防备空中无时不在的美军飞机，志愿军前线部队严格控制火的使用。没有了篝火炉灶也就没法加热食品，也就没有热水能喝。很多时候，志愿军从上到下都是吃一口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解渴。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的将士们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因为生火做饭会暴露目标。所以炒面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有时候炒面也没得吃，只有用冻土豆来充饥了。

战士们用干粮袋领粮食。

一条干粮袋通常能装五到七天的干粮，由于志愿军补给条件差，战士们所需的给养、弹药，主要靠自身携带，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然后攻势必然停止，所以被美军叫做“礼拜攻势”。尤其是志愿军第九兵团，由于缺少汽车，武器装备和弹药全部都靠人力或畜力驮运，子弹也是每人自行携带，一般每支步枪为80发。因此粮食携运就更为困难，从过鸭绿江后就只发过4天的干粮，其后日子里全部靠就地筹措，在人烟稀少的长津湖地区能获得的粮食可想而知，很多部队粮食供应下降到正常数量的一半甚至更低！

据入朝老兵回忆，入朝时每人背一个干粮袋，大约有五六斤的高粱米，等我们到了战场就吃完了。那时，为了躲敌机，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早上吃过早饭，带伤员上山防空时，大家就装上一些煮熟的土豆和炒面，压缩饼干很少，主要留着给伤员吃。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冬天，土豆很快就冻成一个“硬石头”，啃起来挺费劲，而且冻过的土豆，味道是苦涩的……就是这种又苦又硬的食品，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比较起来，可口的就是我们的“家常便饭”——炒面了。吃炒面是有“讲究”的，必须边吃边喝水，否则又噎又呛，根本无法下咽。

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在坑道里艰难吞咽压缩饼干的镜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吃的就是我军最早的压缩干粮。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对军用食品的研制和使用非常重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始了野战食品研究。总后方勤务部军需部首次组织生产压缩干粮，原料有熟面粉、熟豆粉、花生米、蛋黄粉、干枣粉、胡萝卜粉、砂糖、精盐和植物油等，用机械压缩成块状，主要供应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下半年，志愿军开始供应压缩干粮，这可以说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制式野战食品。到1952年上半年，压缩干粮就基本代替了炒面。但是，我军最早的压缩干粮跟现在是没法比的。

据一位在朝鲜战场实习的军校学员回忆，当时由于供给线经常被切断，压缩饼干成为他们最“丰盛”的餐点。一次，因敌人飞机狂轰滥炸，供给线又一次被切断。班里已几天没有补给，班长从挎包里摸出了一块压缩饼干，大家却相互推脱说不饿，最后班长决定“一人一口把压缩饼干吃完”。轮到一名小战士吃，他实在太饿了，一口就咬下去，只听“哎哟”一声，竟硌掉了一颗门牙……原来，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由于营养跟不上，牙齿都出现了松动，便出现了一时性急狠咬“铁饼干”硌掉牙齿的情况。

从1952年起，国内一些食品加工厂还研制生产了罐头食品，供给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食用。

为志愿军生产的罐头。

传统的埋锅造饭

由于军队这一武装集团的特殊性和我国传统的饮食习惯等原因，我军要求部队平时一日三餐吃热食，并规定作战部队每天不得少于两餐热食。在野战条件下，野炊是当时保证热食供应的唯一途径。而埋锅挖灶一直是野炊的基本技能。在抗美援朝战场，我军野炊主要是靠“埋锅造饭”的传统办法。志愿军出国前就准备了行军锅5000口，这是当时最主要的野战炊具了。

但是，“埋锅造饭”这种传统的野炊方式不仅携行不便，而且在特殊地域和季节，特别是在高寒地区，挖灶台都成为问题。埋锅造饭不仅加工制作时间长，而且在制作过程中容易产生夹生、窜烟的情况，制作的饭菜质量不高，卫生难以保证。

行军锅

据志愿军老战士回忆，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能吃上缴获美军的C口粮，简直就不亚于饕餮大餐！在长津湖战役中还曾缴获过美军的野战餐车，餐车的后厢一层层全部是铝制的抽屉，拉开抽屉是一个个的灶眼，每层抽屉的空间正好可以放下美军士兵的军用饭盒，只要关上抽屉就可以对饭盒进行加热，几分钟之后，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我军从1952年开始研制炊事车，限于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到60年代初才研制并装备了野战马拉炊事车。因此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仍是使用传统的埋锅做饭。

美国大兵能在烽烟弥漫的战场吃上冰激凌！

可是我们的战士在啃冰砣！

毛主席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每天吃一个鸡蛋

由于志愿军战士长期吃炒面，营养不良，加上进入阵地战后一面战斗一面挖坑道，过度疲劳，特别是初进坑道，阴暗潮湿，很少见阳光，许多人患上了维生素A缺乏症，一些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了我军夜间作战能力。

1951年冬，洪学智回北京向军委总后勤部汇报志愿军后勤情况，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向洪学智详细地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障情况。当洪学智谈到朝鲜前线供应上存在的问题，有的部队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时，毛主席脸上不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关切地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这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

洪学智说：“鸡蛋我们还是有的，但往前线运送很不容易，不但要转几次火车汽车，而且敌机轰炸得也很厉害，弄不好，就打碎了。”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办法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内运来花生、黄豆、蛋粉、新鲜蔬菜和动物肝脏等营养食品，供应部队。并从朝鲜老百姓中得到了两个治疗夜盲眼的土法子：一个是煮松针汤喝，一个是生吃小蝌蚪。由于采用了这两个偏方，再加上我们的食品供应不断改善，战士们的夜盲眼很快就得到了治愈。

志愿军战士坚守坑道。

阵地战后期，战士能在坑道里吃上饺子

在抗美援朝前期的运动战阶段，各级军需部门在供应炒面和压缩干粮以解决部队当时最低的饮食需要的同时，抓紧利用战斗间隙、战况有利时机和利用黄昏拂晓时做饭，尽可能为部队供应热食，以便恢复部队体力。在战线基本稳定后，部队进入坑道作战，为了保证部队及时吃上热饭热菜，前沿连队改变了过去从后面坑道送饭菜的做法，在坑道口搭建小伙房，班排分散做饭。

到了第五次战役后，转入阵地战，伙食有较大改善，后方部队可以吃热饭、饼干和少量的罐头，一线部队不能生火，除了夜间炊事员可以从后方送上一顿热饭之外，只能吃饼干或者干粮，只是由于轰炸，有时还是会断顿，但比刚入朝时还是要好很多的。

在坑道里包饺子。

某部炊事班正在炸油条，改善战士的生活。

一些条件较好的部队，会千方百计改善伙食，在坑道里想方设法地种一些菜，《朝鲜战争1000天——39军在朝鲜》里面就有39军的炊事员们在坑道里种了豆芽，还能磨出少量的豆腐。

杨成武将军回忆：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坚持种菜，从国内捎种子：小葱，小白菜，就在指挥所的旁边开垦出一块地，浇水、锄草，解决了一点都吃不上青菜的难题。

1952年，志愿军物资供应全面好转，志愿军将士吃饱穿暖已无问题。到1953年，志愿军将士吃上肉类和蔬菜水果已不是奢望了。

即便如此，志愿军的给养和美军比仍是地下天上。但是，就是这些最可爱的人，不叫苦、不抱怨，抛洒热血，硬是打得那些吃饱穿暖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没了脾气！

志愿军以雪代酒庆祝胜利。

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建国初期的周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做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后方为前线制作炒面。

有了炒面，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基本满足了志愿军的急需。洪学智同志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东北军区为志愿军运送的干粮。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经常面临断粮的困难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据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回忆：

在入朝初期，第二十兵团部队许多连队一连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在供给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粮食的定量己减少到很低的限度，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半斤）。其实，有段时间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

前沿部队有时也难免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从前沿部队回来的参谋人员说，有的连队断了粮，只得挖一种名叫“拖拉机草”的植物充饥，结果致使一些战士鼻子流血。有一些战士因极度饥饿而昏迷，甚至死在阵地上。

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8万套，胶鞋2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这使得志愿军的粮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后勤问题，“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总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美军在他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前方官兵还能吃到火鸡。

在同一时间志愿军战士则以土豆充饥。

干粮袋和“礼拜攻势”

看过志愿军入朝作战资料照片的人可能对志愿军战士身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深刻印象。这个布口袋就是干粮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使用过。美国兵供给足，不担心没饭吃，所以用不着这个。但对于供给相对落后的志愿军来说，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就至关重要了，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靠这个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为了防备空中无时不在的美军飞机，志愿军前线部队严格控制火的使用。没有了篝火炉灶也就没法加热食品，也就没有热水能喝。很多时候，志愿军从上到下都是吃一口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解渴。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的将士们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因为生火做饭会暴露目标。所以炒面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有时候炒面也没得吃，只有用冻土豆来充饥了。

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建国初期的周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做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后方为前线制作炒面。

有了炒面，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基本满足了志愿军的急需。洪学智同志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东北军区为志愿军运送的干粮。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经常面临断粮的困难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据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回忆：

在入朝初期，第二十兵团部队许多连队一连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在供给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粮食的定量己减少到很低的限度，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半斤）。其实，有段时间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

前沿部队有时也难免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从前沿部队回来的参谋人员说，有的连队断了粮，只得挖一种名叫“拖拉机草”的植物充饥，结果致使一些战士鼻子流血。有一些战士因极度饥饿而昏迷，甚至死在阵地上。

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8万套，胶鞋2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这使得志愿军的粮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后勤问题，“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总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美军在他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前方官兵还能吃到火鸡。

在同一时间志愿军战士则以土豆充饥。

干粮袋和“礼拜攻势”

看过志愿军入朝作战资料照片的人可能对志愿军战士身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深刻印象。这个布口袋就是干粮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使用过。美国兵供给足，不担心没饭吃，所以用不着这个。但对于供给相对落后的志愿军来说，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就至关重要了，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靠这个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为了防备空中无时不在的美军飞机，志愿军前线部队严格控制火的使用。没有了篝火炉灶也就没法加热食品，也就没有热水能喝。很多时候，志愿军从上到下都是吃一口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解渴。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的将士们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因为生火做饭会暴露目标。所以炒面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有时候炒面也没得吃，只有用冻土豆来充饥了。

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建国初期的周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做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后方为前线制作炒面。

有了炒面，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基本满足了志愿军的急需。洪学智同志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东北军区为志愿军运送的干粮。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经常面临断粮的困难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据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回忆：

在入朝初期，第二十兵团部队许多连队一连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在供给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粮食的定量己减少到很低的限度，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半斤）。其实，有段时间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

前沿部队有时也难免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从前沿部队回来的参谋人员说，有的连队断了粮，只得挖一种名叫“拖拉机草”的植物充饥，结果致使一些战士鼻子流血。有一些战士因极度饥饿而昏迷，甚至死在阵地上。

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8万套，胶鞋2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这使得志愿军的粮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后勤问题，“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总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美军在他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前方官兵还能吃到火鸡。

在同一时间志愿军战士则以土豆充饥。

干粮袋和“礼拜攻势”

看过志愿军入朝作战资料照片的人可能对志愿军战士身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深刻印象。这个布口袋就是干粮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使用过。美国兵供给足，不担心没饭吃，所以用不着这个。但对于供给相对落后的志愿军来说，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就至关重要了，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靠这个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为了防备空中无时不在的美军飞机，志愿军前线部队严格控制火的使用。没有了篝火炉灶也就没法加热食品，也就没有热水能喝。很多时候，志愿军从上到下都是吃一口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解渴。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的将士们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因为生火做饭会暴露目标。所以炒面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有时候炒面也没得吃，只有用冻土豆来充饥了。

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建国初期的周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做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后方为前线制作炒面。

有了炒面，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基本满足了志愿军的急需。洪学智同志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东北军区为志愿军运送的干粮。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经常面临断粮的困难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据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回忆：

在入朝初期，第二十兵团部队许多连队一连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在供给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粮食的定量己减少到很低的限度，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半斤）。其实，有段时间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

前沿部队有时也难免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从前沿部队回来的参谋人员说，有的连队断了粮，只得挖一种名叫“拖拉机草”的植物充饥，结果致使一些战士鼻子流血。有一些战士因极度饥饿而昏迷，甚至死在阵地上。

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8万套，胶鞋2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这使得志愿军的粮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后勤问题，“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总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美军在他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前方官兵还能吃到火鸡。

在同一时间志愿军战士则以土豆充饥。

干粮袋和“礼拜攻势”

看过志愿军入朝作战资料照片的人可能对志愿军战士身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深刻印象。这个布口袋就是干粮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使用过。美国兵供给足，不担心没饭吃，所以用不着这个。但对于供给相对落后的志愿军来说，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就至关重要了，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靠这个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为了防备空中无时不在的美军飞机，志愿军前线部队严格控制火的使用。没有了篝火炉灶也就没法加热食品，也就没有热水能喝。很多时候，志愿军从上到下都是吃一口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解渴。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的将士们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因为生火做饭会暴露目标。所以炒面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有时候炒面也没得吃，只有用冻土豆来充饥了。

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建国初期的周总理。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为了满足前方这一紧急需要，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东北和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掀起了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同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一起做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志愿军后方为前线制作炒面。

有了炒面，打仗时，大家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就可以坚持行军作战。炒面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战士们感激炒面解决了大困难，甚至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1950年12月23日，在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总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之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此类干粮3万余吨，基本满足了志愿军的急需。洪学智同志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东北军区为志愿军运送的干粮。

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经常面临断粮的困难

志愿军虽然有了炒面，但是吃仍是大问题。就是炒面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据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回忆：

在入朝初期，第二十兵团部队许多连队一连十来天吃不上一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不敢轻易吃掉。四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成千上万的人得了肠炎、痢疾。在供给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粮食的定量己减少到很低的限度，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一斤，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十六两为一市斤，即半斤）。其实，有段时间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

前沿部队有时也难免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从前沿部队回来的参谋人员说，有的连队断了粮，只得挖一种名叫“拖拉机草”的植物充饥，结果致使一些战士鼻子流血。有一些战士因极度饥饿而昏迷，甚至死在阵地上。

身背肩扛向前线运给养。

敌人对志愿军补给线和仓库的疯狂轰炸，使志愿军的补给遭受了很大损失。例如，1951年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8万套，胶鞋29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这使得志愿军的粮食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向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后勤问题，“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在粮食最紧张的日子里，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的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总报告两次，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运到没有，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

美军在他们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前方官兵还能吃到火鸡。

在同一时间志愿军战士则以土豆充饥。

干粮袋和“礼拜攻势”

看过志愿军入朝作战资料照片的人可能对志愿军战士身上斜挎着的布口袋有深刻印象。这个布口袋就是干粮袋，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使用过。美国兵供给足，不担心没饭吃，所以用不着这个。但对于供给相对落后的志愿军来说，这个不起眼的布口袋就至关重要了，在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靠这个口袋里的干粮维持生命。

为了防备空中无时不在的美军飞机，志愿军前线部队严格控制火的使用。没有了篝火炉灶也就没法加热食品，也就没有热水能喝。很多时候，志愿军从上到下都是吃一口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再抓一把地上的积雪解渴。在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的将士们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没有吃过一口热饭，因为生火做饭会暴露目标。所以炒面成了志愿军的主要口粮，有时候炒面也没得吃，只有用冻土豆来充饥了。

随着抗美援朝经典影片《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的热播，很多人都关心志愿军当时吃什么。

周总理亲自动手为志愿军炒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部队白天隐蔽防空，夜行昼伏，有粮食也难以生火做饭。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战场上，向部队供应什么样的军用食品才既便于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试着将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经炒熟、磨碎、混合后，再加入0.5％的食盐，制成一批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专门让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以后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当时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1482万斤，东北地区只能解决10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