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人眼中或许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关于特朗普式外交，可以说学术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笔者以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萨福克大学政治学和法律研究系教授塞瓦斯蒂安·罗约的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特式外交的基本要素，他说：“美国外交政策以特朗普‘伟大和无与伦比的智慧’为标志，这意味着不确定、不可预测、变化无常和不稳定。外交政策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朗普‘本能’和情感冲动的驱动。外交政策的主要假设是，美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其他国家必须屈从于美国的意愿，而多边主义是解决问题的绊脚石。特朗普对持久的联盟没有耐心。然而，他也不相信战争和武装冲突能够解决问题，他给出的信号是，朋友可以抛弃。”

　　▲资料图片：美国总统特朗普

　　临近年底，有美媒就今年的特式外交抛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其经历了“坎坷的一年”（a rocky year）。笔者以为，这一评价很是到位。我们不妨就此一起回顾一下今年特式外交的“名场面”……

　　2月11日，伊朗举行仪式纪念1979年革命40周年的当天，特朗普的推特上，出现了一些非英语的文字。再仔细一看，这是特朗普在“怼”伊朗时开发出的“罕见业务”——双语推特。他先是用英语，接着用伊朗的官方语言波斯语，连发两条内容相同的推特，对伊朗政府放狠话。

　　特朗普酷爱通过推特发声，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曾发表题为《“指尖外交”或毁掉美对外政策》（Thumb-Boat Diplomacy Could Undo U.S。 Foreign Policy）的文章称，网上手段正在永久改变曾经庄严崇高的对外函电。

　　“指尖外交”——21世纪版的炮舰外交，即通过威胁动用军事力量维持对外政策——或许将成为新惯例。

　　This “thumb-boat diplomacy”—a 21st-century version of gunboat diplomacy， which maintained foreign policy by threat of military force—may be the new normal。 

　　▲《外交政策》文章截图

　　“指尖外交”是美国政府对伊朗展开外交攻势时的惯用手法。不过，说起美国今年的对伊政策，往往更多地指向另一个关键词——“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启动所谓的“极限施压”已一年有余，今年亦不断升级制裁，企图让伊朗经济陷入“死亡螺旋”，然而外媒指出，这一做法效果有限。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刊文称，美国“极限施压”行动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伊朗在该地区采取冒险行动的成本。但伊朗和它的地区活动都没有因为美国恢复制裁而受到致命打击。德黑兰发出明确信号：只要美国维持“极限施压”，它就能给白宫制造麻烦。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一篇文章将美国政府对他国的极限施压举动亦称为“霸凌外交”（bully diplomacy）。笔者认为，关税是美国开展“霸凌外交”的重要工具。美国《旧金山纪事报》此前发表社论称，特朗普眼中的外交是关税威胁和施加惩罚。（Trump‘s idea of diplomacy is tariff threats and punishment。）特朗普自诩“关税侠”（tariff man），动辄对贸易伙伴端起“关税机枪”（tariff barrage）。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则刊文批评特朗普“随心所欲”地挥舞关税大棒，直指这场关税冒险是一个错误。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更是直言：“特朗普对关税的热爱正在产生反作用，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食其果]特朗普任性挑起贸易战，但他的“关税”手枪打伤的却是“美国”自己的脚。（美国报刊漫画家协会网站）

　　很明显，经济牌被特朗普视为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宝藏”。在笔者看来，今年韩美关系龃龉不断与华盛顿在驻韩美军军费分摊问题上“漫天要价”密切相关。双方今年五轮军费谈判均未谈拢，美方代表甚至在11月的谈判中“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对此，韩国《朝鲜日报》发表社论指责美国驻韩大使哈里·哈里斯使用“特朗普战术”向韩国施压，该报说，“已有66年历史的韩美同盟正在因资金问题动摇，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事态发展。”在一篇题为《特朗普美元驱动外交的风险》（The Risks of Trump‘s Dollar-Driven Diplomacy）的文章中，美国《时代》周刊称，特朗普在与他国打交道时过于强调“金钱”的一面。这种短视做法会让美国显得只关注经济价值，令盟友质疑美国对同盟关系的承诺，而这可能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

　　近日，特朗普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括制裁参与修建俄罗斯向德国输气管道项目“北溪-2”的企业。此举遭到德俄等谴责。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说，美国的制裁令人费解，不像是一个北约盟友能做出来的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反对美国的“域外制裁”（extraterritorial sanctions）。

　　除了乐于打“经济牌”，特朗普还热衷于“真人秀外交”（reality-show diplomacy），比如炫耀与朝鲜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特朗普曾说：“如果我没有当选总统，我认为我们现在会与朝鲜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命。”这番话颇有为自己推动美朝关系缓和而“邀功”之嫌。他承诺对朝采取大胆的新型外交策略，通过“特金会”赚足眼球，而最引人注目的画面，或许是他于6月30日在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随后跨过军事分界线，成为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来首位踏上朝鲜国土的美国在任总统。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犀利地指出，特朗普对朝“真人秀外交”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若缺乏实质性谈判，首脑峰会只会带来尴尬和失策。眼看平壤年初对美方提出的有关核谈命运的“年底最后期限”将至，双方谈判依然没有打破僵局。这表明，没有“硬核”谈判作支撑，难以结出真正的外交果实。

　　▲《华盛顿邮报》文章截图

　　“通乌门”（Ukrainegate）事件引发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一些美国媒体和外交人士观察到，该丑闻在持续搅动美国政坛的同时，也折射出特式外交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平行外交体系”（parallel universe of diplomacy）。

　　关于这一新概念，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在一篇题为《特朗普的平行外交体系》（Trump‘s parallel universe of diplomacy）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政府有两套自行运转的外交体系。

　　文章称，对于在特朗普政府下工作的外交官们来说，他们恐怕会对自身经历感到困惑。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威廉·泰勒在众议院一次弹劾案听证会上表示，自己上任后不久就发现，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双轨并存——一种是常规的（由职业外交官根据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开展），一种是非常规的（由特朗普幕僚按照总统旨意进行）。在“电话门”一事上，之所以特朗普政府描绘的场景和职业外交官所看到的截然不同，是因为二者的目标不一致。泰勒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于阻遏俄罗斯影响力至关重要，而“平行外交”一方显然认为，军援是促使乌克兰当局调查总统政敌拜登家族的一个筹码。

　　这种内在冲突似乎不足为奇。按照美国《环球邮报》的话说，打破常规是特式外交的常规。（Breaking Diplomatic Norms Has Been Trump‘s Norm。）今年特式外交自然也不乏“非常规动作”。

　　比如，特朗普10月6日宣布美军将撤出叙利亚北部部分区域，默许土耳其越境对叙库尔德武装展开军事打击。对此，《纽约时报》网站文章称，特朗普总统下令美军撤出叙利亚北部标志着叙利亚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五年来，美国的政策是依靠与盟友库尔德武装合作，打击IS并限制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伊朗和俄罗斯的势力，目的是对未来解决这场冲突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但在特朗普突然放弃这一做法后，美国的影响力似乎完全消失了。

　　▲[哥愿意]特氏外交风格似乎是由一系列冲动情绪塑造的，白宫让美军撤离叙利亚的决定让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直落谷底，而特朗普本人却不以为然。（美国《一周》周刊网站）

　　而特朗普政府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态度无疑也是对美国长期以来政策的逆转（reversal）。CNN警告说，这一重大政策转向可能会激化美国与巴勒斯坦的矛盾，同时也会令美国与传统欧洲盟友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实非明智之举。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今年特朗普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并非一直鲁莽行事，在某些时刻，他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克制，以及与身边“好战派”的区隔。

　　比如，据报道，在得知短期内推翻马杜罗政府无望后，特朗普在升级对委内瑞拉事务的干预与抽身退出之间，选择了后者。美国一架“全球鹰”无人机被伊朗军方击落后，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叫停了对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看来，此举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政策的矛盾性。他认为，在经历第一阶段的“约束时代（the age of constraint）”和第二阶段的“行动时代（the age of action）”之后，特朗普外交政策正进入第三阶段——“计算时代（the age of reckoning）”，在这一阶段，特朗普选择当交易能手，务实色彩更浓。

　　鉴于明年将是对特朗普而言至关重要的选举年，在国内党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基于交易与权衡而非冲动或偏执的“计算”成分或许会在外交活动中有更多体现。从今年特朗普外交政策轨迹来看，他有自己的执念，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今后特朗普将如何凭借其“伟大和无与伦比的智慧”推进外交议程并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