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再不重建抗疫历史真相，西方会更“理直气壮”指着我们骂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郑若麟]

　　如果我们今天什么也不做的话，未来的历史书上可能会出现下面这一幕场景：

　　欧美历史学家在研究21世纪二十年代初之人类历史时发现，中国武汉在2020年初爆发一种传染病，叫“新冠病毒肺炎”；该病毒在中国“感染了上百万人，死亡高达97000人 ”，并传染全球。由于中国在传染病发生早期，向世界“隐瞒了该病毒严重的传染性和很高的死亡率”，结果使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未能引起对“武汉肺炎”的足够重视，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因此而死亡XX万……显然，中国不仅仅是这次人类大灾难之罪魁祸首，而且中国所遭受的生命损失也是最惨重的！但中国却隐瞒了这一事实……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历史不会这样纪录，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西方历史书上的“史实”。君不见，今天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电视、电台和纸质新闻媒体在谈到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时，已经口口声声使用“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无法核查的数字”、“中国当局隐瞒了传染和死亡人数“……等用语，其潜台词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死亡人数绝非中国官方宣布的4642名，而应该达到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与此同时，批评中国“隐瞒病毒的高传染性和高死亡率”也已经成为“造成欧美大量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主要因素。

　　我们追踪一下今天西方媒体的普遍报道基调即可发现，新一轮对中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质疑，是从三月底、四月初开始在欧美流传开来的。当时中国已经取得了遏制新冠病毒的初步成功，死亡人数已经被控制住，病毒在中国的流传已经被抑制，湖北省也开始解封。随着中国清明节的到来，人们可以前往殡仪馆领取已故亲人的骨灰。突然间，围绕着“中国在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上有没有撒谎”这一话题，拉开了西方篡改中国新冠病毒历史的序幕。

　　这一话题被突然提出来，与中国国内某杂志上发表的一批与清明节有关的照片和文章有关。法国一些重要媒体如电视四台、电台欧洲一台、周刊《新观察家》､日报《费加罗报》和《世界报》等主流媒体，均根据该网站的照片和文章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中国在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上向全世界撒了谎、因而导致世界未能够足够重视而损失惨重”……

　　法国诺奖得主蒙坦耶声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法总统府驳斥称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这个话题在中国正胜利走出这场“新冠病毒发动的世界大战”、而欧美各国则正节节败退之际，意义非常重大：

　　一方面，西方国家因Covid-19疫情而死的病人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至本文截稿日期4月15日，美国确诊人数为603050人，死亡人数为25163人；欧洲确诊人数为924816人，死亡83552人），这使欧美民众对他们的政府无所作为或低能无效已经非常不满；

　　另一方面，如果能够证明中国“撒了谎”、实际上中国“死的人更多”，则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瞧，中国死的人其实比我们多，证明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运行还是很正常的；与此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批评中国：都是因为中国隐瞒了死亡人数，使我们误以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很低，以至于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所以，欧美Covid-19病故人数如此之高，也是因为中国的失误！

　　最后一点也不可忽视，即欧美当时正着眼于向中国“索赔”，而上文提到的国内某杂志的报道构成某种“证据”：因为中国隐瞒了病毒真相、造成欧美国家巨大损失，因此中国“应该”对欧美进行“赔偿”……

　　这样的指责，就像对眼科医生李文亮的大量报道和对真正首先发现新冠病毒的传染病专家张继先大夫的绝对和完全无视一样，正在改变着历史。如果我们听之任之，“历史”就将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变型、走样，谎言就会演变成了“历史”。

　　我们以法国周刊《新观察家》（Nouvel Obs）的一篇网文为例。与其他法国主流媒体一样，《新观察家》也引用某杂志的文章和照片。照片是一组骨灰盒，文章则是采访汉口火葬场的一位司机，据其告之，他接连两天一共运来了5000个骨灰盒。《新观察家》另据彭博新闻社（Bloomberg）报道称，另外一个火葬场一共运来了6500个骨灰盒。武汉共有八个火葬场，六个拒绝说出运来多少骨灰盒。于是《新观察家》根据已知的两个火葬场运来的骨灰盒推算，认为应该至少达到五至八万个。

　　尽管前述媒体都提及，这些骨灰盒并非全部都是用来给死于新冠病毒的逝者，其中也有因其他原因去世的人，但法国媒体在转引其文字时，却并没有提及这个关键的一点；相反他们认为，由于这些骨灰盒数量远远超出官方所给的3300余位因Covid-19疫情病故的人数，因此是“中国官方大大缩小了死亡人数数字”。

　　法国电视四台的一档节目“C à Vous”在3月30日的节目中，也把这些照片拿来说事。主讲嘉宾帕特里克·科恩（Patrick Cohen）强调的是照片上的骨灰盒和数以百计的家属长龙排队取骨灰的画面，以此来暗示死亡人数大大超出官方数字，由此科恩下断言称：“是的，中国撒了谎，隐瞒了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和疫情的严重程度……”

　　节目中，主持人问科恩：中国隐瞒死亡人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回答说：很严重的后果。中国因为在去年12月就“逮捕了说出疫情的医生”，而任由疫情在武汉扩散，结果就是今天的全球新冠病毒大爆发。科恩甚至说，意大利医生就发现，早在1月1日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出现在意大利国土上了。因此中国向欧洲撒了两个月的谎，最终导致欧洲疫情严重 。

　　在法国收视率非常高的另外一档节目、电视五台（France 5）的“C dans l‘air”，也在3月30日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来谈“中国撒谎”问题。节目题目就是“中国：真的好一点了吗？”（La Chine： ça va mieux， vraiment？）。四位嘉宾中的一位所谓“汉学家”、“法国战略研究基金”（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中国问题负责人瓦蕾莉·尼凯（Valérie Niquet）居然敢于声称，“2019年11月中国就发现了首例新冠病毒，12月初李文亮就已经发出警报……”（参见该视频12：15分）。

　　尼凯明显地试图以真正的谎言来证明中国“撒谎”、“隐瞒了新冠病毒的扩散”。类似的现象在法国、在欧洲已经无数次重复。最近甚至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亲自出马，在4月16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声称，“显然，在中国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在隐射中国隐瞒了事实。由此可见，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谎言已经被重复了999次……

　　“中国果然撒了谎！”这类新闻的含意是非常深的，其出现绝非偶然。历史事实是：欧美在中国发生新冠病毒时，认为这是中国的事，对欧美不会有太大影响；而到了病毒冲击欧美时，欧美束手无策，应对远不及中国，确诊人数比例和死亡人数、以及死亡率都大大超过中国，这是对欧美的一大冲击。

　　这充分说明了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议之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到底哪种政治体制——中国体制和西方民选体制——在某种危机降临时对平民百姓更为有利！对于欧美民选体制国家而言，这一历史事实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此，制造出“中国果然撒了谎”这样一则新闻的意图，就是想修改历史事实，将欧美在新冠病毒的攻击下死亡率过高的责任推向中国，是中国撒谎才导致欧洲失措、受损。

　　所谓的“法国汉学家”瓦蕾莉·尼凯

　　然而这中间不是中国撒了谎，而是科恩、尼凯们撒了谎！

　　首先科恩、尼凯们将数以万计的骨灰盒都说成是确诊病人去世所用，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这是武汉近两个多月来所有死者所用的骨灰盒，包括正常死亡或因其他疾病死亡的人。由于新冠疫情，武汉封城以后一直没有发放过骨灰盒。这次准备在清明节到来之前以每天500个、一共约十天左右时间，将所有骨灰都发放到家属手中，以方便清明节悼念。但这却被科恩、尼凯们说成是全部都是因患新冠病毒病故的人。这是其谎之一。

　　其次，武汉是一个实有人口多达1100万至1400万（包括市内与郊区）的大都市。2018年武汉自然死亡率是0.551%，死亡人数是4.79万；2019年武汉自然死亡人数是5.12万。而冬季一般死亡相对比较集中。因此，在没有官方正式统计的情况下，估计最近这两个月武汉自然死亡人数大约应在8500至10000左右。再加上新冠肺炎的病故者2548人，一共可能达到10000人至12000人。如果这个估算大致符合事实的话，那么骨灰盒数量、发放所需时间等，就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而科恩、尼凯们却完全没有作出类似的说明。这是其谎之二。

　　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的是，在确诊之前便因当时在家隔离而病故的人，由于最终没有做检测，因而是否没有算进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统计之内，这倒是有可能的。就如同在法国患了新冠病毒后却因没有呼吸困难问题而在家隔离的法国人很多，也没有统计进确诊人数一样；事实上法国也很有可能存在死于该病毒、却因没有检测而未被统计在内的现象存在。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科恩、尼凯们开始用谎言指责中国时，他们并非用法语中在报道尚未确定的事实时常用的“虚拟式”来描述，而是用似乎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的口吻。法语是一种非常严谨的语言。在新闻报道中，法语在描述某个尚未最终确认的事实时，往往用“虚拟式”来表达，意即提醒受众，这一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尚需进一步确实。然而在“中国就武汉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撒谎”的报道中，却完全没有使用“虚拟式”。

　　而且今天法国媒体已经从整体上悄悄改变了在这件事上的说法：在几乎所有提及中国死亡人数时，法国媒体都已经加上了这样一个形容词：“根据中国官方无法核查的数字……”对法国人来说，这个形容词的潜台词非常清楚，就是这是“不可信的数字”。我们可以想象，尽管法国媒体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数字来证明他们的指责是确切的，但，他们已经朝着这种说法一条路走到底了。这是明显地在“洗”法国人的“脑”，而这种“洗脑”是极其有效的。因此，至少在法国人的头脑中，历史，就是这样在被篡改着。

　　在谈到新冠病毒时，这几天欧美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开始用一个词：“berceau”。这个词的含义是摇篮、诞生地、发源地。在今天新冠病毒正在大规模扩散的背景下用这个词，是试图在潜意识里将“中国是新冠病毒发源地”这样一个概念深入地镶嵌到世人的思想中，用意太明显了。这也是试图在用“洗脑”的方式在篡改历史。

　　在李文亮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中国人都知道，张继先大夫才是真正最先发现新冠病毒开始传染的人。张继先不仅是肺病专家，而且也是她首先发现四名患有同样的、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的病人，是她首先向上正式报告，引起高度重视，并使中国能够及时、正确地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染。而李文亮则是一位眼科大夫，只是在朋友圈透漏了这一消息。但在西方，李文亮却被说成是最早发现病毒的“吹哨人”，甚至因为“吹哨”而被逮捕，而张继先的名字在西方的媒体上是根本看不到的！甚至连李文亮是中共党员、被评为“先进人士”、被列为“烈士”、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信息，在西方的媒体上也是根本看不到的 。于是，Covid-19病毒史在西方就被彻底改写了。

　　意大利作家Francesca Cavallo甚至写了一本儿童读物，题目就叫《李医生与戴着王冠的病毒》（Dr。 Li and the crown-wearing virus）。这显然是将“洗脑”的对象从成人移向儿童，效果将会更显著。欧洲年轻一代将来成长以后，将会在脑子里深深印下“中国在新冠病毒来袭时撒了谎，应对人类社会大量死亡负责”的“事实”。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荒谬的说法，正在成为西方的“历史事实”。今天我们的课题就是，如何才能把真相还给人类历史？

　　应该看到的是，今天这类谎言欧美各国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是能够分辨真伪的。在电视五台“中国：真的好一点了吗？”的节目上了Youtube后，点击率大约十几万，跟帖数以千计。其中大多数都是批判尼凯观点的，几乎没有人相信她。批判的声音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Youtube在几天后不得不关闭了跟帖栏 。

　　但是要注意的是，法国和欧美主要国家的媒体都是控制在同一批人手里。或者说操纵在同一类人手里。他们一定会在今后数月甚至数年、数十年中孜孜不倦地重复尼凯、Holzman等“汉学家”们所谓“中国在死亡人数上撒谎”的这样一个谎言，重复肯定会远远超过千次以上。我们都记得这样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很遗憾的是，世界（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正在成为“重复一千次”的受害者！

　　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中我引用了作家边芹的一个观察，从逻辑上来解读法国是如何被新冠病毒攻陷的：欧美开始时便一直认为，这场人类与病毒的大战将仅仅局限于中国（就如SRAS一样）。因此，当欧美全力以赴地阻击来自中国的新冠病毒时，他们的防范在当时是非常有效的。美国是第一个关闭与中国交往的大门的。欧洲也高度警惕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法国一度对所有发热就诊的病人所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是否从中国武汉来？是，立即采取措施。不是，回家休息。事实上，在一、二月份抵达法国的中国病人，没有一个成为法国新冠病毒的传染源。事实恰好证明，病毒真正在法国、在欧洲传播开来，很有可能另有目前我们尚不知的来源和因素。边芹观察事物有其独特的视角，她认为有些事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但事物有其逻辑规律，那是暴露在外的，只须明眼人去找到。

　　事实上，边芹发现，在法国新冠病毒真正流传开来，与法国在Mulhouse市于2月17至24日举办的一次福音派新教教众的大规模聚集有关。来自法国各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包括从美国来的牧师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福音派信徒，在这一周里聚在一起进行祈祷。两周后，法国发现212名新冠病毒确诊者，他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宗教活动。这与韩国同样是由于一次福音派信徒们大规模聚集后而出现新冠病毒传播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基督教福音派皆与美国关系密切。

　　更令人倍感蹊跷的是，3月19至23日法国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参加了北约海军军演，与美国军人有了直接、密切的接触。两周后4月6日法国航母便发现多达三分之一的官兵已经传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说，法国和欧洲新冠病毒真正传播开来，与中国来源其实已经关系不是很大，但却与美国关系非常大。这一点，欧美媒体却令人费解地一致保持着沉默。

　　图为“戴高乐”号航母被隔离船员，来自法国国防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性十字路口。由于欧洲国家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失误连连，导致欧洲的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大大超过中国。而欧洲在应对疫情上越是失败，就越是要将中国当成“甩锅”对象。“甩锅”方法非常简单：说中国隐瞒了疫情长达两个月，而且在疫情的严重性上撒谎（说死亡率很低），导致欧洲没有能够真正重视疫情，结果造成欧洲的严重损失。如果这个说法最终成为普遍认识的话，欧洲甚至可能会向中国索赔，将中国置于被告席上。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舆论战中正承受着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

　　一、今天大多数世界、甚至包括一些友好国家如非洲国家、如伊朗等舆论，都有将中国说成是疫情爆发之源的声音。我们都知道，说中国是新冠病毒爆发地都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美国大流感到底与新冠病毒是什么关系，我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现在欧洲舆论都几乎已经认定，中国不仅是新冠病毒的爆发地，而且也是发源地；

　　二、中国被说成隐瞒疫情真相，包括中国的死亡人数都被说成是虚假的，甚至连一些对中国友好的国家都掉进了圈套，一度曾说中国死亡人数是“笑话”……这说明“中国隐瞒疫情真相”已经部分地成为“历史”了。

　　三、以批评中国官方为主、将新冠病毒说成是“人祸”的方方日记将在西方出版，被解读为中国抗疫在欧美舆论中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是因为中国隐瞒了事实而导致了欧洲的失败；成功的是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在新冠疫情之后，形象在欧洲趋于更恶化了。

　　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要竭尽全力来还历史的真相。为此，我们应该做以下四点：

　　一、对西方所有的新闻议题（特别是新闻谎言），我们都应该有专文反驳，我们有必要在史册上留下我们的印迹。比如当西方将李文亮说成是中国新冠病毒“吹哨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真正首先发现新冠病毒的先锋人物“张继先”在史册上的存在和位置。我们就应该大量报道张继先的事迹，使得史册在提及李文亮时，就不得不提及张继先。

　　二、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将真正的历史事实用我们的大众传媒一一传播开来。这是一则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动用起所有的工具，包括媒体、文艺、艺术、电影等所有的手段。要做到全球尽人皆知、印象深刻。

　　三、支持国际上一切旨在恢复中国抗疫历史真相的媒体，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媒体，同时也包括部分持公正立场的西方媒体，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有关恢复、重建中国抗疫历史真相的努力，包括道义和资金上的支持。

　　四、恢复、重建抗疫历史真相，必须成为我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目标之一。我们如果不做这项工作，将没有人会为我们做。我们的历史就将会被他人所蓄意改写。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街头。未来历史正在由我们书写，我们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