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启动的一场旨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全国性运动——“新生活运动”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积极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汲取营养，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这无疑是当年新生活运动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财富。那么，看看这场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北宋词人张先，80岁时娶了18岁的小妾。苏轼和众朋友去拜访，问老先生得此美眷有何感想，张先随口念道：“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风趣幽默的苏东坡则当即和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值得一提的是，正值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发动一项群众运动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有人认为以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

蒋介石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作战时，也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在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意在改变这一切。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大部分就是新儒家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和整洁。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甚至主张男人可以保养几个老婆，这和今天的养小三大同小异，只是称呼上的不同而已。

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和敏捷、吃苦耐劳、忍受辛苦工作，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委靡”。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

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他写下：“基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他们)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

蒋介石大约也在此时开始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ns in the Desert)。它的主题是清贫自修，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条件时，她、澳洲顾问唐纳德和陈立夫三个人兴起这个念头。

宋美龄“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同一副筷子伸进菜盘去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夹菜。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又加上节俭、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也切中美国人的礼貌和清洁习惯。

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迅速在江西南昌成立，有40多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宋美龄也成为该促进会下设的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后来便成为了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实际倡导人。

据史料记载，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倡导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开开会议、喊喊口号，也曾以促进总会名义先后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以推进。诸如，对如何实行“三化”下发的有关详尽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繁琐，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的相当严格，如在生活艺术化方面有“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在生活生产化方面有 “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在生活军事化方面有“提倡冷水洗浴”等明确具体规定。

而这些过于繁琐细致的规定要求，在实际推进中确实很难把握和落实，导致新生活运动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出现自然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在那场波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内各地为了迎合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指示指令，还出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和笑话。比如，浙江省的新生活运动曾一度提倡全民禁烟，不仅禁止吸鸦片烟，而且连吸卷烟也被禁止了，城乡的烟草售卖点被捣毁，成堆的卷烟也被收缴。幸而有英美烟草公司出面上告，才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取消。

山东的韩复榘在全省政府机关公务员中强令推行理光头，遇到有不理光头者就被抓进警局打20大板。湖南、四川等地还要求妇女都要梳理宋美龄那样的发髻，派出大批军警上街围剿剪发和烫发的妇女，一时间闹得社会上民怨鼎沸。

据冯玉祥后来回忆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运动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故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倡导推行的那场新生活运动，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评价不高。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认为，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倡导者和推行者的主观意愿太多了;把一个人的长官意志通过行政命令推给各界民众，未免脱离国情脱离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