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低调得连招牌都没有（只有门牌号）的京西宾馆一直是中央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场所之一。“文革”时期，它还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成了所谓的“走资派”的庇护所。

京西宾馆1959年开始筹建，对外称将建造“八一饭店”，设计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使用，不对外营业。

直到1964年9月14日，宾馆才开始营业，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不断升温，京西宾馆成为备受冲击的焦点。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问题，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3位老帅同江青等展开了激烈争论。

要求军队开展“四大”的江青占不了上风，就祭出了攻击萧华的牌：“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她还质问：“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随声附和。

一时间，批判萧华的发言稿如纸片般飞来，在未弄清江青代表谁发言的情况下，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谁料会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竟在排以上的干部会上做了传达。19日当晚，萧华家被抄，幸而他听到风声从后门脱身，赶到叶剑英住所求救。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召开。听萧华讲了前一晚的情况，徐向前气得直拍桌子。江青则惊讶地问萧华是怎么逃出来的。叶剑英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帅一边说着，一边拍案呵斥。江青等人被镇住，而“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这样传开了。

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后，一大批地方和军队受到冲击的干部在那里暂避风雨。很快，京西宾馆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然而1月28日，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包围宾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虽然他们被死死堵在宾馆外，但北京造反派的加入让形势越来越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一说是张震）等人组织起来，将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一说是十二楼）做“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一旦造反派冲上楼，就往下倒开水。

准备就绪后，许世友给周恩来、林彪等人打了电话并请转报毛泽东。他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怕双方闹起来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跟徐向前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经许世友一事，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

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6楼东头，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

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将宋从造反派手中夺回。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很生气，他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要求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八二一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常态。

赵炜前前后后同周恩来总理交往了21年，对他的了解远不是一个侧面。从她口中讲述的周恩来日常生活，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伟人走下政治舞台的另一面。

吃过早餐，周总理一天最繁忙的时刻开始了，他的日程表都提前订好的，开会、找人谈话、调研、接待外宾……几乎一出去就是一天。周总理回来时一般天都黑了。

“文革”前他的一个习惯是每天回来下车要先路过值班室，进去看看有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后来，值班室改了门儿，周总理要去还得绕个弯，不太方便，他也就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