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安徽学生运动领袖许继慎，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做旁听生，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职业革命家”。后成为黄埔一期学生。1927年跟随北伐军到达湖南，担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1930年辞别妻儿，奔赴大别山。1931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杀害。

湖南湘潭锦江华庭小区，85岁的许民庆爬上板凳，擦拭墙壁上的玻璃相框。黑白相片中的男子，头戴军帽，目光如炬。他是许民庆的父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

父子俩分别已有84年之久。1930年3月，许继慎辞别妻儿，奔赴大别山。临行前晚，从不沾烟酒的他，喝得酩酊大醉，怀抱3个月大的儿子，频频亲吻。“此去必须为党为革命同蒋介石决一死战，但求马革裹尸还！”言毕，泪水沾襟。

1930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鄂豫皖特区，整编红军三十一、三十二和三十三师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他所领导的红一军，先后攻克皖西霍山、英山、罗田，皖豫交接处光山、罗山，和鄂东北花园、云梦等县。

他没有死在战场上。一年半后，白雀园“肃反”中，许继慎被杀害于河南省新集县。年仅31岁。幼时失怙，12岁丧母，许民庆历经半个多世纪跌宕起伏，53岁时，方知自己的父亲是红军军长、革命烈士。

在儿子许民庆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4岁那年，他搭乘轮渡到达广州岭南大学，随二舅谭自昌生活。1年后被送到外婆家，在五舅谭元昌家的果园，过着放养的童年。

直到12岁那年，许民庆才听闻母亲谭冠玉的消息。谭冠玉并不知道丈夫许继慎已不在人世。据周士第儿子周强讲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她为寻找许继慎下落，不远千里去到陕北，求助于同是黄埔一期生的周士第，当时周正在担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1941年，患上肺病的她回到广东。

在广东乐昌一处果园里，许民庆见到阔别已久的母亲，已病危。她躺在病床上，嗓音微弱，告诉儿子：老家在安徽六安，但已没有人，千万不要回去。“你的父亲名叫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北伐军，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好好读书，父亲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你为国争光，有一天与民同庆，与民同乐。”

这是许民庆对母亲的全部记忆。他将父亲的名字错记成“许继续”，以致成年后，寄信到安徽寻找父亲下落时，信件均因“查无此人”被退回。不久，母亲离世，12岁的许民庆从此成了孤雏。

1949年，在二舅谭自昌资助下，许民庆从广州一家民办汽车驾驶训练班毕业，在岭南大学做夜班守门人。彼时广州刚刚解放，解放军部队入驻位于海珠区的校园，许民庆结识了部分士兵。

闲聊中，他说起自己学过开车。“我们有好多汽车，正好缺个人开！”部队正对国民党撤离时留下的汽车一筹莫展。两方一拍即合。许民庆跳槽了，被安排到兵工厂开车。

工厂后来搬去沙河。厂门口有一家缝纫店，店主是黄埔军校五期生何素庭。常去补衣服的许民庆跟店主太太相谈甚欢，因此认识了店主女儿何碧霞。7年后，何碧霞成了他的太太。

许民庆不知道，广州也是父亲从军和爱情的起点。1924年初，为躲避军警搜捕，安徽学生运动领袖许继慎到达上海，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做旁听生，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职业革命家”。恰好赶上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他顺利通过考试，和曹渊、廖运泽、孙一中等人，成为军校一期学生。作为共产党员的许继慎，还有着另一重身份——他是黄埔军校直属党支部的候补干事。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是蒋先云，宣传干事王逸常、组织干事杨其纲，陈赓则与他一同担任候补干事。这个党支部后来成为“赤黄埔系”的雏形。

毕业后，许继慎以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身份，投身东征的部队，成为一名敢死队队员。在战场上，他英勇过人，舍身拼杀。据第二次东征时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杂志随军记者胡允恭讲述，11月中旬，东征军第三师向北追击，在五华、兴宁边境与敌军恶战一场，第9团遭到敌军一个师兵力的顽强抵抗，几经激战，溃败下来。团长见敌人正压过来，慌忙脱去军装，穿着内衣骑马向后逃离，他的部队也落荒四散。这时，许继慎率第7团的两个连前来增援。他策马扬鞭，截住这名团长，规劝他召集所下部队，返回前线。这场战役以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收尾，陈炯明主力的残兵不得已退向江西、福建边境，这名团长因此晋升少将。事后，许继慎缄口不谈此事。

回到广州，前往黄埔军校医院看病拿药时，他和护士谭冠玉一见钟情，定下终身。当时的共产党员结婚，没有婚礼仪式，只须上级领导批准。

1927年7月，许继慎跟随北伐军到达湖南，担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1个月后的汀泗桥之役，北伐军第四军任主攻，由于没有重炮，攻击竟日无功。吴佩孚的守军组织“奋勇队”，冲过汀泗桥，向北伐军大举反扑。危急之际，叶挺派第一营营长曹渊率部增援，打退敌军进攻。许继慎带领的第二营乘胜追击，冲到咸宁城下。当日洪水暴涨，一片汪洋，敌军慌乱不已，许继慎当机立断，抢先攻城，拿下咸宁城，乘胜向贺胜桥出发。

是时，敌方部队由吴佩孚亲临督战，空前激烈，叶挺独立团决心继续往前攻，打开大军前进的通道。许继慎指挥的第二营已接近印斗山附近，此处敌军设置有指挥阵地和炮兵阵地。他和一个连正向前猛冲，意欲插进敌军右前方，射击吴佩孚的专车，不料一颗子弹打来，从他左肋击入，右肋穿出，血流如注。贺胜桥战役最终告捷，打开了北伐军前往武汉的最后通道。和父亲参加北伐同样的年纪，上世纪50年代，许民庆也北上到湖南。冥冥中，仿佛在追随父亲的足迹，但接下来，他连遭打击。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掀起“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是学文件，后来就下指标，每个部门都要打老虎。”“‘你们汽车队，要打3个老虎'”，工会组长找到许民庆，他是厂里汽车队负责写材料的组长。去哪里找“老虎”呢？许民庆犯难了。平时，同事们不太宽裕，总跟他借钱买菜买米。“打成‘老虎'，大家不是连饭都没得吃了？”他干脆跟工会组长说，“我不干这个，打不出老虎，你们另外找人吧”。

在一些厂方干部的简单逻辑里，“不干”就是“有问题”。许民庆被当作“嫌疑人”关押起来。他觉得自己很无辜，一开始不肯低头。后来发现，“不交代问题就没有饭吃，后来有人饿得连玻璃都吃，还要被强令每天哈着腰弯着背”。饿得没办法，他只好自己编造卖了多少汽油、拆了多少发电机去卖，云云。“交代”得好，大概有半个月不用饿肚子。半年后他被平反。这时，上级领导在他的政审资料中又发现新“情况”——“父亲”一栏写着“许继续，国民党团长”。小时候，他得知父亲参加过北伐军，“是一个比团长还大的官”。父亲曾带兵打仗，这本是他看来十分威风的事情。他没有想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会给自己带来厄运。

紧接着，“反右倾运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作为“国民党后代”的他，成为重点调查对象。调查人员联系安徽六安，没有找到名为“许继续”的国民党官员；来到广东的外婆家，他的二舅和五舅也正遭受迫害，原本在岭南大学(注：1952年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山大学)教书的二舅谭自昌是“反革命”，五舅谭元昌是“地主反革命”。他成了“五类分子”、“运动员”。“每次开完会，最后的批评环节，‘靶子'都是对准我的”。他被拉去游街，示众，批斗，被戴上白袖章，挂上黑牌子。两个儿子不能参军、不能上大学，上到中学就上山下乡了。1967年8月10日晚，长沙湘中供电局一部工程车从湘潭返回长沙途中翻车，一名阳姓工人被抛出车外摔死。那天，许民庆恰好开车经过这里，“我听见那边闹哄哄的，以为别人搞武斗，心想赶紧绕道走，不要招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