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新浪军事特展开“九十三事述征程”系列连载，以我军历史上的93个故事讲述人民军队93年的风雨历程。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人民政协报 南方周末

　　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

　　1927 年11 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从广东撤回上海的刘伯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与吴玉章、林伯渠等30 余人一起，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转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来到了莫斯科，开始了在异国的求学生涯。

　　刘伯承是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到海参崴再去莫斯科的。在船上，他被告知他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当时的中国留苏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别看刘伯承是个名将，打仗归打仗，留学归留学，他一句俄文不懂，可怜见的，一路上念佛似的暗暗念叨着自己的新名字———阿法纳西耶夫……

　　进校报到时，刘伯承仍在心里默念着“阿法纳西耶夫”，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

　　来莫斯科求学的中国革命者基本上分为两拨，一拨进入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另一拨，如刘伯承等军事指挥官，则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是苏联红军大学，即闻名于世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苏联红军中的高级将领大多在这里学习深造过，而且为许多国家培养了不少高级军事指挥官。也正是这个原因，要进这所学校，一般要先经过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教育，所以刘伯承初到苏联时，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刘伯承所在的第十六班，由30 多名不懂俄语的中国学生组成。因此，学好俄语是他们要过的第一关。

　　刘伯承是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理论的第一批军事干部。他受到了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入学的当天晚上，在灯火通明的礼堂，学校政委致了欢迎词，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将领，南昌起义的总参谋长。他来到本校学习，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

　　“阿法纳西耶夫”代表中国学生致答词，说的却是中国话，而且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

　　当时，1927年秋天，“阿法纳西耶夫”国内的同志们，那支刚取名为“红军”的队伍，正脚蹬草鞋，身穿破衣，手持梭标在井冈山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阿法纳西耶夫”却吃着牛奶面包，安安稳稳地坐在莫斯科的学堂里，为什么？苏联先进的军事理论，为初创的共产党军队所渴求。过不了语言这道坎儿，“阿法纳西耶夫”本人将一事无成，愧对使命。

　　刘伯承学习俄语有三难：一是年龄大，这时刘伯承已经35 岁了，记忆力自然要差许多；二是基础较差，原先他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第三，因为他是四川人，四川口音很重，学俄语的发音就很困难。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35岁的刘伯承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33个字母组成的俄文是横在他面前一道高高的坎儿。

　　为了学俄语，刘伯承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每天在左手心写满了单词，走路也背，上厕所也背，经常学到凌晨3点。

　　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刘伯承就寝之后就蒙上个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灯学习。有同学起来上厕所走过“帐篷”，就按一下刘伯承的头说，该睡觉了。

　　俄文颤音“P”很难发音，中国学生戏称“打嘟噜”。刘伯承打这个“嘟噜”舌头就是不听使唤。于是他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上大声“打嘟噜”。在莫斯科冬天哈气成冰的早晨，刘伯承硬是把“嘟噜”给打出来了。

　　刘伯承读书、整理笔记，每天都要搞得很晚，他的那只假眼球把他的眼窝磨得生疼，使他不得不把假眼珠取下来，再继续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俄语成绩有了显著提高。虽然口语还带有“四川口音”，但阅读和翻译能力，在全校的中国学生中也是一流的。刘伯承兴奋地在灯下给川军旧友王尔常写了一封信：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莱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为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那时的苏联经济还很困难，食品都是配给的。刘伯承享受的是将军级别的待遇，他打起了军官证的主意。

　　刘伯承找到了学校里的一个勤杂工，说，你可以拿我的军官证去买东西，但你每天得教我一个小时口语。

　　大概在半年之后，刘伯承的语言能力让老师吃惊了：我不相信你半年就能学成这样，你是不是讨了个俄国老婆？

　　迈过了语言这道坎儿，刘伯承推开了俄罗斯军事学术宝库的大门。

　　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周都村，那是个封闭的山区。他自幼读的是中国典籍，战火中研究的是中国的孙子、诸葛亮、司马穰苴（春秋后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其理论被整理为《司马法》）。

　　从“看中国”到“望世界”，刘伯承在留学中完成了这个转折。一年多以后，他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那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在莫斯科期间，刘伯承走遍图书馆和博物馆，饱读世界战争史和各国军事家的传记，研究拿破仑（法）、毛奇（普鲁士）、鲁登道夫（德）、苏沃洛夫（俄）……

　　刘伯承特别欣赏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巧得很，库图佐夫同刘伯承一样，也在早年的战争中失去了右眼。1812年，让整个欧洲为之战栗的拿破仑，亲自率领60万大军侵入俄国。当时俄国军队只有30万，仅为法军的一半。

　　库图佐夫临危受命，与拿破仑展开了周旋。库图佐夫的座右铭是，不以夺取城堡为目的，而以保存有生力量为重，不断消耗敌人，最后集中兵力，一举歼敌。最后，拿破仑的69万人马，只有2万多人回到了法国。

　　库图佐夫打赢了战争，挽救了俄国，也改变了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命运。这一以弱胜强的战例对刘伯承有很大的影响。

　　高级步校开设的课程比较多，除了射击学、战略战术、地形学等军事科目外，还开设了联共党史、哲学、几何、三角等。自从攻克了俄语一关，能直接听懂教员讲课后，刘伯承的其他课程学习成绩也跟着直线上升。

　　刚开始进行实弹射击时，因为不习惯用左眼瞄准，刘伯承连靶子也打不中。他想，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枪打不准怎么行呢？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他的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也很有起色，基本上做到枪枪中靶了。射击教官向他竖起了大拇指，用俄语道：“阿法纳西耶夫同志，你失去右眼，仍打出这样的成绩，很了不起啦！”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1928 年6 月，刘伯承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乡间别墅。在这次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分别作了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提出了“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的观点。这两个报告都十分有水平。其实，到苏联上学不久，刘伯承就写了一份《南昌起义始末记》的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并对起义的得失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其中他总结出的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的错误”，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重视。

　　“六大”结束后，10月，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刘伯承被推荐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世界各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前身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组建于1918 年10 月，是列宁亲自主持创办的，是一所专为苏联红军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最高军事学府。据有关资料记载，刘伯承入学时，与苏联名将马林诺夫斯基属同期同学，比后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朱可夫元帅还高一期。时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的，是苏军爱迪曼上将。

　　伏龙芝军事学院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的武装斗争路线，苏联除了对中国学员开放一大批军事院校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刘伯承更加勤奋地学习俄语和其他课程。他曾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刘伯承所在的中国班共6 名学员，另5 人为左权、屈武、陈其科、黄涤洪、刘云。刘伯承算插班生，他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时，左权等人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了。

　　对于刘伯承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左权仰慕已久。刘伯承比左权年长13 岁，但他们很快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彼此经常谈心交流，共同进步。有一次，战术教员出了一个图上作业题，规定山上的指挥部要给山下正前方5 公里处的分队下达紧急作战命令，问指挥员应该派出骑兵通信员，还是徒步通信员？全班大多数学员的答案，都是派出骑兵通信员，惟有刘伯承和左权的答案是徒步通信员。结果教员宣布：刘伯承和左权正确。因为下这个陡坡，徒步通信员跑步比骑马快。

　　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基本系”学制为三年，教学分为冬夏二季。冬季学期主修理论课程，夏季学期则是实践和演练。在校期间，刘伯承得益于熟练掌握的俄文，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历史上著名军事家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也就是在这里，他萌发了翻译苏联军事理论著作为国内革命战争所用的念头，并尝试着翻译出他的第一篇处女译作《苏联步兵操典》。

　　“特别班”的学员在战术教员的带领下，多次到高加索、敖德萨、明斯克等地进行野外战术作业和战术训练。1929年3、4月间，刘伯承参加了在高加索的联合兵种演习，在那里考察地形，研讨战术，获益匪浅；1929年秋到1930年春，刘伯承受学校指派，前往伯力执行了训练“远东工人游击队”的“特殊任务”。

　　伏龙芝军事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坚持学习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经常把国内有关重要文件和信息转到学院，作为留学生学习的参考。1929年4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员就毛泽东写的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了热烈讨论。刘伯承强调“中国的革命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还表达了自己强烈希望回国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并肩战斗的意愿。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军事人才回国从事武装斗争。刘伯承听到消息后很受鼓舞。1930年4 月，他们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提前毕业，5月，刘伯承被组织上安排启程回国，于8月到达上海，担任军委编译科长，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

　　他参照苏联军队的体制，将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了红军；

　　他学习外国军事家的先进理念，并融入到战争指挥艺术中；

　　他借鉴苏联军校的经验，创办了1949年后最早的军事院校……

　　在异国求学，不快总是难免的。但不管怎么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近两年时光里，刘伯承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而且还广泛涉猎了18 世纪、19 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同时，借助于俄文，刘伯承还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包括许多军事论著。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大大开阔了眼界。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刘伯承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戎马倥偬且失去右眼的刘伯承如此著作等身，让人难以思议。

　　他翻译苏联军事著作，首先是把原文吃透，再根据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写出来，好些军事术语还是刘伯承创造的：

　　像“混成旅”，当时部队开始合成，一个旅有步兵骑兵还有炮兵，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

　　像“游击战”，这词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等。

　　刘伯承的军校求学经历，为他在日后指挥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军事知识基础。而这一经历也使刘伯承意识到创办军事院校、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刘伯承都极为关注军事院校的建设和军事人才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