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新浪军事特展开“九十三事述征程”系列连载,以我军历史上的93个故事讲述人民军队93年的风雨历程。
从调兵入关看他们如何相互体谅
1948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从北平地下党的几个渠道获悉:傅作义要派快速部队偷袭石家庄,企图威胁驻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关,同时牵制正在包围太原的解放军,以援助阎锡山。中央军委在部署华北军区部队准备阻击傅作义偷袭部队的同时,于10月29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蒋介石、傅作义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起见,令十六军、三十五军、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附坦克及爆炸部队向石家庄进攻,其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等部昨日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除令杨、罗、耿率部回援外,请你们考虑将现在锦西附近之十一纵派至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是否可能,盼告。”
毛泽东刚签发完上述电报,又收到敌情通报,说傅部已过方顺桥,南下到了望都。同时收到林、罗、刘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得知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于是复电林、罗、刘:“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十一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受杨、罗、耿指挥。蒋傅为捣毁平山、石门一带中央及华北政府所在地之目的,使用3个最强的军,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坦克队及1个工兵爆炸队,先头本日已占望都。我杨、罗、耿回援后,在兵力对比上,尚不足歼灭此敌。现通县、北平一带空虚,原开通县之十三军的第四师亦被调用于平保线,如十一纵能出现于通县方面调动南下敌军一部回头,则我杨、罗、耿可给其余部以歼灭打击。”
此时,东北野战军在辽西走廊驻有两个纵队,即四纵和十一纵。毛泽东知道,四纵在塔山阻击战中伤亡重大,十分疲惫,因此只要求十一纵先行出动。
29日14时,林、罗、刘收到这一电报后,进行了紧急磋商,认为:为粉碎傅作义的进攻,华北确需增兵。此时,锦州已经攻克,廖耀湘兵团已被歼,长春已经解放。北面只有进攻沈阳尚需一些兵力。如今,在辽西走廊的部队都可以开进关内。于是,他们致电中央军委:为牵制傅作义,我们可将目前在锦西附近之第四纵、十一纵全部及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但四纵、十一纵在守备战及小战斗中各伤亡五六千人,部队已较疲劳,故每日行程不能过多,并须一方面前进,一方面休整,使其恢复组织和疲劳。
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很高兴。29日23时半,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你们将四纵、十一纵全部及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南调很好。”
10月31日,由四纵、十一纵及3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组成的先遣兵团奉命由锦西地区南下。
由于中共中央公开揭露了傅作义的阴谋,华北杨罗耿兵团由平张线以北南下,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傅作义见偷袭不成,可能还要吃亏,又把部队缩回北平。
林彪在历史上曾有多次本位主义的表现。1936年东征快结束时,上级要求扩红较多的红一军团调一些士兵给扩红较少的红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说:“有鸟的几个兵!”在南下北宁路作战之前,林彪曾屡次提出要兵力较少的杨成武兵团先行动,以牵制傅作义,然后东北野战军再行动,曾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然而此次他不仅同意调十一纵,而且还要加上四纵等部队,组成先遣兵团入关,这不禁令人刮目相看,应该说是有了很大进步。这种进步的客观原因是歼灭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后,东北野战军已经是兵强马壮;主观原因则是林彪增强了全局观念。
在这一回合中,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指挥员都采用了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毛泽东体谅到东北野战军大战之后,亟须休整的具体情况,只提出调十一纵入关。而林、罗、刘也体谅到为应对傅作义的偷袭,华北确实需要增兵,建议调先遣兵团入关。只经过一次电报往返,便使问题顺利解决。
从将傅作义部抑留在华北看他们如何相互补充
1948年11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电报,决定“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为此目的,命令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停止攻归绥计划”。
11月15日13时,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徐州敌已有两个军起义,数个师被歼,刘汝明部亦甚动摇。在我刘陈大军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瓦解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向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为防止上述情况,我们除感觉军委令杨成武部暂不攻归绥的方针很好外,我们建议徐周、杨罗两部目前既未正式总攻太原,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较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这一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可钳制我军行动,而又可能随时从海上安全撤退)或守北平。如我不攻城,他来增援则正便于我军歼灭。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
林、罗、刘所提暂不攻太原的建议,对防止傅作义西撤也是有效的。然而,他们对国民党军经天津由塘沽从海上安全撤退却未提出阻止的措施。显然,不封住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道路,就无法将其抑留在平津地区。
毛泽东收到林、罗、刘的电报后考虑,为了防止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走,唯有让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于是,11月16日4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部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因敌共有3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沽逐步船运。保定守军是两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包围与否不关大局,近亦有撤退模样。……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法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17日14时,林、罗、刘、谭(政)致电中央军委:“(一)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二)为争取能迅速完成出动的准备工作,我们已于14日将原定之整训计划改变,集中在战士中进行解决入关思想及争取巩固补充新战士及俘虏战士工作,及在干部中反无政府无纪律的教育,已将军事教育改在将来行军作战的机会再进行。各纵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我们未予答复。(三)此次秋攻(指东北野战军发起的秋季攻势,即辽沈战役)一纵伤亡较少,虽可提前入关,但该纵现在沈阳。三纵在锦州便于入关,但该纵在秋攻中伤亡共1万余人,需要必需的休整。我们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之第九纵和在黑山的第十纵尽可能先出动。(四)如敌确定不守平津,则必将在我东北主力尚未入关及开始发现我主力入关时即开始撤退。因此关内部队(包括四纵、十一纵),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五)以上情况及意见,供作参考,请指示。”
11月17日22时,由于形势紧迫要求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在尚未收到林、罗、刘复电的情况下,毛泽东便修改和签发了经书记处集体讨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再次提出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问题。电报说:“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和傅系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线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黄、杨罗耿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系西退。因傅系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使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其一部,难于截歼其主力。傅系一返,蒋系必同时南撤,使我两头失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一、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恢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以上两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答复。”
此电报两个方案为毛泽东所写。他虽然提出两个方案,但显然倾向于实行第一方案。
停攻归绥,停攻太原,只能起不刺激傅作义的作用。要确实把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关键是要东北野战军入关。东北野战军要提前入关困难不少。大战之后,亟须休整,以调整组织,融化俘虏,补充新兵,总结经验,并针对指战员的思想情况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做,都需要时间。对此,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是非常了解的,因此,在17日22时的电报中还提出提前入关或不提前入关两种方案,供林、罗、刘考虑选择。但是,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动态。11月7日、14日,毛泽东先后接到符定一转来彭泽湘的两封信,信上说,傅作义有起义的意向。毛泽东考虑,这是将傅作义抑留在华北的一个契机。而要真正能把傅留在华北,并不在于傅作义有无起义的意向,关键还是要有留住他的实力。为此,东北野战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提前入关。18日18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电报说:“(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四)我们已令杨罗耿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周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
彭泽湘,湖南岳阳人,1922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曾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48年11月,他受民革主席李济深委托,由香港到达北平,策动傅作义起义。彭辗转找到傅作义的老友侯少白从中斡旋,傅表示愿意考虑。彭又找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张云川继续作傅作义的争取工作。与此同时,彭又通过他的老友符定一与中共中央联系。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同毛泽东有师生之谊。
19日9时半,林、罗、刘报告中央军委:“18日18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至此,经过中央军委和林、罗、刘等电报往返,反复论证,不断补充,由停攻归绥,到停攻太原,再到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中央军委发起平津战役的方针最终形成。
从选择攻击点看他们如何相互磋商,择优而从
这里说的选择攻击点有两次。第一次是指平津战役从哪里开始打响,第二次是指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各要点分割、包围后,首先进攻哪一点。
第一次:平津战役从哪里开始打响
1948年11月19日22时,林、罗、刘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首先包围唐山。电报说:“(一)估计敌发现我东北主力向冀东前进时,秦皇岛之敌可能向海上撤退,唐山之敌可能退塘沽或天津。(二)我东北主力22日自锦州、沈阳之线开始南进。(三)我们意见以程黄所属之四纵、十一纵及3个独立师于24日全力包围唐山,并以主力位于唐山以南进行顽强防御,迅速构筑阻敌增援与撤退的阵地,使敌不能南退。待我北面部队陆续赶到后接替包围。届时四纵、十一纵或摆在北平以东阻止北平敌人东退,或直接包围天津,依当时情况再定。(四)以上处置是否适当,盼军委指示。”
林、罗、刘提出首先包围唐山的设想,是因为程黄兵团就在唐山附近。20日24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25日至27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应研究者,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程黄包围唐山过早,距离主力到唐山、平津附近有两三星期之久,这个时间内蒋、傅两系必有所动作。如果敌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系一部或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塘(沽)、唐(山)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我们认为,应以锦州、新民线上及营口地区之我军先行秘密开动,以4个纵队的兵力与程黄现有兵力同时割断天津、北平间和唐山、塘沽间之联系,使北平、唐山两处之敌均不能到达津、沽。欲达此目的,就要推迟程黄包围唐山的行动,并先以4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割断平、津的任务。而沈阳附近的兵力则宜推迟出发时间,因沈阳有敌电台,我一行动,敌必警觉。”“部队行动须十分荫(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毛泽东这封电报再一次指出:东北野战军必须尽早隐蔽入关,但是包围唐山的时机值得考虑。当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出击北宁线时,卫立煌无所作为。但是,傅作义和卫立煌不一样。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要比卫立煌等人强。对待不同的敌人,就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我军过早包围唐山,傅作义不会像卫立煌那样无所作为,必将有对应的行动。还要看到,包围兴城、绥中诸点和包围唐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兴城、绥中诸点在北宁路上,在锦州南面。包围了兴城、绥中,进而包围锦州就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退路。唐山虽然也在北宁路上,但却分别在北平、天津的东面和北面。华北国民党军主力驻扎在北平、天津一带。包围唐山不能起断华北国民党军后路的作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是否首先包围唐山,应当慎重,因为包围早了,可能促使傅作义把部队撤退到天津、塘沽。那就很难达到抑留其于华北的战略目的。也就是说,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但平津战役不宜从包围唐山开始。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出“杨罗耿部两个纵队现在曲阳,可以出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詹大南配合,执行包围张家口阻止傅系西退的任务”的设想。解放军攻占了张家口,就断了傅作义回绥远的退路。根据傅作义的心态,他是宁愿退回其老家绥远,也不愿意退到南方去的。因此,张家口是他必须控制的要点。包围张家口,就是“攻其所必救”,就可能调动傅作义的主力向西,而这显然有利于抑留国民党军于华北的战略目的。
尽管林、罗、刘提出的首先包围唐山的设想欠妥,但毛泽东并未轻易予以否定,而是从敌方指挥员的特征、战场的地理形势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权衡利弊,从而得出不仅不宜包围唐山,而且入关要隐蔽,以免惊动傅作义的结论。
林、罗、刘接到此电报后复电中央军委,表示“遵照执行”。
11月29日,华北第三兵团奉命对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平津战役开始。此时,傅作义估计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为保障通向绥远的道路安全,他派出第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致使他的这一支主力军走上了不归路。
第二次: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各要点分割、包围后,首先进攻哪一点
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后,分别向北平与天津间、天津与塘沽间开进。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克密云。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急令三十五军从张家口返回北平。8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将傅部三十五军合围于新保安。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罗、刘的电报,提出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在将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后,攻击顺序是:第一,塘沽、芦台;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第四,天津、张家口;最后是北平。
毛泽东写道:“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因为控制塘沽海港,从海上南撤是国民党军逃脱被歼命运的唯一选择,因此,毛泽东将攻克塘沽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此时,国民党津塘守备区司令、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驻扎于塘沽。防守塘沽的国民党军有第八十七军、独立第九十五师、第三一八师、交警第三旅、保安第五团等部。此外,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马纪壮率领国民党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以及其他数十艘舰船在渤海湾游弋,准备支援陆军作战,并在情况紧急时担负撤退的运输任务。
显然,解放军首先攻取塘沽,就可以彻底切断平津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达到将其抑留于华北予以全歼的目的。
12月1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请令后到的3个纵队,全部包围塘沽一点,割断天津、塘沽间及芦台、塘沽间联系,向天津、芦台两面构筑坚固阻击阵地,不要分兵去围唐山,也不要分兵去围芦台。如塘沽之敌很多,则监视之;不多,则相机歼灭之。此举务望迅速,以防平、通、津、唐诸敌向塘沽集中,从海上逃跑。”
12月18日16时,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九纵1个师于16日晨占领北塘,已向塘沽前进。七纵昨日已到达芦台、汉沽,明日即继续向塘沽前进。“我拟首先攻歼塘沽、军粮城之敌。但目前对敌之具体位置尚未弄明。”
12月20日12时,林、罗、刘致电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等:“塘沽战役的指挥由你们担任,参加攻击的兵力待敌情弄明后再决定。盼你们即详细进行侦察并提出整个作战意见。”
12月21日10时,二纵经两小时战斗,攻克塘沽西之新河车站,七纵二十师攻占海滩车站。
据吴富善回忆:“二十师攻占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自己伤亡600人。二十一师六十三团配合二纵攻占新河车站,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余人。原因是盐滩地用锹挖下去全是水,无法挖交通壕;发起攻击后,进入一马平川的盐田,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盐滩地泥泞难行,大大延长了在敌人炮火下运动的时间。”
接到12月20日林、罗、刘指定由他和吴富善等负责指挥塘沽战役并到塘沽附近侦察的电报后,邓华到塘沽附近作了调查,感到进攻塘沽难度很大。尽管这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平津战役最重要的攻击点,但他决定如实向林彪报告。
25日,林彪将邓华等人的报告转报军委:“(一)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亦很难封锁海口,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二)除渤海、海河以外,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水深及腹,潮来更深。除铁路电道与铁路东一条小道原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三)北宁路南有断续房屋,较好接近。西北直至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潮湿泥泞,挖沟有水,不便部队展开及攻击。(四)市街狭长,虽可并肩由西向东打,但部队展开亦有限度,且形成平推,最好时南与北腰斩敌人为几段。但北面地形很坏,虽然在铁路、公路以东有一条小道,但河沟更多,不可能成为主攻,故断市内敌人之退路,与分割新港敌(人)是困难的。(五)市内河沟池沼亦多,市街断续空地很多,便于敌人采取纵深据点配备。我则是连续的突破,费劲、费时,而敌陆海炮火均可配合。(六)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个大仗,故必须谨慎从事,充分准备。二纵、九纵及炮兵均需于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至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据我们估计,塘沽为平津敌人唯一退路,如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少(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便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反正迟打、早打,退路步兵难切断,还是以充分准备,细密组织为好。我们当尽一切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请指示,保证坚决执行。”
因为打塘沽是东北野战军在平津战役中的第一仗,又是最重要的一仗,林彪不能仅仅把邓华等人的电报一转了事。指挥员必须亲自去察看地形。27日清晨,刘亚楼和特种兵司令员萧华来到塘沽附近的第七纵队司令部。刘、萧听取了邓华等人的汇报后又顶风冒雪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晚间,刘亚楼召集大家开会。刘亚楼首先发言:“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天津之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作个样子,迫使平津敌人放下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还难以速决。况且敌人的指挥部已经搬上军舰,我们无法对敌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费时费力,将延长解放平津的时间。”他征求大家意见:“如果先打天津,是否更有把握?”一听这话,七纵几个干部都兴奋起来。最后,大家形成了共识。
29日,刘亚楼返回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和他致电中央军委:“(一)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亦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二)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三)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毛泽东所以把攻塘沽作为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着,是因为塘沽口子一扎,平津国民党军将全部由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插翅难飞了。他是从战略上或者从宏观上来考虑的。但林彪、刘亚楼、邓华等却从地形出发,从战术上,或者说从微观上考虑,从而大胆地建议毛泽东把口子扎低一点。塘沽只有敌人的5个师,即使打塘沽,敌人随时可以上船逃跑,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不如舍去这5个师,围住天津来得有把握。毛泽东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
12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这两次选择攻击点上,第一次是中央军委否定了林、罗、刘首先包围唐山的意见;第二次是中央军委采纳了林彪、刘亚楼和邓华等将领的主张,放弃了首攻塘沽的计划,改为围攻天津。由此可见,采用何种方案,并不看该方案是谁提出的,而只从是否对战争有利着想,择优而从。
在平津战役中,从中央军委和平津战役指挥员之间往返的电报中,我们看到的是决策的民主化,是相互体谅,相互补充,相互磋商,择优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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