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作为“致敬方阵”中的一员，身穿解放战争时期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常宗信向天安门庄严敬礼。

　　这并不是常宗信第一次参加国庆活动。1956年和1964年，他曾两次参加国庆观礼。“跟党走了几十年，知党恩、报党恩，是我终生未曾动摇过的信念。”常宗信说着，思绪渐渐来到了几十年前，回忆起过去的峥嵘岁月。

　　天寒地冻留下后遗症

　　1943年，家里穷困的常宗信，吃饭都成了难题。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到烟台市的一处绸缎庄里当学徒。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烟台后，常宗信家里分到了四亩地，“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也能吃饱饭了”。从这时起，常宗信便起了参军的念头。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为了保田保家，那年7月份我参了军”。

　　“抗美援朝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常宗信回忆，1950年11月他随着部队来到了东线战场长津湖地区。“太冷了，实在是太冷了。山脚下的气温大约有零下40摄氏度，山顶上则能低至零下50摄氏度。”

　　志愿军战士们露宿野外，睡在松树下、土沟里。常宗信即便穿着大头棉鞋，脚趾也被冻得脱皮。“脚被冻得发麻，耳朵、鼻腔也被冻坏了，现在还有后遗症。”记者发现，相比左耳，老人的右耳明显要更干瘪，这是耳朵上的神经与血管被冻坏的结果。“在长津湖被冻死的战友太多了，我这点冻伤不算什么。”

　　作为参谋，抄写报告也是常宗信分内的工作。有一天，因天气寒冷，常宗信钢笔里的墨水被冻住了，写不出字。“无奈之中，我就叫通信员找来些干柴，点着生了一小盆火，我边烤边写，边冻边烤。”由于疲劳过度，在烤笔的过程中，常宗信打了一个盹，结果将钢笔管烤化一截。

　　“我心疼极了。这是攒了好久的津贴费才买来的钢笔。”后来，常宗信就找来一个铜片固定住钢笔，坚持使用，直到回国后才重新配上了新管。

　　遭袭击艰苦跋涉转移

　　说着说着，常宗信将头转了过来，手指着左侧太阳穴的位置，记者发现，那里有一处明显的凹陷。“这是在第五次战役时，一天清晨我们在汉江边休息，突然遭到敌军炮火袭击，被机枪弹片打的。”

　　当时，常宗信所指挥的通信小分队牺牲了六人，通信科于科长受重伤。情况紧急，参谋长迅速下令，机关立即转移，常宗信留下处理善后工作。“组织派了五名战士协助我，要我抓紧处理，尽快离开。”

　　常宗信并没有向首长汇报自己的伤势。“要是知道我负伤了，组织上绝对不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他安排三名战士砍了两棵小松树，用敌人遗弃的电线绑起来做成简易担架。

　　“我和另外两名战士一起，挖坑掩埋牺牲的同志。为便于以后查找，我将他们依次在几棵大树下掩埋，并在树上做下标记。”

　　掩埋好战友后，常宗信立即带领五名战士转送受重伤的于科长。“当时下着暴雨，汉江水位猛涨，水深已到胸部以上，水流又急，人在水里立不稳。我就让四名战士抬着担架，我和另一名战士在后面推。”

　　因汉江河道曲折，常宗信一行七人连续过了三次河，才走到对岸。渡江后常宗信发现，前方部队在路上踩的脚印已被大雨冲平，难以辨别部队的转移方向。“我猛然想起雨天可以靠树皮的粗细光滑面确定方向。粗糙的一面就是北边。”确定方位后，常宗信便带领战士们火速向大部队进发。

　　战士们因为先前渡江耗费了太多体力，身体都很虚弱，“爬上一座小山坡都要跌上好几跤”。经过艰苦跋涉，在两天一夜水米未沾的情况下，终于在第三天傍晚遇上了一个部队收容站。“我们把于科长交给他们，打了接收条。”

　　作战任务接连不断，直到停战协定签订，常宗信才空出时间，处理安葬的六位战友的事儿。“当我回到汉江边那座山林寻找战友安葬地时，才发现满山的树林已被燃烧弹烧了个精光。”

　　“我们的胜利是拼出来的，千难万险也不能将我们中国人的意志屈服。我就是普通一兵，别的道理我不明白，我就明白身为中国人要知党恩、报党恩，这是我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常宗信说。

　　[人物简介]

　　常宗信，1929年9月29日生，山东牟平人，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原志愿军第27军79师司令部参谋，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在第二次战役中参加了著名的长津湖战斗，多处负伤。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四等功三次，荣获解放奖章、胜利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