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是大致时期形成的文明，所拥有的基础与挑战也很相似，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潘岳先生看来，两者各有高峰与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另外，任何制度都不能光靠本身取得成功，运行制度的人也相当重要。因此，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此文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 潘岳]

　　前言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1。“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词源正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二者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权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是本文的主题。

　　第一章 两大文明

　　（一）秦汉基层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里耶秦简）。人们第一次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秦简中乘法表的一部分（央视纪录片截图）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户籍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103人3。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山高谷深，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仅为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8.3%4，相当于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如果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103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秦把自己驱使得很苦，也把天下驱使得同样苦。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但西汉沿袭了秦制大一统。开国者刘邦是个小吏，当过沛县的亭长（相当于派出所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了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二）罗马国家之治

　　和秦汉同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秦汉与罗马，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6。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7。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并非如此。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8。”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农业不是谋生，而是田园生活之歌。秦汉更是如此，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读传家”。

　　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所长是工程、战争和国家治理。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竞技场和剧场，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斗兽场与浴场。秦汉也一样。关注现实、经营国家、修筑长城、发明火药，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科学见长。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纪，美国右翼学界还在争论，其建国原则到底遵循罗马式古典共和，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

　　第二章 罗马共和

　　（一）土地与内战

　　大致与楚汉相争同时，罗马用了50余年灭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马其顿，成为了地中海霸主。在称霸过程中，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

　　罗马的成功在于“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执政官代表王权，执掌军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执掌财权；公民大会代表民主，执掌否决权；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人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9，且“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平民战士用“罢战”与贵族谈判。贵族为了获得战胜殖民的更大利益，也总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近200年时间里，不论执政官、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冲突变得不易妥协了，罗马进入军事巨头相互争斗的“内战时期”。10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27年）11，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12。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

　　因为土地。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罗马本有一条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从未被执行过。凡是想执行的人都会被刺杀，如格拉古兄弟。因为，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58个贵族世家。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能对抗“门阀”的只有“军阀”。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二）以自由的名义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前三头后三头之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罗马军团，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五十年中的四次大内战，将地中海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投票支持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前27年）13。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试图解决问题的反倒是军阀们。例如屋大维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还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级财务官替代包税人。凯撒也曾计划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整合起来。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罗马“共和之父”西塞罗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14。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当某个派系在元老院占了上风，反对派就宣称其“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军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成功后却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归根结底，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票决政治，只能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汉王朝

　　（一）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之马15，到粮食多得吃不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16。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抛却“名实之争”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17；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18；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19。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其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的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0。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21。“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22。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3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24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25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董仲舒像（图源：腾讯网）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26，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他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这是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27。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蓬莱”神话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

　　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28，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已受宫刑的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29；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30；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31。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司马迁像（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春秋大义，深埋于士民的骨子里。

　　第四章 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久远的摩崖石刻。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气候学家认为，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西迁的北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不可抗力。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河西，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32。

　　大臣抗谏说，匈奴连年抢掠，现既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去供养，让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33！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出。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将田宅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了与罗马类似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34，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35。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时，桑弘羊已经进宫二十年。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掌握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又赈济了北方饥民。

　　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36；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37。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3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中国的商道一开始就包含了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自由经济能否彻底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两千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

　　克拉苏的致富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

　　克拉苏有一句名言：不能武装一个军团，就不配叫做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但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向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屋大维雕像（图源：搜狐网）

　　他们都是天才少年。刘彻17岁即位，23岁同时开始立儒学打匈奴，49岁前两件事都完成。屋大维19岁起兵，32岁时结束分裂，47岁前完成了罗马帝国的制度建设39。

　　他们都是复杂的人。刘彻的历史评价在穷兵黩武和雄才大略之间摆动了2000年。说他是儒家，他行事却像法家；说他是法家，他又没有退回秦制；说他爱道家神仙，他又偏偏用儒家立国。

　　屋大维也充满矛盾。他与巨头合作，架空了元老院；又与元老残党合作，消灭了巨头。他保留共和国的形式，却变更其内在逻辑，虽称元首，实为皇帝。他身兼多个文职，从执政官到保民官到祭司长，但18万罗马军队才是他的真正力量。他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但王朝最终还是在家族内传承。

　　屋大维和刘彻之复杂，在于罗马与秦汉都是超大规模政治体。在草创之初，要整合这样广阔复杂的疆域，任何单一的理论、制度、安排都不足为凭。

　　屋大维和刘彻的治国思路，也是英雄所见略同。除官僚、军队、税吏制度外，屋大维也很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强调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就像刘彻找到了董仲舒，屋大维也感召了一批文化巨匠。维吉尔仿照希腊的荷马史诗，创作了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了“罗马民族”的认同；李维写了《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的《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

　　而两人的路径与结果大不一样。

　　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为了克服财阀对政治的破坏性，他大胆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税务官），真正实现了西塞罗的“贵族与财阀共天下”。与之相比，汉朝的文官路线则是求取基层寒士。钱穆说，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精神”王朝40。

　　罗马帝国的文官，都集中在行省首府，没有建立一杆子插到底的基层政权。行省之下无官僚，下面是一堆拥有自治权的王国、城市、部落，各自按照原有的制度运行。罗马派遣一个总督和若干财务官，掌管税收、军事与司法，对于行省下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则一概不管，也不承担公共经费。地方领袖对当地事务很有发言权，总督经常按照地方实力派的愿望作决断。地方的城市建设和文化活动由本土富商志愿掏钱。在中央政权衰落之后，这些地方实力派就此转化为蛮族王国之下的封建地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谁收税都一样。英国学者芬纳将罗马帝国称为“由众多自治市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控股公司”41。

　　归根结底，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如西方学者所言，罗马帝国文明有着无比丰富和复杂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却是粗陋和简朴的“奴隶制大庄园”42。文化基础也如此。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们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而秦汉则是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两汉的基层官吏不光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43。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典籍，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二）政权与军权

　　罗马与秦汉第二个不同在于军队与政权的关系。

　　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然是军阀式的。他先将最富有的埃及财政收归为“元首私库”（fiscus），再用私库之钱给军团发酬劳。这意味着：一方面，军队属于能发出最多军饷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一旦皇帝发不出军饷，就得换一个能发饷的人当皇帝。果然，这种规则下的和平，在屋大维之后只维持了50年。

　　从公元68-69年的内战开始，军人开始大规模干政。专家统计，“从屋大维到君士坦丁的364年中，平均6年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其中有39位皇帝死于近卫军和军队之手，占总数70%；只有12位皇帝属于自然死亡，不足20%。”先是中央禁卫军操控皇帝，在军营前“拍卖”皇位，出价高者当皇帝。然后是边疆军阀入主中央，军饷翻倍，但依然暗杀不断。50年内出现了23个皇帝。最后，帝国晚期经济崩溃，发不起赏金，罗马人不愿当兵，只能雇佣日耳曼蛮族看家护院。攻陷罗马的阿拉里克、奥多亚克、狄奥多里克，都是蛮族雇佣军首领。罗马兴也军队，亡也军队。塔西佗说，“罗马帝国的秘密，就在于皇帝的命运实际上把握在军队手中。”

　　罗马为什么无法控制军人干政？第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因而军队代行着治安、税收许多政权职能。收上来的税又变成了军饷。行省军队和税赋激增成为恶性循环。如此，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军队都是小农，战时征召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兵农一体，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军人的“国家意识”有问题。孟德斯鸠说，因为军团距离罗马太遥远，便忘记了罗马。“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不得不留驻在他所征服的地方，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王国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44

　　孟德斯鸠像（图源：搜狐网）

　　汉朝大不同。汉将班超仅靠千把散兵，在西域诸国数十万军队包围中，为东汉重建了西域都护府，打通了丝绸之路。汉朝与西域距万里之遥，中间隔着世界第二大流沙沙漠，班超完全可以割据自重。但他没有。在为汉朝苦心经管西域30年后，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归葬故土，不带走一兵一卒一草一木。两汉像班超这样的将军还有很多，如卫青、霍去病、马援、窦融等等。

　　有人说，罗马军人能够干政，是因为罗马皇权是“相对专制”，而汉朝皇权是“绝对专制”。似乎军人不造反的唯一理由是受到强力管制。更非如此。东汉黄巾之乱，名将皇甫嵩出师剿灭，威震天下。当时弱主奸臣当道，有人劝皇甫嵩拥兵自重，否则功高震主后更会性命不保。皇甫嵩却说，“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他回到长安，放下兵权。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

　　第六章 基督国教

　　（一）“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罗马帝国晚期，由于本土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罗马社会的享乐之风毫无节制。婚姻家庭制度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从宗教变成了娱乐45。富人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是“渔夫和农人”的朴素宗教。当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孤儿寡母、残疾病人不闻不问时，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去访贫问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许多贵族与富豪不惜辞官去职、散尽家财去追随教会、救济苦难46。

　　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基督教却纪律严明，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他们是上帝之国的兄弟，不是尘世之国的公民。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任公职，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罗马起初感到恐惧，进行了300年屠杀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承认基督教合法。公元393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国教”？有史家说，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还有史家说，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不管是哪一种，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公元354年，罗马的北非行省一个罗马官吏家庭，诞生了一个孩子。他接受了纯正的希腊罗马精英教育，最爱维吉尔的史诗与西塞罗的政论，精通新柏拉图主义的慧辩，成年以后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演讲家，私生活也是罗马风格，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当他少年时第一次阅读《圣经》时，因其语言简陋而斥“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多年后再读《圣经》时，他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神启时刻”，从此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包含原罪、神恩、预定论、自由意志等思想的庞大的神学体系。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

　　公元410年，罗马被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攻破，被洗劫三天三夜。罗马民间认为这是抛弃了本土多神教而信奉外来基督教所遭致的“报应”。奥古斯丁拍案而起，写了《上帝之城》予以驳斥，彻底否定了罗马文明。他说罗马建城的罗慕洛斯杀掉兄弟而得国不正，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罗马的太阳神、战神和美神没能阻止罗马人道德败坏，也并没有抵挡蛮族入侵，毫无用处47。他引用西塞罗《论共和国》，指责罗马从来没有实现正义，从没实现“人民的事业”48，因此不是共和国，只是一个“放大的匪帮”49。他全盘否定了早期罗马的爱国、节制、审慎、坚忍等美德，认为只有基督教的信、望、爱才是，所有的荣耀应该归于上帝。

　　奥古斯丁最后总结说，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而教会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

　　（二）“国家之恶”与“国家之善”

　　奥古斯丁为什么称罗马国家为“匪帮”？考虑到罗马帝国如同“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考虑到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考虑到上层精英对于底层人民的抛弃，奥古斯丁用“匪帮”形容晚期罗马可能有一定原因。

　　但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罗马再不好，也是母国。恨其腐败，难道不应该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使之再次成为一个公义的国家？外族入侵时，难道不应该先投笔从戎捍卫家国，等天下太平后，再去追求宇宙真理？怎么能在尚未尽到改造国家责任之前，就全然抛弃打倒。说到底，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

　　这是汉朝与罗马又一不同之处。一方面，儒家政治的道德伦理严格于罗马多神教，“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是从政者的天然责任；另一方面，法家的基层治理远胜于“控股公司”，不管是精英还是人民，从不认为“国家是非正义的匪帮”。这不是靠说教能达到的，只有在现实中见过“好的国家”，人民才会拥有长久记忆。

　　一神教在中国很难像在罗马那样发展。因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以人文理性立国，中华文明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热，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但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屠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而是产生了中国化“禅宗”。

　　儒家知识精英很难认同宗教大于国家。因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国家有难时，“遁世”才是“非义”，“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因为儒家意识和国家已融为一体。儒家的“教会”就是国家本身。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价值”有着深刻认同。道教一直有着致天下太平之蓝图，佛教也认为当政者治理好国家的功德绝不亚于当一个高僧。

　　国家观念外还有哲学观念。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哲学既注重个体也注重整体。但经中世纪一千年的神权压制，导致宗教改革后的“个体意识”反弹到另一个极端，此后的西方哲学执着于“个体意识”和“反抗整体”。中华文明从不曾以宗教立国，没有神权压迫，也没有对个体的执念，所以中国哲学更关注整体。

　　自基督教与罗马国家分离之后，残存的罗马知识分子，不再背诵维吉尔和西塞罗，剑术和《圣经》变成了进身资本，主教职位更能获取地位权势。罗马的地方贵族，也不追求“光复罗马”，而是就地转化为新的封建地主。罗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继承。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中国东汉末年大乱不下于罗马。上层宦官外戚奸臣党争轮番权斗，基层百万黄巾军大起义。此时，在朝堂上，总站着一批杨震、陈蕃、李膺、李固、范滂这类的忠臣士子，不顾身家安危，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在草野之中，总生出一批桃园结义刘关张之类的贩夫走卒，主动为国家兴亡尽匹夫之责。这是中国士民的主流。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昏君乱臣，从未阻断过这一主流。这一主流，虽没能改变两汉灭亡的结果，却始终高悬出一个价值观。任何逐鹿天下之人，都必须遵守这一价值观。士民信仰倒逼着英雄选择。

　　有人说，中国哲学中没能产生西方独立自由，是重大缺陷。实际上，现代西方政治中把“国家当成恶”的“消极自由”精神，不是来源于启蒙运动，而是来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离。“罗马国家”被视为恶。到最后，天主教会也被视为“恶”而被宗教改革攻击。除了上帝之外，在“众生皆罪人”的尘世间，没有任何由“人”组成的机构有资格领导其他人。从洛克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有限政府”，到卢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会契约政府”，再到亚当•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为了防范“国家之恶”。

　　而中华文明是相信“国家之善”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恶，只要见贤思齐，化性起伪，总能够通过自我改造，建设成一个更好的国家。

　　结篇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吕思勉照片（图源：新浪网）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历史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人去过中国，没人看得懂中文，没人研究过中国历史，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我们工业化的成功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也有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扩充海军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他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几年后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说中国古代的“专制”也有“开明”之处50，儒家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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