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战役牵动了世界

珍宝岛战斗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边境保卫战。

时任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的曹建华同志参与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从他的追忆中读者可重温那段战火岁月。

珍宝岛反击战的胜利，使一向不为任何势力屈服的毛泽东主席极为兴奋。 在紧接下来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战斗英雄孙玉国代表边防部队在大会上汇报我军为扞卫国家主权与苏修作斗争的经过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全场代表无比振奋，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天。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不仅成为毛主席对边防战士的褒奖，也成为全国人民战天斗地的座右铭。

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和建国后的几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中越）相比，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

但这一事件的战略规模之大，耗费之多，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较量。

军事评论家认为，珍宝岛冲突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停战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一场核战争的导火索。

在外交关系上，对中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

以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苏联的意图很明确，在中美矛盾也相当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不动手也应至少保持中立。

基辛格感到事态严重，立刻向尼克松总统做了汇报。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策，通过紧急磋商后他们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让中苏两国打开潘多拉盒子，全世界将被核战争毁灭。美国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同时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

但做到这点很难，中美积怨30年，如直接告诉中国，中国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人在玩花招。

最后他们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勃列日涅夫气得勃然大怒，破口大骂：“美国佬出卖了我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却显得很平静，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

他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第二炮兵所有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所有的兵工厂加紧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装备；全军部队加强了以打坦克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 中国一招镇住了苏联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经过磋商，美国方面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对于这则消息也非常重视。***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同意了。

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这反映出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

毛泽东与美国抗衡的三大“杀手锏”曝光令人震撼

我们把毛泽东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称为中国大战略的基础，这一大战略暗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定：在世界上诸多的大国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超过美国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中国。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个目标。他说：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当年毛泽东同志设想中国追赶美国时，对追赶的原因作了解释：

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条重要理由：一是中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这就意味着主要资源总量与美国比较接近，如果能够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自然资源基础。实际上，我们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重视必要条件，要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国土面积必须达到300万平方公里以上，世界上具备这样条件的国家其实并不太多，即俄罗斯(1 710万平方公里)、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美国(963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巴西(851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74万平方公里)、印度(329万平方公里)七个国家。很显然，国家大，资源才丰富。但是，如果资源不能够有效利用，也是不能赶上美国或者超越美国的。

二是中国比美国人口多得多，比美国劳动力人口多得多，这就意味着一旦中国人民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升，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人力资源基础。2010年中国具有大专以上高等教育人口达到1.2亿人，到2020年将突破2亿人，将大于那时美国1.6亿就业人口数。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建设一个全民学习型的国家，这是毛泽东主席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美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优越的制度，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度又比美国更优越，如果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会成为追赶和超越美国的制度基础。

从历史上看，1957年苏联的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追赶美国的目标，但是它并不具备人力资源优势，苏联的追赶指数从1950年的35.0%到1975年达到高峰(为44.4%)，而后下降到1989年的35.7%。随后，俄罗斯的追赶指数从1990年的19.8%下降至1998年的8.9%，而后有所上升，但是到2008年才达到13.5%。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红星陨落，等于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决定了其追赶美国之梦只好戛然而止。当年，许多苏联自由化的鼓吹者原本设想通过制度休克，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接轨，幻想通过惊险一跃，摇身一变成为美国那样的一流国家，幻想破灭之后，俄罗斯却不得不面对沦为了世界二、三流国家的残酷现实。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学者悲叹：“原以为挣脱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罗斯，就能跻身最先进国家之列，成为21世纪现代化发展中社会的楷模。根本不是这样！国家变成了窃贼和匪徒的巢穴，道德沦丧，自卑心理严重。在挣脱布尔什维克枷锁后，俄罗斯也弄丢了所有的好东西。”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奋起追赶美国，日本在1950年的时候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0%，而后持续上升，到1992年达到最高峰，总量超过美国的40%;但是作为一个二战后部分丢失国家主权，实际上被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日本的发展深深地受制于美国主宰的冷战和后冷战秩序，而此后的20年，被悲哀地称为日本失去的20年，追赶指数持续下降，现在的日本追赶指数只有30%。“日本第一”，沦为永远不能实现的神话乃至笑柄，胸怀壮志的日本，非但没有真正追赶上美国，反而从1991年的41.4%下降至2008年的30.6%。今天看来，我们提出的上述三个优势，日本不但哪一个也不具备，而且它还是一个被牢牢绑定在美国冷战同盟战舰上的政治军事依附型国家。

从未来看，即使2030年之后的印度，其总人口超过了中国，但是由于它既不具备美国拥有的自然资源，也不具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印度同样也无法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超过美国，更无法超过中国。

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展望未来，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真正有资格能够追赶并超越美国的只有中国。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既是毛主席的强国之梦，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实践，它通过后来者前赴后继奋斗，不断得到了实现。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和世界所面对的沧桑巨变 ：“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是制度优势，具有大国的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还只是必要条件，只有拥有政治优势才能形成赶超美国的充分条件，这就是诺思(North)所提出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五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表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欧或者西方兴起原因所在。*许多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组织效率，探讨通过建立跨国公司、就业形式创新等来发挥经济组织的效益。不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更为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视野，即我们更关注政治组织的效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经济自由依赖于信息分散，经济组织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的处理，而现实历史中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对于一系列抽象指标的复制与处理，而是各民族国家的能力竞争，这种国家的竞争取决于政治的组织效率。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上的革命意义，在于创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这是我们创造全球化时代或者知识时代最有效率的政治组织的历史基础。

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条标准：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中国超越美国根本上还是中国道路超过了美国道路，超越了所谓“历史终结论”与“华盛顿共识”。

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中国道路的基本思路，全面创新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赶超最发达、最强大的美国;全面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现更普遍、更高、更切实的人民民主;全面创新社会主义教育科技制度，造就比美国更多、更优秀、更宏大的人才队伍。

后来邓小平非常自信地讲：“到那个时候(指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引者注)，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回答这个问题乃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因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曾把小农比喻成土豆，是不能聚集起来的马铃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把所谓“土豆”聚集起来了，造成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样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 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众所周知，奥巴马总统2009年刚上台时，便提出了雄心万丈的医改计划：为实现美国人人享有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的原则，医疗改革刻不容缓，不可耽搁，不能再拖一年。戏剧性的是，尽管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即签署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法案，但是两年即将过去，这一法案的推行不但步履维艰，更随时有流产的可能。这是因为，联邦与州之间的制衡，党派政治的杯葛与扯皮，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美国政府已经被地方利益、党派利益、既得利益所俘获，从而使美国陷入了医改僵局。可悲的是，2011年1月美国国会以245票对189票，通过了废除奥巴马医改立法的议案，目前美国有26个州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上诉反对医改法案，接下来，美国联邦政府将向申诉法庭提出申诉，最后还需要上联邦最高法庭进行裁决，医改法案前景堪忧。

高铁的建设情况也是如此。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在25年之内建成覆盖美国80%人口的高铁网络。2011年2月初，副总统拜登也宣布了斥资530亿美元的全美高速铁路的计划，但是，随后美国佛罗里达等三大州公开反对联邦政府的补贴，而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计划建设中的高铁的联邦财政补贴可能进一步缩水，美国的高铁建设计划很可能就要胎死腹中。今天，中国的“两高”，即中国高速公路和高铁已经超越美国，它对世界的震撼，其经济、科技、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当年苏联超过美国率先发射人造卫星。

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长远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如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实施，对于各地条件差异非常大的中国而言，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政府、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体系之外，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成为贯彻国家战略意图、执行中央政策、确保战略实施的强有力保证。由于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各级政府、各个国家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时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方才保证了各机构、各地区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前进。

对于共产党人通过坚定的实践，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实现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指西方的政治文化——引者注)，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

布莱尔一举说中了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要害，在基督教文化中，理想仅仅是理想，这就意味着它仅仅停留在彼岸世界，甚至可以流于政客们竞选时愚弄选民的大言不惭，而这就是对什么是民粹主义的准确定义。对于那些怀着各种用心指责我们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陷入民粹主义的人们来说，他们对民粹主义的真正内涵不甚了了。

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理论与方法。毛泽东同志1937年便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陈云同志在1980年也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1984年他又重申“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要使改革有利于经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对岸，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石头”的标准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根据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确定改革的力度，选择、调整改革的战术、策略、步骤，在经济学上，这称为“试错法”，在中国的实践中，这称为“试点法”，即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或个别产业、个别行业率先试点，看到效果、取得经验后，方才作为正式制度进行整体推广。每一步选择，都取决于前一步或前几步的选择与结果，这就是博弈论思维的应用。

“试错法”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信息和知识不完全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风险，它的决策方式，既是渐进的，也是稳步的，但又是连贯的、连续的;符合“干中学、学中干”(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成功战术经验。

形象地讲，中国之路就是东方巨人之路。这一巨人拥有极其智慧的“大脑”(指党中央、国务院)，具有学习功能、记忆功能、反应功能、沟通功能、思维功能、决策功能、指挥协调功能，他即使迈出一小步，对常人而言也等于一大步。正如李瑞环同志所指出，只要这个巨人的道路走得正、走得稳、坚持走下去，就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说：“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己先发起烧来。”

这一“大脑”还是世界上极其特殊材料构成的“大脑”，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文明、文化及民族智慧，拥有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历史财富，以及集中了十几亿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决策机制不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这一“大脑”也更加健全、更加理性、更加智慧，主观更加符合客观，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政策更加符合民意，使得及时调整纠正小的失误、避免大的失误成为可能，也成为现实。

这一巨人要靠“两只手做事”。形象地讲，一个人(指经济体)有“两只手”总比“一只手”要好得多，无论这只手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携手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可以利用两大优势，发挥两个作用。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无论是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投资，还是处理各类灾难，应对各种危机，都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兴办全国特大公共性工程。而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不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学习，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相互竞争，相互学习。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国仅有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学习过程，却快速地走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二百多年的道路，中国的市场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这一巨人要靠“两条腿走路”。形象地讲，一个人有“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要好得多，无论是哪条腿，都会有先有后，所以要相互协调，才能走得稳，走得快。关键的是不能搞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斯大林吃亏在于只顾重工业，不顾轻工业，只顾长远利益，不顾眼前利益，这是《八仙过海》里的“铁拐李”的走路办法，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就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相互协调，城乡之间相互协调，区域之间相互协调，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相互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相互协调。形象地讲，中国之路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前，另一条腿在后，前腿带动后腿，后腿又促进前腿，虽然时有不平衡，即使深一脚、浅一脚，但是却越走越强大，越走越成功，越走越有自信心，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一巨人要靠“两个积极性”。形象地讲，治理一个大国“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要好得多。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由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大国，不但要有中央的积极性，也要充分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应当允许并鼓励地方政府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当然，这不意味着搞“八百诸侯、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分权体制，而是意味着限制和约束地方“坏”的积极性，发挥地方“好”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将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总的发展战略上来，使得两个积极性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匹配、激励相容。这也不意味着搞联邦制，“各扫门前雪”，而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区相互支持、相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