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此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等五项条件，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中央作出“和平调停”决策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同13日的会议不同，它是在党中央领导核心意见一致，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和平调停”的决策后召开的。

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事变影响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与延长的危险。他又进而分析由此而来的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胜利的前途或失败的前途。说明我们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一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他还说：“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策略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决非“屈从于苏联的压力”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同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张闻天认为：“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关于处理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

其二，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对“审蒋”主张，张闻天明确提出批评。在对蒋处理这个关键问题上，他是最早把对蒋处置同抗日全局联系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动摇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其三，在避免内战扩大、争取全国抗日的策略方面，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报告中“分两手”的思想，提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张闻天将我们的“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其四，对苏联的态度表示看法。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16日指示因电码错乱没有译出，重发的电文这时尚未到达（20日到），而苏联报纸从14日起对张、杨横加指责。如何看待苏联舆论成为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张闻天对此解释说，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同时又指出，“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并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当然不能采取苏联这一立场。从这里也明白地看到，和平调解的方针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独立作出的决策，决非如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误说法所谓屈从于苏联的压力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发表通电表明放弃“审蒋”

19日会议产生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通电”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电”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改为和平会议，正式建议由南京召集，会址也由西安改为南京，表明放弃了西安中心的设想。对蒋的处置问题，虽然“通电”还说要交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讨论，但基本纲领是团结全国，又以“蒋介石先生”指称，显然放弃了“审蒋”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正式确定的标志。“指示”向全党分析了西安事变产生的背景、原因，它的意义和两种前途，规定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和党的任务，成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从会议记录、文风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电”系毛泽东手笔，“指示”为张闻天所写。

从13日到19日两次会议及其产生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策略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蒋介石口头允诺六项条件

19日会后，张闻天为争取实现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别值得一书的是21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这个电报精辟地分析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我们与西安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初步改组南京政府，讨伐军退出陕甘，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同蒋介石、陈诚等“开诚谈判”的六项条件，要求在此条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达到“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这个电报确定的“放蒋”方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这六项条件随即成为西安与南京双方都同意的谈判基础。谈判结果，这些条件也为蒋与南京来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认”；蒋氏最后口头正式承诺的六项条件，同这些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

西安谈判的顺利进行与蒋介石的安然离开西安，是国内、国际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一个关键性的力量，而中共中央一致确定的正确方针及总书记张闻天于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周恩来电所提谈判条件与“放蒋”方针，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允诺六项条件后恢复自由，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