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非洲之行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抵达非洲，进一步深化中非关系。5月4日下午，李克强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和非盟进行正式访问。非洲对中国的好感历来已久，埃塞俄比亚更是如此。中国不仅是埃塞俄比亚的好伙伴，也是他们的发展榜样。

　　提起埃塞俄比亚，中国人会想起什么？

　　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想起的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场景。的确，80年代的饥荒及随之兴起的西方慈善援助运动的宣传，让此景深入人心，乃至于中国的“公益女星”姚晨还要跑到埃塞俄比亚去展示一下爱心。但是，这个场景已经不再属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大部分非洲），事实上，这种名为援助、实为怜悯的宣传所塑造的可怜模样，是埃塞俄比亚人最痛恨的形象。

埃塞俄比亚现貌（作者拍摄）

埃塞俄比亚80年代大饥荒

　　另外还有一些在东非旅游“猎奇”的中国人，可能想起的是奇怪的唇盘族（当地女性年幼时把嘴唇割开，塞进一个泥盘，随着年纪增长越塞越大）。但事实上这也不是埃塞俄比亚的主体，只是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莫西人，埃塞俄比亚人多半是长相迥异于莫西人的俊男美女。

埃塞俄比亚人女子（作者拍摄，下同）

　　这是一个一百年多年前就被标签为“非洲代表，黑人希望”的国家，一个以“零殖民历史”傲视非洲大陆的国家。这里是非洲的政治中心，从五六十年代起，联合国、非盟等众多机构云集它的首都，如今它多了一个身份：中国发展模式最积极的模仿者。全面向东看——这就是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羡慕中国

　　如今，在埃塞俄比亚大约生活着6~20万中国人（根据不同统计口径和来源，数据有所不同），中国人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大外国人群体。中国中铁、中兴通讯、中国路桥（中国交建）、中国土木工程（中国铁建子公司，原铁道部援外办公室）、中地海外（中国石化子公司，原地质矿产部外事局援外队）、中国水电（中国电建）、葛洲坝（中国能建）、华为、中国通信服务等工程建设承包商和电信设备商在这里扎根。同时，进行制造业、建材等热门产品投资、商务考察的中国人开始大量进入埃塞。原因正在于这个国家模仿中国基建模式，启动了大批建设项目。在这里，到处可见中国工头指挥当地工人干活的场景。

华为、中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总部

　　公共部门的投资拉动了私人商业的繁荣。如今，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是一个大工地。中国中铁下属中铁二局负责修建的轻轨系统如同两条巨龙，正从老城区出发，向东、向南匍匐延展，撑起这个未来庞大都市的骨架。沿线，新的商业中心正在成形，几百栋“高层”住宅（通常5-6层，个别10层以上）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首都居民正在排队，等待用房贷购买的住宅交付。

埃塞俄比亚贷款住房计划的房子（机场附近质量较好的新房）

　　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上，时常会有当地人友好地上来打招呼，握手，碰肩膀（对碰肩膀是当地的友谊礼节）。时不时就来一句“中国人！朋友！”、“中国人了不起”。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想打招呼顺带当当导游赚点钱，但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赞叹，包括帮忙到底的义务指路——这个国家尚没有道路门牌系统，找到目的地的准确地址是一大挑战。

　　在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看来，中国人是一个特别会珍惜时间的民族，一周7天干活（这是轮班拼出来的，但在外人看起来就是中国人不休息）。在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眼里，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发达和之前羡慕的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模式可望不可及，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历来贫穷的国家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天堂”，它的富贵只有少数移民的贵族能够享受，而中国模式是他们可望又可及的，很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土实现。

埃塞俄比亚首都轻轨工地（老城区南部，市中心附近）

　　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全力宣传中国发展模式。这个国家“全面向东看”已经有10年时间，只不过作为西方援助的传统重点国家，埃塞俄比亚一直要兼顾东西方平衡，不能贸然得罪美国。但是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下来，埃塞俄比亚政府也知道哪种模式更有效。

　　笔者被告知，近五六年来，埃塞俄比亚中学课本里有那么一课：中国在近代也贫穷落后，但近几十年通过勤奋创造了经济奇迹，既然中国能由穷变富，那么埃塞俄比亚也能创造经济奇迹。这篇课文在埃塞俄比亚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希望到中国学习的年轻人非常多。

　　埃塞俄比亚智库和宣传部门选定了中国和韩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是中国，从2014年起制作纪录片在国家电视台播放。就笔者观察，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总共有5个台）里从新闻到音乐节目，充斥着“发展，发展，发展”，MTV里面到处是高速公路、水电大坝，以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国旗。

　　的确，“发展”（development）这个词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获得了最高合法性，就如同“改革”在中国的合法性一样。只要提发展，没人敢反对你。即便反对派（埃塞俄比亚实行压倒性政党体制，反对派没有政治影响力，但媒体还有两三家）也不反对发展，不反对修铁路、水电站。

　　这种对发展的渴望甚至蔓延到学术界。在西方定义的主流经济学界中，主张用大项目推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埃塞俄比亚，张夏准（韩国知名发展领域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80年代关注日韩发展而总结出“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等在中国也被归入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这里却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报纸用成版成版的专栏讨论他们的观点。

　　而“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干脆成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政策——因为西方经济学者片面鼓吹私有化的论调已经让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感到厌烦，他们反而想要迫切了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家控股的大型组织发展壮大的秘诀。其他国家（甚至在中国）长期被压制的边缘学派在这里反而是主流学派，埃塞俄比亚渴求发展的心愿可见一斑。只是从他们最渴望学习的中国过来的还都是工程师和工头，真正通晓中国几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发展学学者还尚未与埃塞系统接触。

　　那么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它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意味着哪些机遇呢？它如何同中国配合？中国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对于中国国家的长期战略又有哪些契合点？自己站出来高喊“我要学中国”的埃塞俄比亚是不是制高点，有什么战略价值？中国如何让它发展更顺利一些，使其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

　　这首先要从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国家中的独特之处谈起。

　　非洲国家之间互不相同

　　埃塞俄比亚能成为非洲国家的政治领袖，恰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非洲国家。

　　非洲——无论是五六十年代作为新兴独立国家的非洲，还是七八十年代整体沉沦为饥荒战乱代名词的非洲，还是二十一世纪搭着中国顺风车重新崛起成为发展之星的非洲，都以一个整体面目出现。甚至连一百年前自认白人的埃塞俄比亚人也不时冒出来“我们非洲”——这是六十年代非洲独立领袖们“非洲统一、非洲联盟”理想的遗产。但事实上，非洲大陆是一个色彩斑驳的画板，国家与国家之间极为不同，外表、性格、文化方面的差异，不比亚洲大陆从西亚到东亚的差别小。

　　通常我们会认为，非洲是一个资源丰富而人民懒惰的地方，这在很多国家的确是成立的。因此，近十几年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拉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人劳动并发展经济，非洲作为资源输出地，享受了资源价格上涨的红利。在这个意义上非洲和巴西差不多。既然如此，这种繁荣就是脆弱的，巴西和中国的最大差别就是储蓄率——巴西的储蓄率极低，靠的是能源高价的红利加消费拉动，非洲很多国家也差不多，比如南非就是这样。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控制自然资源支配的官员大肆腐败、权钱交易、中国人“殖民”、西方NGO对抗……这是西方财经媒体从2005年起反复渲染的老故事。

　　已经存在这些弊病的地方需要摆脱这种“资源陷阱”才能启动持续发展的正向循环。幸好，非洲国家相互之间是颇为不同的。

　　从整个非洲大陆看，除了掌握在阿拉伯白人手中的地中海沿岸（北非），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

　　西部非洲资源丰富，一类资源集中在沿海国家：除了自古就以黄金闻名的加纳，还有大西洋沿岸几内亚湾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三国，自近代以来塞国发现大量钻石，几、利则有铝土矿，三国铁矿也很丰富。还有一类资源分布在海里：从六十年代陆续发现的几内亚湾石油资源，尼日利亚（60年代起）、加蓬（70年代）、安哥拉（80年代，已经属于西南部非洲）、赤道几内亚（21世纪）先后因此暴富，后三个国家如今都是人均GDP在1万美元上下的“富国”。

　　南部非洲则是以黄金、钻石和工业化资源——煤炭、铁矿石著名，包括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南非当年的白人政权正是以丰富的资源和当时廉价的黑人劳动力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发达工业系统。

　　中部非洲是世界的资源宝库，这里的大国——占据了刚果河盆地的刚果（金）被认为是与西伯利亚并列的世界“最后的边疆”，拥有极为丰富的钻石、黄金、铜、钴（手机等锂电池原料）、钽铌铁矿（钽用于电容器），南边的邻国赞比亚和刚果（金）南部共享世界最大的铜带。当然，密布整个西部、中部非洲的森林木材资源也是个大宝库。木材在中西非的刚果（布）、喀麦隆等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问题也马上发生了，资源是谁都看得到，谁都想得到的东西。资源发现之日就是权力争夺的开始。早在几内亚湾沿海石油带发现之日，欧美公司就捷足先登，英荷壳牌占据尼日利亚，埃克森美孚占据安哥拉——80年代甚至出现了古巴士兵守卫美国公司油田的有趣情景。（安哥拉内战时苏联和古巴支持多斯桑托斯政府，打击美国支持的安人阵，而多斯桑托斯政府的主要外汇来源是石油——由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开采。）而中部非洲的铜矿资源更早就被占据，刚果（金）和赞比亚铜矿为各自的宗主国——比利时和英国的矿业公司所瓜分。直到90年代的铜价低谷期，英国公司无力继续经营，才把赞比亚的铜矿转让给有意获得战略资源的中国有色金属集团（中色）。

　　其次，资源国的最大特点是收入模式单一，而且管道单一——出口所得硬通货主要从单一的管道进入这些国家，通常是政府或下属国有企业（以分成形态获得收入），支配力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这批人如果没有周密的工业化规划，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出现俄罗斯寡头经济的情况，即用于购置消费性的炫耀性物品、建筑，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再加上政治上形成的强人体系没有体制化，被西方攻击为“独裁”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赤道几内亚、安哥拉被诟病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也不能说赤几、安哥拉就没有想着工业化——好歹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也是从苏联巴库石油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振兴国家的想法一直在血液里流淌，所以就找了中国公司建项目。

　　而此时，经过八九十年代的磨练，七十年代的中国援外体系已经演变成非洲知名的几大“中国土豪”：原地质矿产部外事局演变而来的中地集团（中地海外公司）、铁道兵援外办公室演变而来的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国机集团的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公司、原负责水电工程的中国水电集团（现整合为中国电建集团）。这四大“土豪”加上后来进入的葛洲坝、中铁、中信建设及大量的地方、民营建设工程队，靠价廉物美的优势几乎包揽了这些项目。建的项目包括发电站、水泥厂，也包括公共工程——既有必须的饮水、交通工程，也确实有一些纪念碑、总统官邸等形象工程。

　　不过在资源国，这些公共工程投放下去之后还不足以工业化——因为资源国外汇充盈，百物腾贵，基础设施提供了方便，但配料还是很贵，这些国家最好也就能搞到像迪拜、卡塔尔这样的状态。另一方面，看到利益但没有得到利益的一群人——既有群众，也有知识分子就开始抱怨，并反馈到西方NGO那里，西方NGO再把这些信息汇总给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再加上资源的买家都是中国企业，资源填的是中国工业化的胃口，于是一个中国“殖民”非洲的故事就这么出炉了。而这些资源国的确个个贫富分化明显，新兴的商业区和郊外的棚户区反差巨大，也给了西方很多口实。

　　由于这种矛盾，在西部非洲（如尼日利亚）和南部非洲（如赞比亚），当地的民间、知识界确实存在对中国人的敌意。而为了赎买反对派，执政者就必须步步退让，用发红包的方式安抚民心，走上了民粹主义讨好大众的道路，国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再转向埃塞俄比亚所在的东部非洲。

　　东部非洲，北到苏丹（东北非），南到坦桑尼亚（再南边的莫桑比克通常归入南部非洲），有着贯穿南北半球的漫长海岸，正对着印度洋。是郑和下西洋的终点。这里与西非、南非、中非的最大差别在于：自然资源相对较少，人口则相对较密。这里传统意义上的资源目前主要是苏丹的石油资源——这应该是独立于中东体系的东非石油资源的一部分，也是目前唯一真正开采出来的部分，剩下的主要部分是坦桑尼亚的煤炭、铁矿和黄金，这其实是中南部非洲南非—莫桑比克煤铁带和赞比亚—刚果（金）铜金带的延伸矿脉。中国人最熟知和最发达的东非国家——中部的肯尼亚正好没什么资源，它有的是一望无际的稀树大草原，这个草原向北蔓延到埃塞俄比亚，向南蔓延到坦桑尼亚……剩下的就是工业化资源，除了南部坦桑尼亚及更南部莫桑比克的煤铁资源外，就是埃塞俄比亚的水能资源。

　　在政治制度上，东部非洲也与西部、中部非洲拉开了距离。西部、中部非洲通常要么是个人专权（比如安哥拉、赤几、加蓬、刚果（布）、刚果（金）、喀麦隆、多哥，过去的几内亚、贝宁等），要么是混乱的民主制（贝宁、中非、乍得），要么是两者的混合物（尼日利亚、加纳），要么是内战（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因为条件艰苦，东部非洲人体格比其他地区的人要小，性格上比较温顺。在这里建立的通常是比较制度化的“威权主义”政权。同时，这个地区与中国及其制度有着悠久的传统联系，经过苏联、利比亚等国插手的颠簸，东非地区的主要政权，包括坦桑尼亚（1964，括号内为现政权开始掌权的年份）、莫桑比克（1975）、乌干达（1986）、埃塞俄比亚（1991）、卢旺达（1994）都和中国有渊源，而且这里有很多国家不同程度有社会主义（如土地革命）传承下来的遗产。这为他们学习中国，建立类似中国政府的强统治力建立了基础。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以后，东非地区很快就掀起了建设高潮，启动了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的铁路，而北部的埃塞俄比亚从2011年起就开始加速铁路建设了。目前的局面趋向于把东非南北打通，形成东非铁路网及沿海的一系列港口，这将是非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资源运不出来、人员流动不了的非洲传统格局将第一次大规模被打破，其实是给工业化提供基础。在埃塞俄比亚，人人都知道中国承包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所以，这里至多存在生意的纠纷，但在政治上没有人敌视中国。相反，中国不仅“了不起”，而且是老师，是榜样，是希望模仿的对象。

埃塞俄比亚商会大楼：工业化是我们复兴的基础！

　　不要小看统治力这个要素。可持续的，超越个人的强统治力，是非洲最缺少的东西。非洲很多国家空有资源但长期发展不起来，直白地说就是烂泥糊不上墙，政府统治能力太差，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对未来没有长期规划，在现实中没有产业政策，国家处于失控状态。要想真正地发展就得启动工业化，工业化就要针对本国要素禀赋、国际分工进行有意识地规划。在这个意义上，埃塞俄比亚又是东非国家里做得最好的（另外一个可以类比的国家是卢旺达，但国家太小）。但是这样的意识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就和埃塞俄比亚类似于中国的历史经历有关。这个国家经历了古代辉煌和现代落后的反差，发展、复兴的愿望由此而来，又正好有崛起复兴的中国作为榜样，于是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简练：埃塞为何学中国？从革命开始

相似的历史：“古代辉煌”

　　埃塞俄比亚是相当特殊的非洲国家。从种族和历史上都是。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视频（比如李克强访问的视频）。首先会发现这里的人长得不太像黑人。比如埃塞总统夫人，长得和印度人差不多。通常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是“黑白混血”，特点是脸长得有棱角，经常可以见到鹰钩鼻的人，比如老皇帝海尔塞拉西。这种外表差异使得埃塞俄比亚主体民族（阿姆哈拉人、提格雷人）的心态不太一样，在二战以前，他们一般自认为是白人，而把南部的少数民族称为黑人，把欧洲人称为红人。同时，他们也自诩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自己的文字，有着独立的数字体系（所谓数字体系就是自成一统的数字，比如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中文大写数字等。埃塞俄比亚数字系统对1-9，10-90，100都有专门的符号，但没有0。）。

李克强总理夫妇与埃塞俄比亚总统夫妇

埃塞俄比亚数字系统

埃塞俄比亚字母表（部分）

　　埃塞俄比亚人通常自称“三千年”历史，这个三千年应该是从所罗门王开始算了。据说他们的祖先示巴女王（Sheba）仰慕所罗门王已久，跑到犹太王国去朝拜，睡了一晚，回来就生了孟尼利克一世，这就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祖先。由此，埃塞俄比亚和犹太人就有了渊源。自古代以来，这里就生活着犹太人，而且是历代皇帝料理财务的近臣。而埃塞俄比亚从六百年前起延续几百年（到1974年）的王朝也自称所罗门王朝。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象征是犹太之狮，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个大量使用大卫星的国家。以色列建国以后，和埃塞俄比亚保持了特殊关系。也因为如此，埃塞俄比亚和周边的穆斯林国家（苏丹、索马里，还有埃及——历史上是邻国）历来有矛盾。

老火车站之前犹太之狮（第一狮子），二战前作品（作者摄）

　　市中心犹太之狮（第二狮子），60年代由法国人设计的现代作品（作者摄）

　　真正从文物角度发掘，埃塞俄比亚文明起源于今天国家北部的山地高原提格雷地区，好比华夏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第一个能确认的大国家是阿克苏姆帝国，位置就在发源地，向北扩张到红海两岸，控制了红海出口及贸易通道，所以是贸易大国，影响力比较大。今天埃塞执政党的核心——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党徽上就是阿克苏姆方尖碑。后来阿克苏姆帝国突然衰亡，埃塞俄比亚主体民族撤入内地，从此就没回到红海边。这就是今天主体民族阿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留在老家的算提格雷人）的起源。

阿克苏姆方尖碑

提人阵党徽

　　应该在阿克苏姆帝国之后，相当于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埃塞俄比亚就信了基督教。这是一种很老的科普特教派，如今算东正教，但和俄国有一定差别，不过近代俄国也认埃塞俄比亚是亲戚，普希金的外公就是埃塞俄比亚人（这对笔者也是新知识）。从公元前后到13世纪所罗门王朝建立，有很复杂的王朝传承，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封建色彩浓厚，侯爵伯爵等小王国很多，所以它的王朝在地理位置上是此消彼长的，有点像过去印度的历史。留下了比较浓厚痕迹的王朝叫扎格维王朝（相当于南宋时期），这个王朝很有名是因为他留下了石头教堂的遗产——就是在岩石里往下刻出一个教堂。这个拉里贝拉石头教堂群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扎格维王朝后是所罗门王朝，自称阿比西尼亚帝国，一直延续了七百年。在此前后，非洲之角（指索马里一带）冒出来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军事国家，往内部东非高原上入侵呈现夹逼之势，并在十五世纪取得决定性胜利站住脚跟，与所罗门王朝并存。从此形成了宗教民族杂居的局面，尤其是中部地区，遍地是伊斯兰教士兵，他们被叫做盖拉人，这就是今天第一大民族奥罗莫人（Oromy People）的来源，这批人长得和阿姆哈拉人差不多，面孔也是有棱有角。奥罗莫人又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姆哈拉人互相通婚，就产生了绍阿王朝，这本来是个边缘的诸侯国，但是如同普鲁士一样伺机崛起，最后当了所罗门王朝的皇帝，然后再兼并南方部落，扩张领土，这就是近代埃塞俄比亚国家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