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新冠让日本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憋气和窘迫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言]

　　每年的1月1日，大部分日本家庭会在上午9点前收到贺年卡（主要为明信片）。

　　如果在12月24日以前将贺年卡投入到邮筒中，日本邮局能够保证在元旦这天将贺卡送到收信人家里。日本有很多离岛，即便是这些离岛的邮件，如果在12月24日之前投出，那么元旦这天一早也能听到门前信箱中发出的沉闷却让人愉快的声响：是几位、几十位甚至几百位朋友，将新一年的祝贺及对旧年的回顾，写在明信片贺卡上，发了过来。

　　笔者回国快二十年，仍能在元旦前收到各种贺年卡。这些贺卡零零散散地发了过来，静静地躺在信箱中，年底每天打开楼下信箱的时候，看到那些用自家打印机打印或者手写的贺卡，如同依旧生活在日本，怀念远去的日子。

　　只是2020年收到的相关明信片让人唏嘘不已。

　　因为新冠，太多的日本朋友已经半年多没有认真去公司上班了。日本的人均住宅面积并不小，但大部分家庭不能保证让一家之主在家里有个单独的办公房间。突然一对男女，或者一对夫妇带着一两个孩子天天宅在家里，并无各自独立的房间，很多家庭感觉非常不适应。

　　亲属之间在一起的时间增多后，矛盾也多了起来，不便于在家里发火的话，就对外部，尤其是对日本之外的世界持特别尖锐的批评态度。

　　在笔者的印象里，日本社会从来没有像2020年这样憋气、窘迫过，这样不宽容。

　　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战疫

　　新冠疫情自然是日本在2020年全年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到2020年年底，尽管日本在东亚国家中的表现乏善可陈，仅12月24日一天就有3729人确诊（总确诊人数为20万8889人），死亡53人（总人数为3122人）。当然，如果和美国（确诊1846.6万人，死亡32.6万人）、印度（确诊1012万人，死亡14.7万人）比，日本算是不错的。

　　资料来源：2020年12月25日《朝日新闻》

　　日本的最大特点是，特别早地宣布了对新冠疫情的胜利，却没有想到在年底会遭遇如此悲惨的结果。

　　5月25日，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解除了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在见记者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地说：之所以能战胜新冠疫情，“是日本模式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要知道，5月25日到6月24日之间，日本虽然每天依旧有数十人确诊，但总体情况比较稳定，尤其是重症患者很少，死亡人数到8月中旬也只是每天数人。

　　进入2020年2月以后，日本连续派包机从武汉接侨民回国，近千名从武汉回去的日本人基本没有严密的隔离措施，但几乎没有从武汉回去的侨民、侨民家属将疫情传染给日本国内人士的情况。不隔离，不引进健康码，更不封城，日本要用媒体的透明、行政的高效、防疫体制严丝合缝来走出一条独特的战疫之路，安倍称之为“日本模式”。

　　但是，4月15日为顶峰的第一波疫情过去后，比第一波疫情要高出许多的第二波疫情高峰在8月6日前后到来。这样一来，安倍首相不能再谈日本模式，眼看着不能采取有效的防疫对策，安倍能够选择的也只有辞职，寻找一个可以保持荣誉的辞职方式。很快，安倍以溃疡性结肠炎复发为由，精神饱满、步履平稳地走出首相府，宣布辞去了首相职务。

　　9月16日接替安倍的菅义伟首相，比较平稳地度过了10月，到了11月中旬，眼看着疫情一天天地严峻起来，却不是采取积极的应对疫情的政策，而是要让经济迅速复兴，推动民众外出旅游——哪怕每天新增确诊病人超过2000人，“GoTo”旅游运动也要毫不迟疑地推动，一直到12月下旬才最终宣告“暂时”停止。而12月底的日本一天出现超过3000名确诊人数已非大事，大家似乎习以为常了。

　　政治责任在哪里？行政效率如何评说？媒体对疫情确实公开透明，但对政治一味迎合。疫情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的深重影响、社会制度的严重疲劳，这些已经无人去关心、议论。

　　权力的绝对与“禅让”

　　2012年12月开始登上内阁首相地位的安倍晋三，将首相工作做到了2020年9月15日，加上2006年以后安倍做过一年的首相，他成为了日本宪政史上担任首相时间最长、连续做首相时间最长的第一人。

　　长期执政，让日本国家机关基本上围着安倍一人转。安倍执政期间，除了未能完成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为此不保有军队，不承认与其他国家的交战权——之外，军队的合法化、出国与国外军队联合作战、对外宣布战争的权力已经基本通过立法的方式，在日本法理上具有了现实的合法性。

　　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日本能否在感觉到某种危机后，先发制人地攻击敌国军事基地？换句话说，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日本如何能率先发动对外战争，这个课题安倍交给了他的继承人菅义伟。不过菅首相未能在2020年完成相关立法，目前看来今后实现这个立法也依旧困难。

　　安倍的绝对权力体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诸多矛盾。这里不谈2016年开始发酵的森友学园问题、2017年开始丑闻化的加计学园问题，2020年日本媒体反复报道了安倍秘书利用国家的赏樱会，将国家表彰先进代表，增进与美国等国家友谊的这一重要活动，变成为安倍及其心腹助选的工具，安倍花巨资请从选区来东京的铁杆粉丝吃饭，贿选的色彩十分浓厚。政府机关的官员，明知安倍将国家项目转变为自民党选举的工具，却无人谏言，如此持续了数年，直到2020年媒体热议后，情况才开始出现转变。

　　绝对政权带来的一个很大特点是能够由个人决定下任首相人选。安倍在9月将党及国家的权力留给了菅，菅仅仅通过党内选举、议会内部的推选，就能当上首相。资本主义的民选议政制度在安倍时代其功能已丧失殆尽。

　　而权力“禅让”，必然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比如出现政治或行政上的巨大失败。未经过民意选举的菅内阁，很快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暴露出极度无策的缺陷，疫情越严重，却越要推行鼓励外出旅游的相关活动。12月以后的疫情让民众对菅内阁的期待很快就变成了失望。

　　疫情阻滞了经济、教育的发展

　　2020年12月6日，日本从澳大利亚的沙漠上回收了2014年12月3日发射的卫星“隼鸟2号”。

　　日本在澳大利亚沙漠上收回了“隼鸟”卫星。（图/JAXA）

　　和其他国家比较充裕的宇宙开发预算比，日本在经济失落了二十余年的情况下，从事宇宙开发只能选小型卫星，在宇宙中找小行星来做相关实验。日本探查卫星取名为“隼鸟”也是显示了卫星本身的小巧。

　　在飞行了几十亿公里后，顺利飞回来，投下在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大的小行星上采集的沙粒，接着去执行其他任务，日本的宇宙探索走出了节省经费，获取较多科研成果的新路。“隼鸟”为日本在2024年发射探查火星的卫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获得了科学上的成功，但经济在2020年的处境却非常艰难。

　　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尚未受到太多新冠疫情的影响，但进入第二季度后，经济开始断崖般下跌，按年率算出现了27.7%的下滑，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第三季度在严重下滑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按年率算有22.7%的恢复，但依旧不能让经济看到希望。第四季度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但从疫情要比第二季度前后严重很多这个情况来看，经济上的下滑也会相当惨重，而且会直接影响2021年的经济。

　　大学教育也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日本2020年的招生工作是在疫情爆发前的4月1日前完成的，之后出现了两波疫情，而且一次比一次影响大。各大学采取在线教育的方式，但如果是在线教育，人们更愿意选择大城市的学校，选择名校，因此日本大量私立大学在2020年未招满学生。

　　同时，因为疫情的影响，家庭收入减少的家庭难以继续为孩子提供学费。疫情爆发后，学生打工维持学业也变得困难起来，数千名学生申请退学或休学，这给大学经营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在大学生不能靠打工维持学业的背后，是大量的社会上的临时工、短工被缩减了劳动时间。尽管日本是个相当富裕的社会，但在2020年饿肚子的人急剧增多，许多人不得不去食品银行（超市或家庭中将快要过期的罐头等食品拿到这里，供贫穷的人免费拿走）申请食物。从厚生劳动省发表的相关数字来看，截至2020年11月，日本自杀人数比去年同期出现了增加的势头，女性自杀数量的增幅尤其大。

　　对疫情的无策，让疫情愈发拉垮了日本经济，严重影响了教育，日本社会中的贫富悬殊问题、绝对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了起来。社会中的不满需要找一个发泄的地方。

　　执政的自民党牢牢掌控着报纸杂志及广播电视媒体，民众自由发声的地方主要在自媒体。现在自媒体对舆论的影响开始超越了以往，舆论变得非常情绪化，在不能批评国内政治的时候，最好的攻击对象便是地位相对弱势的外国人、普通人并不熟悉的外国媒体及地理上与日本比较接近的外国政府。

　　与世界隔绝中的厌韩厌华情绪

　　2020年的日本在与外界的交往上，一个较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人员上的隔绝。

　　在战后阶段，不断有军人复员回到日本，在殖民地生活的日本人也先后回来，带来了大量的外国文化，数十万外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日本经济复苏后，大量人员外出学习工作，与国外的交往从未出现隔绝。直到新冠疫情蔓延，出现大量本土病例后，日本人不再出国，外国人也很难进入日本。

　　从JTB综合研究所在2020年12月发布的访日人数看，2020年5月-10月，韩国及中国的访日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近100%，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只有上一年的1%的人来日本访问。

　　图片来源：JTB综合研究所

　　日本记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大介将2020年的日本特点归纳为“不宽容与分断”。新冠拉开了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分断阻碍了日本与外部的交流，舆论将希望寄托在政权的延续上，在延续中获得某种有效的统治能力，以让日本走出经济上的失落。但人们最终看到的却只是安倍及菅在新冠防控上的严重不足，安倍长期政权留下了森友、加计及赏樱会等系列负遗产，想走上一条新路，对日本来说并不容易。

　　日本舆论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无非是将韩国描绘成极度无理取闹的国家，认为和这样的国家几乎没有交涉的余地。谈中国谈得最多的问题是领土，炒作领土危机、南海危机，没有相关新闻的话，就道听途说地炒作中国少数民族问题。

　　从日本相关机构对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将近9成的日本人对中国不保有好感，尤其是看中国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而日本每况愈下，这些人对中国愈发不具有好感，不承认中国的战疫方式，完全不谈从中国吸取一定的抗疫经验。

　　媒体愈发强调中国在新冠刚刚出现时封城中出现的各种抽象问题，至于今天中国网格式地对疫情进行管理、在发生疫情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行动会受到限制等，日本民众几乎毫不知情。2020年2月、3月中国疫情比较严重时，还有不少日本人积极支援了中国的抗疫；但到日本情况危急时，中国反过来支援日本，这些信息日本却报道得非常少。

　　在对待韩国的态度上，日本一直非常强硬，断然拒绝和韩国的交涉，日韩关系在2020年进入战后最为紧张的阶段。

　　如果没有疫情，中日民间尚能往来，疫情阻断了日本与外国的往来后，厌韩厌华情绪在2021年恐将更加阻碍日本与周边国家感情的恢复，日本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今后解决起来也会愈发困难。而失去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日本也将愈发处于不安及缺少信心的状态中。